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概论论文

中华文化概论论文明孝陵政治资源价值的历史变迁院系：商学院专业：会计学学号：姓名：提交日期：2012年5月14日姓名成绩中文摘要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也是我国现存建筑规模最大的几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经过六百年的风雨沧桑，虽然明孝陵建于明代的地面木结构建筑已经湮灭殆尽，但大金门、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亭、方城等砖石结构建筑和神道石刻，还有清代以来重建或修缮的孝陵殿、碑殿、文武方门等建筑依然保存了下来。这些文化遗存保证了明孝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是研究我国帝陵制度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明孝陵的资源价值和环境价值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资源价值含义可包括历史资源价值和文化资源价值。今天，明孝陵以其文化资源价值为世人瞩目，但自建陵之初直到近代，明孝陵则主要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发生影响、显示价值。本文主要就明孝陵政治资源价值的这种历史变迁过程试为缕述。关键词:明孝陵;形象设计;形象推广;形象维护明孝陵政治资源价值的历史变迁张昱哲（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2010级会计二班225300）1绪论明孝陵的政治资源价值体现在它不但自建成之日起就成为明王朝王权的象征，而且还在于当时人认为它是“龙脉”所在，关乎“王气”，关乎大明王朝的治乱兴衰。2明孝陵的历史地位2.1明孝陵的皇权象征地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确认明孝陵王权象征地位的活动不外乎祭祀和谒陵。洪武十五年（1382），孝慈皇后马氏去世并葬入孝陵，第二年孝陵殿刚建成，朱元璋便“命皇太子以牲醴致祭”，祝文说“园陵始营，祭享之仪未具。今礼殿既成，奉安神位，谨用祭告”（1）。此次致祭是为了安放马皇后神主，也是明孝陵祭祀的开始，唯其时祭仪只是草具规模。建文帝时祭祀典礼仪则已经比较完备，建文帝朱允炆和成祖朱棣还曾躬祭孝陵。此后的明朝皇帝只有武宗于正德十五年祭谒明孝陵，但那只是为了在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后炫耀武功，举行献俘仪式。弘光皇帝登基前也曾到明孝陵祭告，那时已经是明王朝的尾声了。（2）作为王权的象征，明王朝自然不允许对明孝陵有任何损坏或不敬。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就下令，“车马过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孝陵防守、巡视、监督皆有定制。《明孝陵志•守缮》载：“孝陵防守，外则孝陵卫，内则神宫监。治民之吏，有令史、典史、所司吏。孝陵卫军，为亲军卫指挥使司，听南京中军都督府节制。有士卒五千六百名。其后稍有增损，要以专护陵寝为事。……卫、监守护以外，南京守备官当不时巡视。锦衣卫每季亦委百户等巡禁樵采。南京太常寺每月督令铺排、厨役打扫。陵禁甚严，擅入陵门者仗。谋毁山陵者为大逆，盗大祀神御物者为大不敬。二者皆在十恶之科。”后来明王朝国势日弱，内忧外患不断，也就渐渐无暇顾及明孝陵了，制度崩坏在所难免，“年久迹湮，法弛人玩，或过陵不敬，或翦伐树株，或开窑烧造，或采取土石。因而凿伤龙脉，妨碍风水。巡缉官军，足迹不至。晨昏洒扫，视为虚文”。2.2明孝陵在百姓中的地位以天人感应的思想为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中星象占卜、风水堪舆等诸多神秘思想颇为流行，成为王侯将相和平民百姓的普遍信仰。朱元璋出身平民，也深受这种神秘思想影响。明人朱国祯说“国朝最重天文”，朱元璋曾说：“朕自起兵以来，与善推步者仰观天象二十有三年矣。”（3）他对星象推步甚为遵信，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向陈友谅主动出击。刘基对将士说：“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朱元璋也说：“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遂师发龙湾。明洪武十六年（1383）二月，月犯毕宿，占书中以此天象为“有边兵之急”的征兆（4），次日，太祖即遣使谕辽东都指挥，当严加号令，多方警备，且运米四十万石渡海，又发步骑数十万屯驻北平、真定等处，并示知凡此“皆为天象之故”（5）。直到晚年，他还经常将星象所主吉凶弛谕边防大将和藩国诸王。（6）星象占卜与风水堪舆等同属一个信仰系统，为给明孝陵选择一块“风水宝地”，朱元璋还与刘基、徐达、汤和亲至钟山查看，“定寝穴，各志其处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之所以将陵址选在钟山，刘基认为是因为其地为古今“三大行龙”的“南龙”。