第八章 发展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2011年本科生秋季课程发展社会学主讲人：狄金华第八章市场转型与社会发展（1978—）第一节当代的中国社会转型第二节市场转型理论第一节当代的中国社会转型一、农村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发展1、1979年至1984年由于国家在“五五”和“六五”计划期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所必须的原始积累，于是就必然会出现改革：一方面必然进入国际市场实现大规模交换，并且按照市场规律调整经济结构；这就是中国70年代提出“引进外资”、80年代提出“市场取向”、90年代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的客观背景。另一方面，代表产业自身发展要求的部门或集团也必然会对原来制度框架内部不能实现其利益要求的内容进行重构；这就是我们先后出现“财政甩包袱”、“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以及“行业垄断”加强、贫富分化加剧等各种变化的原因。随之，当然会导致产业结构改变和社会制度的重构。以1978年底和1979年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克服了“两个凡是”思想，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至1984年农业全面高速增长、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人们称之为“黄金阶段”。①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增加为4亿吨,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供给短缺”问题；②在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亿亩的情况下,调整产品结构,棉、油、糖等经济作物大幅度增加；③畜牧业、水产业同步快速发展,市场供应大大改善；④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年均纯收入在两位数以上；⑤社队企业有了新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业转移,社队企业易名为“乡镇企业”。这一阶段农业高速发展和农村重大变化的原因有五:一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50%),加上实行“超购加价”政策(加价30%-50%),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由安徽凤阳小岗村带头推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引进的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化肥厂投产,提供了大量化肥。四是科技的作用,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与杂交玉米品种。五是多年积累起来的“老本”,包括“大跃进”中兴修的水利工程以及“文化革命”中农业学大寨修筑的农田基本建设。2、1985年至1992年由于1984年农业大丰收,出现了卖粮难以及收购粮食“打白条”问题,被认为是“超常规发展”带来“低水平过剩”,导致了农产品统购与派购制度的改革。其基本动因是由于实行“超购加价”政策造成了财政压力加大。这一改革是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走向市场的重大突破。作为第一步对粮、棉、油、糖等一类统购的大宗农产品实行“双轨制”,即“合同定购”与“市场议购”两部分,也就是“死一块,活一块”;对畜产品、水产品等二类派购的农产品全部实行“市场议购”。这一政策的实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大进展,一方面放开走向市场的部分农产品继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实行“合同定购”的粮食,由于实行“倒三七”价格(即30%是超购加价,70%是定购价),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特别是新商品粮地区和“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信贷),使当年的粮食产量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0%,随即出现了粮食生产的徘徊。①为防止粮食滑坡,实行了微调政策,把“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强调农民生产粮食既是任务又是义务,并采取适当提高定购价格以及定购粮食与化肥、柴油、预购定金“三挂钩”政策,使粮食产量出现一些恢复性的增长。②乡镇企业在中央三年“整顿治理”(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工农业失衡和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失衡)中受到抑制,特别是信贷零增长,尤其是指责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舆论,严重影响了乡镇企业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零增长。③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下降,1989—1991年连续三年年均增长只有1.7%,其中,1990年为负0.7%,跌入低谷。④放开农产品销售价格,1991—1992两年两次提高城市粮食销售价格,实现了购销同价,结束了近四十年粮食统销的历史,取消了粮票,缓解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与城市销售价格不变而增加财政补贴支出之间的矛盾。⑤在总结广西宜山三岔乡建立村民委员会经验的基础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推行村民自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开创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⑥推行生态农业建设,对抑制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原退化严重。3、1993年至2003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市场经济“姓社”与“姓资”的认识问题,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上对粮食两次大幅度提高价格,粮食产量大幅增加。1996年粮食产量达到5亿吨,创历史最高水平。1998年达到5.1亿吨,又创历史新高。但是从1999年至2003年,强调调整产业结构,连续五年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人均占有量下降,出现了新的徘徊波动。①在1998年粮食丰收以后,放开了收购价格,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收购资金封闭运行、顺价销售”三项政策和一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使粮食库存大幅上升,财政补贴数量大量增加。②“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吸纳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③实行退耕还林和还草政策,防止了新的水土流失,为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发挥了良好的作用。④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生产链,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特别是在畜牧与水产业方面进展较快。⑤在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流失严重,出现了失地农民,引起农民的不满。⑥在整顿金融秩序中,取缔了合作基金会,信用社不再成为农民的合作组织,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民贷款难问题加剧。⑦农民负担日益严重,为控制“三提五统”费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实行预算制、审计制及负担监督卡,但收效甚微,而且还增加了管理成本。这个阶段,农村改革滞缓,农村经济波动较大,城乡差别拉大,“三农”问题突出。4、2003年至2007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三农”工作是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以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系列方针。