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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7讲训诂简史了解训诂学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训诂学、振兴训诂学。训诂学历史源远流长，这里只作简要分析。一、先秦朝代——训诂萌芽期（一）训诂的产生我国训诂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萌芽。当时我国正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以汉族为主的各族文化蒸蒸日上，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地发展。但由于诸侯割据，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于是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加以今语和古语的不同，人们阅读古典文献，往往不容易理解，因此需要有人来为他们解释古今的异语和各地的方言，训诂就应运而生了。明代古音学家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序言里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古今南北之异造成了语言文字的分歧差异，这就需要人们去“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在先秦时期，这种工作是口头的，零散的，不系统的，个别的训释材料也散见于文献正文中，如《孟子·梁惠王下》：“畜君者，好君也。”《逸周书·谥法》：“和，会也；勤，劳也。”《庄子·让王》：“无财谓之贫。”还有一些训诂材料保存在解经性质的“传”“记”或“说”“解”之中，如《春秋》“三传”、《周易》“传”、《韩非子》“内外储说”、《管子》五“解”等，可见，训诂工作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并形成一定的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的训诂尚未尚未独立和系统化，它属于训诂的萌芽时期，它因思想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由语言的分化与文字的演变所引起。（二）训诂的形式与意义先秦训诂有如下一些形式：Ｐ202第一，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某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如《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带头端正自己，谁敢不端正呢？）Ｐ202第二，语文作者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哲理或政治主张。比如《左传》宣十二年叙述“邲之战”，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庄王建筑军营，积尸封土，以显示夸耀自己的武功。楚庄王不肯，在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武”的字形是从止从戈，说只有停止干戈才够得上称“武”。这里讲字形自然不是出于训诂学的目的，而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说文》“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故止戈为武。”于省武释“武”：“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以武器也。”按《说文》引用“止戈为武”的说法，但不一定就是正确说明了古人造字的原意。第三，同义词和解释古书字义。比如《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看不见的叫“夷”。听不见的叫“希”，抓不住的叫“微”。）因为“夷”“希”“微”是哲学上的术语，一般人不了解，便加以辨析说明。这固然不是出于训诂的目的，但与训诂相接近。Ｐ203以上种种，尽管目的不同，作用是相通的，都是从语言文字上给人以某种解释，训诂的实质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尽管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毕竟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训诂学最先出现，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只有训诂学是最适应社会需要的，所以训诂学首先萌芽了，到了战国末期，训诂已经由萌芽逐步发展了。二、两汉时期——训诂兴盛期真正的以解释文献语言为目的而进行系统的训诂工作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训诂家和训诂专著，这是训诂学的兴盛期。（一）兴盛的原因汉初，为了愈合长期战争的创伤，维护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恢复和繁荣文化得到了朝廷的重视，于是学者们开始搜集秦火流传下来的文献古籍。当时语言文字的变化也比较大，古文、籀文已成为古董，篆文也渐被简化了的隶书所替代。加以去古渐远，古音古义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需要注解才行，这就势必产生了训诂的要求。而且当时发明了纸，书写工具毛笔也在使用中不断地完善，这无疑也促进了训诂2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经学空前昌盛。特别是古文经和今文经之争，更是大大促进了训诂的发展。“今文经”就是用汉隶写成的儒家经典，多数靠口耳相传，不拘字词本身，而好发微言大义，治经重实用而轻学术，虽然也用“传”“说”“解”等书名，但实际上只是“为我所用”的义理推阐，很少有语言文字上的真正训诂。真正的语言文字训诂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是由古文经学推动的。“古文经”就是用先秦六国古文书写的而且在汉代逐渐被发现的一批儒家经典。如鲁恭王毁孔子宅发现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古文经中多古字古语，要明经义，必须先通晓文字，所以古文经学更偏重于识字考词，并且自觉地与传统的“小学”相结合，相互为用，使训诂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与今文经学相抗衡，让朝廷承认古文经学是真经学而列入学官，古文经学家们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语言文字和训诂注释研究工作，出现了一大批系统的训诂专著，从而使汉代的训诂工作空前兴盛。（二）兴盛的表现１、出现了一大批训诂家。著名的有毛亨、郑玄、许慎、扬雄、刘熙、孔安国、马融、贾逵、孔僖、高诱、服虔等。他们的讲经材料都是以训诂的形式出现的。２、出现了一大批训诂专著和注释书。就篡集和系统研究训诂材料的专书来说，汉代已有四部开创性的篡集专书，即《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这种专书训诂是在传注训诂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释义、探源和析形等训诂独立发展的结果。《尔雅》是最早的一部按事类编排的同训词典，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辑录，经过长时间的递相增益，汉初才完备。这部由儒家门徒缀辑古代诂训而成的专书，按事类分为十九篇，前三篇解释一般词语，后十六篇解释各种名物，往往将相关的归为一条，而用义界的方式分别加以解释。