确定明孝陵的“龙脉”地位，是确认明王朝的正统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修建南京城也是为了“加强这种神秘性与维护政府所在的威严而设计的”。3学者对明孝陵地位的看法还有研究者认为，明孝陵建筑是按照“北斗七星”的样式而规划设计的，如果这种论点能够成立，无疑就为说明当时人对明孝陵的“龙脉”信仰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贺云翱认为，明孝陵主体从大金门经神道直到宝城，其布局约呈北斗星状。向阳鸣认为，斗身和斗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大金门、神道望柱、棂星门、御河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夏玉润则认为,明孝陵为“斗极”布局，以碑楼、望柱、棂星门、金水桥、陵宫门（文武方门）、享殿、明楼等七种建筑代表“北斗七星”，而以长眠在宝城内的地下建筑——玄宫中的朱元璋，代表“北极星”，手持“斗柄”。李仕瀓认为，如果以大金门和碑亭、望柱、棂星门、金水桥、陵宫中门、享殿、宝城（宝顶），对应天恒、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这北斗七星，则可对“北斗七星”布局的说法提出两点质疑，一是，宝顶对应的是在风水学上北斗七星中最凶险的摇光星，朱元璋不会如此安排；二是，孙权墓恰在“天帝之车”斗（魁）里，而朱元璋则把自己安排在“天帝之车”的车把（杓）前方，当个车夫，这也不合理。综合以上看法，以夏玉润观点为较胜，以宝城为“极”，以明楼为“斗柄”的第一颗星“摇光”，也不用“斗为帝车”的说法，就可以回答以上两点质疑。只是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为永乐十一年（1413）所立，碑亭建造大约也在同时。如果明孝陵在建造之初就采取“北斗七星”规划，当时应该以大金门为北斗的“天恒”。当然，“明孝陵的布局与北斗七星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别有含义，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去研究”（7）。4古代明孝陵地位的变迁明孝陵作为王权象征的地位随国势强弱而消长，其作为“龙脉”的地位本该也是如此。可是明末国势衰微，皇帝对“龙脉”却特别重视起来，崇祯皇帝于十四年（1641）特地召阁臣及勋戚等多人入宫询问皇陵事宜，并命成国公朱纯臣、新乐侯刘文炳、礼部尚书林欲楫三人“特往南京孝陵，会同奉祀及守备、神宫监、礼部、礼科察勘附陵三十里及龙脉经行处，并左、右砂水，俱不许开石烧灰。凡新添窑房，悉行拆毁。树木桩楂，或宜移去，或宜栽补，俱详察便宜行。至泗州祖陵、凤阳皇陵，一并严行踏勘。如有势豪大姓把持，立行参奏治罪”（8）。五月，就在明孝陵立了严禁“凿伤龙脉，妨碍风水”的禁约碑。当时明王朝已危如累卵，拿“龙脉”做文章颇有急病乱求医的味道。更有甚者，稳固本朝“龙脉”的同时还要破坏敌方的“龙脉”。前此因清人克取辽东，疑为金代陵寝气旺所至（努尔哈赤以大金为国号，史称后金），故将位于房山县金代帝陵后之地脉掘断，又因皇太极于崇祯二年举兵入犯关内时，尝遣王、贝勒、大臣往祭房山的金太祖、世宗皇陵，明人复将陵前石柱等拆毁，改建关帝庙，以求镇压风水（9）。体现明孝陵政治资源价值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它与“灾异”和“祥瑞”有关，是天人感应的媒介。清人所撰《明史》对“占应”之说好像颇不以为然，故削去不载，只保留了灾祥的内容，列举了许多明孝陵发生的“震雷”、“恒风”、“地震”等灾异（10）。明人对自己所亲历的“灾异”的看法恐怕与清人不同。《明史》云崇祯十七年“三月辛丑，孝陵夜有哭声，亦鼓妖也”（11），并没有述及事应。而当时人张藐山则叹曰：“虽讹言，亦其应也。往钟山佳气，郁葱勃翠，朝夕殊状，父老谓今日减色。”（12）他是把孝陵“夜哭”看作是明末大乱之应的。李业嗣为李纯甫所作墓志铭称李纯甫其时以京营指挥使出卫孝陵，在寝所“闻孝陵夜哭。辄起束带坐，唯与大司马史公言之。谓留京国命所基，宜豫为之备。未几，闻三月十九日之变”（13）。这是以孝陵“夜哭”为明朝天子失国丧命之兆。明亡之后，明孝陵继续作为一种政治资源体现价值。“遗民心系故国，无所放其意，则望陵凭吊，欲以创钜痛深之蕴诉之九渊，冀后人有因以喻其心者。若顾炎武之七谒，屈大均三谒。尤志士所深悲云”，明孝陵是明遗民凭吊徘徊之地。清廷为了平定人心，顺治元年便遣大臣谒祭明孝陵，康熙皇帝于二十三年（1684）南巡，更是亲谒明孝陵，行三跪九叩头礼。此后康熙五次南巡，有四次亲自谒陵。乾隆皇帝“绍承家法礼前王”，六次下江南皆亲谒明孝陵。洪秀全攻占南京后祭谒明孝陵，祭文云：“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腥膻，种族沦亡二百年矣。”他祭谒明孝陵的用意在于表明自己才是华夏正统。1912年2月15日，中华民国成立不久，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率政府官员谒祭明孝陵，祭文称“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认为推翻清政府的民族革命是继承了朱元璋推翻元异族政权的遗意。5明孝陵的现实政治价值当代社会，明孝陵的政治资源价值已经淡化，其近代以前不受重视的文化资源价值得以突显。现代，“文化”的概念已由爱德华•泰勒所谓的“最复杂的整体”趋向一种符号学的解释。