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亚草原游牧民族史——蒙古人兴起以前的历史大致按历史时序讲述蒙古兴起以前北亚草原游牧民族的起源、发展、历史变迁、流向、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等内容。主要时段: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10世纪末,相当于中原战国至唐末五代时期。主要地域:蒙古高原讲述方式:大致按历史时期逐一讲述十余个北方民族的历史梗概、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绪论北亚草原地带是北方各游牧民族从事畜牧、狩猎以及农业生产的场所。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以蒙古高原为核心地区分布着的一些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族建立的政权发生了密切关系。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甲骨文中有“土方”、“鬼方”的记载,史书中则记载有“荤粥”、“猃狁”、“戎”、“狄”、匈奴、林胡、楼烦和东胡等族称。这些称谓有的是泛指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有的是特指其中的某一部分。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以今天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部分地区为直接辖区的商王朝,与土方、鬼方等北方游牧民族发生多次战争。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以陕西地区为统治中心的西周王朝同北方的猃狁(音显允)、犬戎等族有密切交往。猃狁分布地域包括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给周朝的威胁很大,甚至一度侵及周的都城。公元前770~公元前221(春秋战国时期),文献记载的北方民族有了新的具体称谓,活动在今内蒙古境内的北方各族主要有匈奴、林胡、楼烦和东胡。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秦汉时期),跃马扬鞭称雄于蒙古高原上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相继是匈奴和鲜卑,乌桓也在内蒙古地区留下了闪光的历史足迹。由于这些游牧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和魅力,以及他们与中原秦汉王朝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因此,汉语文献较为详实地记载下了他们的历史。匈奴在大漠南北活跃了300余年,乌桓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一支十分活跃的势力,鲜卑也逐步兴起,替代匈奴成为蒙古草原上的新霸主,由此揭开了东胡系古代民族在北方草原纵横驰骋的新篇章。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相当于中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民族势力占据主要地位,农业民族退居次席;游牧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农业经济相对萎缩。这时的蒙古高原,是各游牧民族纵马驰骋,相互拼杀,互相兼并、融合和彼此交流的场所。各游牧民族不断南进或南迁,继续程度不同地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深浅不一地经历了汉化的历史过程;同样,游牧文明也给中原文明注入了新鲜内容。中原汉族则势力南缩,与进入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发生或和或战的关系,吸收了大量的游牧文化,融入了新鲜血液,形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3世纪初至6世纪末,原来活跃在蒙古高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乌桓等),多已迁入内地,鲜卑则分化出许多部落,并且各部日益活跃,成为蒙古高原较为强盛的势力。最后拓跋鲜卑统一中国北方,与南朝形成对峙局面。这一时期,随着匈奴、乌桓和鲜卑等族的大批南迁入塞,在从东到西的蒙古高原上又出现了契丹、库莫奚、乌洛侯、室韦、柔然、敕勒—高车和突厥等族。公元6至10世纪末(隋唐五代时期),前此活跃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有的已经衰落,融入其他民族,退出了历史舞台;有的继续发展壮大,逐步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重要力量,并在日后主宰大漠南北的政治军事大局;有的则建立了游牧政权,成为叱咤草原的民族。这一时期,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主要有突厥、回纥、黠戛斯、契丹、奚、室韦—达怛、吐谷浑、党项和沙陀等,其中突厥、回纥等建立了统治大漠南北的古代游牧民族国家。唐中期以后,契丹、室韦—达怛势力日益发展,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蒙古高原及其缘边地区的历史影响逐步增强,为辽金蒙元时期契丹和蒙古的崛起奠定了历史基础。