《尔雅》的贡献在于汇集和保存了先秦主要典籍中的常用词语及其训释，并加以归类整理，从而突破了随文释义“既通于此而不必尽通于彼”的局限，开创了词典式的工具书先例，为后代学人学习古代文献、继承古代遗产，特别是为注经传经提供了方便，因而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奉为训诂之祖，并擢为经书。《方言》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西汉扬雄著。全书搜集了二千三百多个词语，归为六百七十五条，以音义为线索，区分古今和方域的异同，并创造了一整套术语（如“通语”、“某地语”、“古今语”、“转语”等）加以表述，这种综合时空来研究语言的原则，以及以方言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的兼贯纵横的训诂方法，给后世训诂学带来了很大影响。特别是通过语音转变来考察词语，把不同的词用“语转”联系，说明它们是同一语音形式的变体，这种方法更直接地为后世训诂家所继承。刘熙的《释名》是一部用声训方法推求名源的专书，也是我国第一部语源学专著。他提出了“义类”说，重点揭示词语音义的来源，其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大致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牵强附会的解释。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是我们今天借以解读古代文献的重要训诂专著。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大量的注释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仅《诗经》，两汉列于学官的就有鲁、齐、韩三家，另外还有《毛诗》流传于民间。《诗经》的注释，西汉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毛诗》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其它儒家经书也各有数家乃至十多家注释同时行世，可见注释成果之丰。３、出现了各种训诂方法和术语传统的训诂方法如形训、声训、义训在汉代成熟。《说文》全书用分析字形来探求词义，《释名》从声音入手解释名字命名之因，《尔雅》用同义词、近义词来进行训释，并且形成了丰富的训诂术语，如《说文》用“象……之形”表示象形字，用“从某从某”表示会意字等。（三）兴盛期的特点西汉统治者尊崇儒术，在国家设立五经博士，当时人多为儒家经典作注释以阐述儒家思想观点。儒家以外的著作只注《老子》。《老子》之所以受到特殊礼遇，又与汉初曾经崇尚黄老有关。东汉注释范围比西汉扩大，内容涉及多方面，不限于注释儒家的经典和道家的《老子》，还包括《国语》、《战国策》、《史记》、3《汉书》《吕氏春秋》、《楚辞》以及纬书、术数之类。这说明当时的训诂学有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趋势，也反映出谶纬迷信的思想对训诂学有很深的影响。西汉随文释义的注解和通释语义的专著中，形训、音训、义训的训诂方式业已广泛运用，既涉及字形和词的音义，也涉及句法、章法及修辞等。（四）训诂学基础的奠定汉人遍注群经等，使后人能据以通读古籍并作进一步考释；汉人通释语义，使后人能据以了解字词意义与作用，并进一步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探索，其体例与方法也都为后世所依循，为训诂学的发展开辟了蹊径，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毛亨、郑玄、许慎等，是这一时期奠基的代表人物。（五）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汉代以前，人们离《诗》、《书》之类的著作还不算太远（战国时代距西周也不过四五百年），一般人还看得懂，所以不需要多中训诂。到了汉代，距离《诗》、《书》、《礼》《春秋》的时代逐渐远了，社会上就要求有训诂的知识帮助阅读古籍。除了随文释义的注释书之外，《尔雅》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成为训诂词义专书之祖。方言的复杂促使方言学的兴起，《方言》成书，成为比较方言学的先驱。文字符号的变化，促进了字书的出现，逐渐形成文字学基本理论，并由高质量的《说文解字》的问世而达到了高峰。声训的具体提出，使人们考虑到语音和语义的关系问题，开了语源学的先河。总之，汉代训诂的成就，给后世语言文字的分析研究作出了范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后世语言学所借鉴。如果没有汉代人的训诂实践和理论探讨，后代训诂学的发展要困难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越靠后，困难就越增多，由此看来，汉代训诂的成就在训诂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三、魏晋隋唐时期——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齐佩瑢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训诂学处于“训诂学的中衰”期（《训诂学概论》）第四章），这话说得过头了点。其实这个时期的训诂基本上沿着两汉“高潮”的余波发展，也有新的成就，只是和汉代训诂学高峰比较起来，显得不那么突出，有些方面表现出保守（保守不等于衰落）倾向。王宁教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其发展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再度注释的出现所谓再度注释，指的是针对汉代的经注，再作进一步地解释。这种解释既要补充说明两汉的注释没有说明的地方，又要对汉代已经注解的地方用中古的语言与文化再次梳理，以便使当时的人们对经书原文有更深刻的了解。再度注释的代表作是孔颖达奉敕编写的《五经正义》。汉代的训诂大多是针对经典文献而进行的，间或也有注释训诂材料的，但大多简略，对后世影响不大。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开始有人对某些训诂材料加以系统的再度注释，如郭璞注《尔雅》和《方言》，皇侃作《礼记义疏》和《论语义疏》，刘炫有《孝经述义》、《毛诗述义》等。再度注释的目的是为了疏通和证明一度注释，其中有一些成果已经是进一步的考证，这种训诂体式，深化了训诂内涵，并留下了更为重要的训诂材料，间接开启了清代的考据之学。再度注释的考证性质，郭璞在《尔雅序》里已明确提到：“事有隐滞，援据征之；其所易了，阙而不论。”他的《尔雅注》或引方言，或援今语，或标明语转，或揭示引申，都是为了证明当时人不“易了”的词义。更值得重视的是，其于名物训诂能注重实证，如《释草》以下诸篇往往用目验之实物加以刻画描写。因考证而揭示的“诂训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以及“转相训”等条例，对后世训诂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义疏之类的再度注释大概受到佛教讲经的影响，佛教徒为了传播教义，使民众易于理解和接受，往往在经注的基础上推衍义旨，替佛经作疏，其解释比注经更为详细。这种佛教经疏直接启发了儒家，他们为儒家经典作疏，阐明注义，申述经旨，掘发义理，使经学由传注的字义训诂发展成为义疏之学。义疏的特点也在于考据，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既是南北朝诸儒义疏的集大成，也是考证经注的代表作。它把前代各家义疏的不同文字和解释重新加以研究，然后作出一种既能发挥前人见解，又能让读者信服的正确的解释。这种工作必须对前人所做过的各种解释加以分析，较其异同，然后补充大量的证据，既证实或反驳了自己赞成或反对的成说，又推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义疏之类的二度或三度注释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