如果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那么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意义之网，而对文化的分析和研究就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14）。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阻碍，还是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依靠文化，人类才能形成自我认同，我们的文化价值决定了我们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满足感。我们只有通过各个角度的具体分析和论证，才能对文化的意义有更全面透彻的认识。2003年7月3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审议，明孝陵以其独有的建筑体制、极高的历史地位、永恒的文化价值、完整的空间序列、优良的生存环境和周全的保护体系赢得全票赞成，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启了明孝陵文化传播的世界之门。当然，明孝陵的文化资源价值和政治资源价值并不是矛盾的，尤其在当代，它们还可以是相互促进的。明孝陵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连接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华裔的精神纽带，“中国遗产的独特、丰富、多样，它的时空分布，它所禀赋的历史内涵、文化和精神内涵、家国和乡土内涵”无不构成对他们的感召力，激发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这样，遗产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意义，表现为国内层面，这就是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问题。在国际层面，遗产的文化－政治意义则表现在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在现代世界，“文化”与“领土”、“政治制度”一起是构成国家利益和完整性的三要素，文化已成为捍卫国家安全、发展国家利益的软实力。明孝陵政治资源价值的历史变迁过程深植于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价值体系的变迁，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有利于从另一侧面勾划出中国文化的变迁足迹。如果我们我们承认柯林伍德的说法——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那么这种研究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当然，不独明孝陵，其他许多文化遗存的政治资源价值有着相似的历史变迁过程，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必将加深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注释（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礼志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2－1473页。（2）具体祭祀礼仪及事例可参考搜集材料颇为详备的《明孝陵志》，《明孝陵志新编》在原著基础上增加了部分注释，可参看王焕镳：《明孝陵志》，钟山书局，1934年，第28－49页。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59页。（3）《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4）（唐）李淳风：《乙巳占》卷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第32－33页。参考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9页。（5）《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二。（6）《明太祖实录》卷九；《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十七年，太阴数犯上将，上忧之。谕徐达还朝。十二月，徐达有疾。”（明）谈迁《国榷》卷十：“（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戊午）太白经天，传谕晋王、燕王诸将巡逻塞外。”又“（洪武三十年四月辛卯）敕晋王、燕王曰：‘近占天象，胡当寇边。’”（7）（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一“钟山”条。（8）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