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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作家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北平、上海等地的一些青年作家，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李辉英等人，怀着对故土的深切思念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以粗犷的风格表现出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这批作家一般被称为“东北作家群”。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另有悄吟，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出生于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新文学作品，受此影响，1930年离家出走，以反抗包办婚姻。1932年结识萧军，同时开始创作生涯。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赴香港。1934年到上海，结识鲁迅。萧红与萧军两人合著的短篇小说集《跋涉》萧红、萧军在东北的生活异常困难，靠做家庭教师和朋友接济勉强度日。两人与当地的一些文学青年如罗烽、白朗、舒群、金剑啸来往逐渐密切，萧红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活动。1933年，二萧以三郎、悄吟的笔名出版了他们合著的《跋涉》。萧红登上文坛，得力于鲁迅的提携。她的成名作《生死场》，与萧军《八月的乡村》、叶紫《丰收》作为奴隶丛书出版，二萧造成的轰动，也引起了文坛对“东北作家群”的关注。《生死场》展现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村生活图景，由于作品后几章从侧面叙述了革命军的抗日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因而受到左翼文坛的高度肯定。不过，阶级性、民族性等因素的考量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生死场》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超越时代的对人的精神状态与生命意志的关注。在这个东北村镇中，“蛙鸣振碎人人的寂寞；蚊虫骚扰着不能停息”，人们在与自然的威力及田主的压榨的对抗中轮回，只是“忙着生，忙着死”，食色这两种基本的人生欲望填满了生活的全部。赵三、王婆，金枝、成业等村人，千百年如一日地生活，日常几乎没有一点如意的地方，而又看不到希望，所以脾气暴躁，举止粗野。虽然这股怨气孕育着反抗的契机，但历史与现实那双重的束缚和压迫所造成人们的愚昧、保守、冷漠、自私，使得他们又无从反抗——可以这样说，心灵的荒凉造成他们从来没有思考出路的思想资源，而精神的麻木又让他们丧失寻找出路的持续动力。这片黑土地上的生活沉闷如此，社会停滞如斯，改变的契机到底在哪？人类生息的秘密或许也正在于此，那就是可以并无目的，但永不停息地反抗现实。在萧红笔下，这些苦难的人们在愚昧、冷漠的另一面，还表现出生命的坚韧与顽强。王婆几度改嫁，是一个受尽磨难的女人，然而反抗的意志从未灭绝：当加租的消息传来，她坚定地支持丈夫参加“镰刀会”；侵略者占据家乡的时候，她又义无反顾地鼓励女儿参加义勇军。甚至那个窝囊的二里半，最后也抛下相依为命的老羊，走上了前方。对这些人来说，反抗侵略者，出自朴素的爱国感情，更出自简单的生活欲望，而正是后者显示了东北人民生命意志的强悍。鲁迅在称赞《生死场》表现“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的生命的强力的同时，也指出它“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的特点，而且“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1]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1936年，二萧感情出现裂痕，并在1938年最终分手。改年被认为是萧红创作前后期的分界点。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萧红、萧军与许广平、周海婴在鲁迅墓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1940年初，他们共赴香港。这年年底，萧红完成了《呼兰河传》。她本来身体虚弱，寂寞更加深了肺结核病，最终于1942年1月22日逝于香港。萧红逝世前，略有精神时，曾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呼兰河传》展现了北方小城单调的美丽，北方人民的淳朴善良，整体上是以感伤的抒情风致取胜，所以茅盾将之誉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1]。在萧红的笔下，风景也就是风情，所以呼兰河的四时风物，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习俗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获得了生命的活力。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的庙会，这些地方风俗在小说中得到了详尽的描述。[1]茅盾：《〈呼兰河传〉序》，萧红：《呼兰河传》，上海寰星书店1947年版。《呼兰河传》以极为细腻的笔调书写作者记忆中的家乡，最有冲击力的部分，无疑是小说所描述的几个人物的生活与命运。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一个十二岁的“脸长得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小姑娘，就因为“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不懂得所谓规矩，先遭婆婆连续毒打，然后在并无怎样恶意的邻人热心贡献的各色整治方案下送掉性命；有二伯自小孤苦，偶尔干点小偷小摸的事情，也算勤勤恳恳，然而打了一辈子光棍，就没有个风光的时候，最后老了，在无尽的鸡毛蒜皮的抱怨中“恨恨而死”；冯歪嘴子家贫，偷偷地在磨房里结婚生子，吃尽周围人的冷眼，然而始终乐观，在寂寞中守着孩子艰难度日。这些文字不仅指向现实，批判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更指向历史甚至人的存在层面，反省国民文化性格乃至人性的偏颇。关于团圆媳妇的描写，许多地方显得意味深长。