自2004年起连续发了五个新的“中央一号文件”,旨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因此连续四年增产,农民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①在“费改税”的基础上,取消农业两税和“三提五统”费,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仅此,农民即增收1250亿元。②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6年覆盖面达到40%,2007年达到80%。④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费试点。⑤取消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政策,努力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⑥对粮食实行直补与农机、良种、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⑦加强对耕作土地“农转非”的控制,以18亿亩为红线,将土地出让金纳入预算管理,对省级政府实行土地“农转非”指标管理。⑧增加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改善生态环境建设。⑨加强扶贫工作的力度,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2.5亿下降为2100万。⑩开展户籍制度试点工作改革,致力于城乡居民户口的统一。○11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专业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等合作组织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把“三农”工作纳入统筹城乡发展的大战略之中,使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农民的弱势地位出现了良好的开端。二、城市市场转型与城市社会发展1997年与中国城市市场转型思路：1997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了通货紧缩教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记得是98年1月份，外贸给中国经济提供的增长是1%不到，一把手批示抓紧时间拉动内需。鼓励高校扩招，让高校成为“就业蓄水池”，这是为了防止经济下滑。这样的政策导向导致高校盲目扩招。第一阶段是中央拿钱鼓励扩招，第二阶段倒好，各级政府迫不及待扩招，拿学校来“搞房地产”。思想——新左派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代表的亚洲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亚洲左派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较大发展的社会原因。20世纪90年代，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思路，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措施，大幅度开放金融市场。结果，工业投资下降而金融投机热钱猛增，1996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从泰国蔓延开来，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均遭重创，也波及韩国。这次危机极大地损害了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并进一步恶化了贫困阶层的状况。在这次危机前后，亚洲左派逐渐从此前的阴影中走出来，并直至今天一直在发展壮大，其中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菲律宾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毛)的力量发展最引人关注。政权合法性在1978年的改革时，“不争论”——是放弃主义之争，转向以经济的发展建设为政权合法性建设。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在改革初期被巧妙地回避，这就是“不争论”方针的意义。回避基本矛盾的社会条件是经济的繁荣，繁荣的条件是体制转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潜力，并造成了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掩盖了权力资本扩张的不合法性。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在中国成为政权合法性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到了1998年上半年，亚洲各国进入负增长，我国报纸文章反而连篇累牍，不仅要“力争”8%，而且要“力保”8%的根本原因所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的。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第二节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化“市场转型”理论的宏观背景市场转型理论的内容对中国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市场转型”理论的宏观背景对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兴趣的增加与社会主义研究中研究范式的转变有关。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西方社会科学中一个最基本的灵感来源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而对社会主义及其转型的认识，则成为近二三十年来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在上个世纪80年代苏东和中国开始发生巨大社会变革之前，支配西方社会科学对东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是全能主义和现代化两种理论范式。全能主义范式认为，全能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涉及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全能主义看来，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第二个特征可以称为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现代化理论范式则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和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变革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既不像全能主义范式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全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范式受到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探索新的理论范式的工作开始了，这就是后来逐渐形成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范式以经济行为是嵌入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一基本假设为基础的，它考察像家庭和亲属制度这样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像国家、工会和厂商这样的正式组织是如何塑造市场的。在经济学领域中，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Kornai)在这方面作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用“短缺经济”和“预算软约束”两个核心概念成功的解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独特的经济运行过程，从而将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象的研究引入到了主流经济学当中。在社会学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则开始于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