总的看,公元前3世纪初至10世纪末,各游牧民族在中国北方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畜牧狩猎,创造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与周边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汉族发生了十分密切的交往;华夏族(汉族)建立的政权如战国燕、赵、秦、秦汉王朝、隋唐王朝等主要对内蒙古南缘地带进行经略和管辖,实施了设置郡县,修筑长城道路,迁徙人口,进行农业开发等措施。从事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这一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互相影响,相互吸收,谱写了中国历史独具华彩的篇章。一、匈奴学界大多赞同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观点,即商周间的鬼方、荤粥,宗周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即匈奴名称出现以前活动于大漠南北的各族,经过长期分合聚散,因“匈奴”于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形成了以匈奴为称号的游牧民族集团。狄是中原华夏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包括赤狄、白狄、长狄等。春秋时,白狄主要在陕北、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白狄中的一支匈奴吸收了诸戎、狄成份而强大起来,战国时被汉文献称为匈奴。匈奴人又自称为“胡”,中原人沿用作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汉书·匈奴传》载,孤鹿姑单于致汉武帝书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战国时代,华夏族称游牧于匈奴以东的部落集团为“东胡”,称活动于榆中(今鄂尔多斯市东北一带)的游牧民族为“林胡”。汉张骞通西域以后,称西域各族为西胡。魏晋以后,汉文献中“胡”这一称谓的应用更加广泛,活动于中原的各古代游牧民族大多被称为“胡”。如有“平凉胡”、“休屠胡”,“羯胡”、“山胡”、“杂胡”等。初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匈奴,主要活动在今天内蒙古境内的阴山及河套一带。这里依山带水,草木茂盛,禽兽很多,是理想的畜牧狩猎之地。公元前310年左右,匈奴地域已与战国的燕、赵、秦三国相邻。战国末年,匈奴东界已达燕长城以北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东部一带,燕国曾计划向北联合匈奴以对抗秦国。由于农牧业经济结构的差异,匈奴与秦、赵两国多有边境冲突。匈奴需要农副产品作为游牧经济产品单一的补充,经常采取军事掠夺的方式。匈奴在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活动,对秦、赵两国威胁最大,两国都修筑长城加以防御。但是,赵长城没有挡住匈奴的骑兵,竣工不久,匈奴就越长城,渡黄河,进入“河南地”(指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赵国只好在代(今河北省蔚县)、雁门(今山西右玉县南)两地屯驻重兵进行防御。南下的匈奴与秦国以秦昭襄王时筑成的长城为界。秦昭襄王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阴山南北尽为匈奴所有。战国中后期,匈奴广泛分布于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东邻内蒙古东部的东胡,西毗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南隔长城而望燕、赵、秦诸国。在今天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阿鲁柴登、伊金霍洛旗公苏壕、准格尔旗西沟畔、玉隆太,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等地都发现了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和遗物。这些墓葬分布的地点,大都是“肥饶之地”。匈奴人在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地区和呼和浩特平原曾经长期驻牧,生息繁衍,生居死葬。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匈奴南隔战国秦长城与强秦抗衡。在对鄂尔多斯的争夺过程中,匈奴难以抗秦,渐处于劣势。公元前215年,第一个见于汉文献记载的匈奴单于头曼遭秦朝将军蒙恬所率30万(一说10万)大军的攻击,战败后北退700余里,丢掉了水草丰美、适宜畜牧并且军事地位重要的“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随后,先后失去了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市西北石兰计山口,另说为今乌拉特前旗大坝沟口)、阳山(今临河市西北狼山)和北假(约当今乌加河与阴山夹山带河地带)等战略要地。在南面受困于强秦的同时,匈奴左邻东胡强而右邻月氏(音柔支,活动在今河西走廊一带的游牧民族,史称与匈奴同俗)盛,处于三面受敌的局势。数年后,始皇死,中原大乱,戍卒逃散,边塞废驰,匈奴又渡过黄河,重新占据“河南地”部分地方,南部的危局得到一定缓解。