如她的婆婆对自己施暴的解释，讲述异常平静，不仅显示缺乏基本的同情心，善恶不分，那种完全在理的神气，更显得传统伦理思想对她影响之深，以至于连正常的是非也不能分辨。再如众人围观团圆媳妇洗澡驱鬼的描写：当她在热水中挣扎的时候，大家有如鲁迅笔下的看客，兴奋到狂叫，而当她昏死过去以后，竟然又七手八脚地抢救。这固然是出于迷信、愚昧，其实也出于一种人性的恶，那种嗜血的、对超乎寻常经验的事物的狂热。《呼兰河传》中的国民性批判，深刻如此，可见萧红显然是有意经营，所以开篇对呼兰河地方风土的描写，就时时穿插这样的思索。小说第一章中花费许多笔墨叙述的大泥坑，在许多令人莞尔的细节中婉转地给出了她个人化的评判，像最后总结它“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说法就是极为淘气的口吻：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萧红故居除祖父外，萧红在幼时很少得到关爱，于是“后花园”就成为童年萧红排遣孤独的乐园。在这片其实并不算大的天地中，童年萧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使她暂时得以忘记遭受亲人忽视、厌恶、惩罚的痛苦，并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自在自由。童年的后花园是成年萧红的精神家园萧红后期的两个篇幅稍长的小说《旷野的呼喊》与《小城三月》，在主题与风格两方面都仿佛《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的缩写版：前者对“北中国”大风的渲染，透着生命的强力；而后者对翠姨爱情故事的叙述，也批判了束缚个性的旧礼教，从而再次肯定了自由。团圆媳妇的婆婆陈词：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那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那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的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功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是打狠了一点，全身也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青子给她擦上了。也没有肿得怎样高，也就是十天半月就好了。团圆媳妇“洗澡驱鬼”的场面：很快的小团圆媳妇就被抬进大缸里去。大缸里满是热水。是滚热的热水。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往她的头上浇。不一会，浇得满脸通红，她再也不能够挣扎了，她安稳的在大缸里边站着，她再不往外边跳了，大缸她觉得跳也跳不出来了。那大缸很大的，她站在里边仅仅的露着一个头。我再往大缸里一看，小团圆媳妇没有了。她倒在大缸里了。这时候，看热闹的人们，一声狂喊，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是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辽宁义县人，笔名另有三郎、田军等。“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他生前的这两句诗正是他人格的写照。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以短篇连缀的方式，描写一支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正面刻画了陈柱司令、铁鹰队长、李三弟等游击队员等农民形象，风格刚猛遒劲，带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受当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如法捷耶夫的《毁灭》的影响，以近似素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群集体英雄。萧军本人个性豪爽倔强，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往往都带一种“胡子气”，充满对现实的野性反抗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作者本人性情的一种投射。小说在当时影响颇大，它的书写内容也成为后来的游击战争小说往往沿用的题材：敌人的暴行、农民士兵的善良然而粗野以及作为点缀的田园风光。此后，萧军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中篇小说《涓涓》，长篇小说《第三代》。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去延安，一直到1945年冬，一直居于延安。在整风运动中，他表现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和魄力。他曾公开说：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1946年9月，萧军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哈尔滨。在担任《文化报》主编期间，与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主办的《生活报》发生争论，逐渐被排除出文化圈。1951年，萧军调至北京。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京平，辽宁昌图人。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32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两年后完成。抗战以后，辗转各地，创作了新一批作品。《鴜鹭湖的忧郁》用诗情笔调叙述东北人民的贫苦，在貌似平静的叙述背后，是穿透纸背的生的凄厉感；《遥远的风砂》与《浑河的激流》都在抗日题材下表现出东北特殊的风情。短篇小说集《憎恨》代表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仿佛一首叙事长诗，以东北草原首富丁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为经，以草原社会之内到外部世界的现实为纬，描绘出东北人民具有地域特色的独特心理气质和对生命的特殊感受，展现了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的追求，具有相当的文化批判色彩。小说体制宏伟，气势粗犷中带着温馨，虽不无意识形态倾向性，而强烈的个性化的抒情氛围，更具有摄人心魄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