公元前209年,匈奴贵族内部火并,冒顿杀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史载,冒顿初为单于继承人,后来头曼又想改立所爱阏氏(单于妻、妾)之子,就把冒顿送到月氏做人质,然后突然袭击月氏,企图以背约之举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冒顿盗骑月氏良马逃归匈奴,头曼以冒顿勇壮,让冒顿做了万骑长。冒顿不满头曼所作所为,暗中积聚力量,严格训练属下。经过几次残酷清洗,集合了一支绝对服从命令的亲信骑兵队伍。一次利用随其父头曼单于狩猎的机会,冒顿用鸣镝射向头曼,左右应声而射,杀死了头曼。又除掉后母、诸异母弟及不听命的贵族大臣,于公元前209年自立为单于。随后,冒顿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占据河西走廊及以北广大地区,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全部收复为秦所夺河南地,与西汉以战国秦昭襄王长城为界,势力达到朝那(今甘肃平凉市)、肤施(今陕西榆林县东南)。又北服丁零、鬲昆等族,统一了蒙古高原各游牧民族。冒顿自立之初,正当秦末战乱及楚汉相争,中原疲于兵革,无暇北顾,匈奴东征西讨,南掠北攻,实力空前强盛,控弦之士达30万,统治版图东到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成为统治大漠南北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在蒙古高原上第一次建立了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匈奴利用汉朝国弱机会,多次南下。前201年(汉高祖六年),围汉将韩王信于代郡马邑(今山西朔县),信降,引匈奴南逾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攻至晋阳(汉太原郡治所,今太原西南)。次年,用诱兵之计,把亲率32万汉军的汉高祖刘邦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北)。匈奴骑兵40万,以马色编队,西方白马,东方青龙马,北方乌骊(黑)马,南方赤黄马,阵容严整,以致围外汉兵束手无策。七日后,冒顿因汉降将失期而疑有诈,于是接受受汉厚赂的阏氏之言,解围退兵。当时,汉将多往降匈奴,汉不得已和亲,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匈奴单于得汉朝公主为阏氏,每年还获得一定数额的絮、缯、酒、米、食物等。以后经历高后至文、景60余年间,匈奴贵族屡背约扰汉边郡;汉朝国弱,与民休息,仍奉和亲之策。到汉武帝时期,双方以长城为界,各自从事生产生活。公元前162年,汉文帝致书匈奴单于,重申:“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强调以长城做为两个不同经济和文化形态政权的分界线。至汉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喜汉地物品,往来长城沿边,互市贸易。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发动一系列战争,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实力。河南之战:前127年,匈奴楼烦、白羊王在汉发动的河南之战中失败,失掉“河南地”。河西之战:前121年,匈奴右地又受到汉将霍去病攻击,浑邪(音爷)王、休屠王二部损失惨重。后浑邪王杀休屠王,兼并休屠王部众共4万余人附汉,匈奴降众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因匈奴故俗治理,为五属国。匈奴退出河西走廊。漠北之战:前119年,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北渡沙漠攻击匈奴,匈奴大败,共失8万余人。此后,匈奴基本退出内蒙古高原,主要在漠北活动,史称“漠南无王庭”。大规模战争,使匈、汉两败俱伤。此后,终武帝之世(前140~前86年),双方没有大规模交战。匈奴国力进一步削弱,益向西北发展,并频繁遣使向汉请和。汉已强盛起来,不愿再接受不平等的“故约”,反而欲借匈奴衰弱加以臣服;匈奴虽然积弱而一时难以复兴,但仍主张重结“兄弟”旧约。狐鹿姑单于致书汉武帝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kai,三声,开启意)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nie,四声,酿酒的曲)酒万担,稷(ji,四声,黍:黄米;或说粟:谷子)米五千斛,杂缯(zeng,一声,丝织品统称)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双方使者虽多有往还,终未达成“和亲”。在接下来的数次匈汉间的战争中,匈奴均遭败绩。属部乌桓、丁零等也乘机脱离统治。在天灾人祸面前,匈奴统治集团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前53年,呼韩邪单于接受大臣“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劝议,率众近汉边塞,遣子右贤王入侍。前51年正月,呼韩邪于甘泉宫朝见汉宣帝,表示愿意驻牧汉光禄塞(今乌拉特前旗小召门梁古城)下,为汉保边。此后,呼韩邪与漠北郅支单于均不断遣使至汉,汉厚待呼韩邪使者而有意疏远郅支使者。呼韩邪有汉资助,不时向北征讨郅支;郅支自知不能统一匈奴,于是放弃漠北,留居右地。呼韩邪单于在得到汉朝允许后,与汉臣定盟约,而后北归单于庭,重新控制了漠北地区。公元前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