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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寻根文学及代表作家一、寻根文学定义：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兴起背景：1．文化热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想也与其他经验和技术一起进入中国,但是如何应对这些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两种主要看法：•一种认为就应该学习模仿连文学艺术上的现代派也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不考虑现代派艺术在西方正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抗•还有一种认为“现代化”这个目标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同,文化基础也不相同,它所呈现的模式,尤其是文化上的发展模式,是不应该相同的。•于是重新研究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既是客观的需要,也是主观上的要求。到了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文化热。2．作家•在整个寻根文学思潮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知青作家。•当他们走向成熟的时候,他们需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这一代作家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们存在于文坛的意义。他们利用起自己曾下乡、接近农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并透过这种生活经验进一步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价值。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在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的作家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的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应该是中国文学更为可行之路。主要思想缘由：1．作家们感到了“文化”对人类的深刻制约,并力图把握它。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人”的自觉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在作品中力图解放“人”的生命与价值,但一些作家却发觉即使抛开暂时的政治、道德因素,人也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进入绝对自由的生存空间－－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这就是“文化”。许多作家希望能够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把握本民族成员理解事物的方式,从而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全民动乱乃至中国自盛唐以来国势为何衰落的疑问。2．一些作家认为中国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出现了长时间的“传统文化断裂”时期,于是希望以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断裂带”。阿城认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其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3．当时中国文坛受到世界“寻根”潮流的巨大影响：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为代表,还有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对异域民风的描写,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许多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这些作家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立论,他们的“寻根”,是为了与世界对话。他们认为，只有真正完成了“寻根”，才能找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从而立足于世界文坛。“寻根文学”自一开始就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自80年代初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主要事件：•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真正大规模打出“文化寻根”大旗的时间,是在1985年。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他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郑义也认为,只有“跨越文化断裂带”,我们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跨越文化断裂带》）其他文章还有：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等。在他们的讲述中,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流派划分：（一）城市文化寻根：对地方风俗的描写成为一大特色刘心武《钟鼓楼》、冯骥才《三寸金莲》邓友梅《那五》和《烟壶》、陆文夫《美食家》（二）乡野文化寻根：倾向于表现乡野粗朴甚至鄙陋状态的作品更多，表现的领域也更加广泛汪曾祺表现桃花源式的传统生活的《大淖记事》、张承志表现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骏马》、路遥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描写、莫言关于高密东北乡自己祖辈的生活秘史的讲述，其它如贾平凹表现秦汉文化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表现吴越文化葛川江系列小说、郑万隆表现大兴安岭少数民族生活的异乡异闻系列、扎西达娃表现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高原藏民文化心态小说等等。代表作品：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王安忆：《小鲍庄》、《大刘庄》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二、韩少功《爸爸爸》解读“《爸爸爸》凝聚了作者对湘西少数民族落后文化心理原因和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命运以及阻碍社会发展的民族心理因素的思考。”——樊篱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遥远不知所在的山寨鸡头寨及其自称刑天后裔的居民们蒙昧而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存状态。小说以一个痴呆儿丙崽为中心人物，描述鸡头寨奇异的风俗、来历，鸡头寨百姓与正常世界的隔绝，他们与鸡尾寨的打冤及战败后遗弃老人和孩子举族迁徙的经过。生存环境：“寨子落在大山里，白云上，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这里的原始森林“雄姿英发地长起来，争夺阳光雨露，又默默老死在山中。枝叶腐烂，年年厚积，软软地踏上去，冒出几注黑汁和几个水泡泡，用阴湿浓烈的腐臭，浸染着一代代山猪的嚎叫。”大山老林充满了野味，也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山中多蛇，粗如水桶，细如竹筷，常在路边草丛中嗖嗖地一闪，对某个牛皮商的满心喜悦抽上一鞭。”并且这里的蛇好淫，“把它装在笼子里，遇见妇女，它就会在笼中上下顿跌，几乎气绝”。“有时还可能看见白云上飘来一片硕大的黑影，像打开了的两页书，粗看是鹰，细看是蝶，粗看是黑灰色的，细看才发现黑翅上有绿色、黄色、桔红色的纹，隐隐约约，似有非有，如同不能理解的文字。”正是大自然的深坑大岭阻隔了外界现代文明对山寨人的影响，使他们不管外面政权的交替、世纪的转换，依然生活在他们老祖先为他们创造的古老的文化习俗里。一、民族文化形态的一种理性批判当代文化意识的高度赋予寻根作家多元化的思维。他们认识到，人是自然生态的一部份，大自然也是他们要寻的一条“根”。首先，自然生态面貌（如贫乏、闭寨、灾害等）无疑是决定人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大自然的容貌不可置疑地塑造着人的性格和人的文化面貌。所谓“面山者智，近水者灵”，“北方人的性格”和“南方人的性格”以及“地域文化”等等说法，都是说明自然与人与文化关系的密切。其次，人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解释，产生了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些知识、思想和信仰一代一代地积淀下来，就形成了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文化和习俗反过来又主宰着他们后代的人生。冰雹、倒春寒，田里的秧苗冻成黑水，几天后又暴热，田里又多虫。大自然的灾害造成了鸡头寨人的饥荒。面对神秘的自然力，鸡头寨人的祖先早就做出自己的想象和解释：这是谷神的意志。所以，按祖宗的规矩，寨里人要从他们自己中挑选一个头发最密的人，把他杀了，用他的脑袋来祭谷神，把肉分给狗吃。本来要拿丙崽的头祭谷神的，不料正要开刀时，天上响了一声雷。对这种自然现象，鸡头寨的人按老祖宗的逻辑，自己又解释道：“莫非神圣对这个瘦瘪瘪的祭品还不满意？”当他们无法确信自己的解释时，就会把解释权交给巫师。巫师指点：“年成不好，主要是叫鸡精在作怪”。为了生存，按巫师的旨意，鸡头寨人决定要炸鸡头岭，这才酿成与鸡尾寨人“打冤”的惨局。鸡头寨人对自然现象的迷信和巫师解释自然现象的权威性，仿佛让我们回到了远古社会，让读者从这群山寨人的身后清晰地看到从远古伸延而来他们祖先的影子。从小说所展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鸡头寨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认识和解释是在直观的思维习惯中，靠他们的想象力想象出来的。这种认知不是一种理性的认知。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偏向直观的民族，种族文化缺少应有的理性。小说描写鸡头打冤处在失败的困境时，被他们拜为“丙仙”的丙崽手指祠堂的屋檐，鸡头寨人就开始在“檐”字上找吉凶暗示。有人认为“檐”和“言”同音，怕是要言和？”有“话份”的人却认为“檐和炎同音，双火为炎，是要用火攻”。这不仅是人的愚昧，而且是深层次种族文化心理的一种缺陷，也是人的逻辑思维的一种严重的缺陷。并且，不仅鸡头寨人有这种缺陷，就是在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的中国人中也常常能找到这种缺陷。文学寻根的目的就是为了深刻地揭示我们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状态，“从而使人们看到我们民族（文化）的优根和劣根，看到我们民族所赖以生存的精神品性和背上的因袭的精神重担”。这大概就是韩少功等寻根作家努力探寻的民族文化的一种劣根。深山老林使鸡头寨与世隔绝。在这里一个玻璃瓶子，一盏破马灯，一条能长能短的松紧带，一张旧报纸或一张小照片，一双皮鞋都是那么新鲜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还能使仁宝这个后生“更有新派人物的气象”，使他的身份和身价与众不同。但大自然给人生存条件是造成鸡头寨人贫困、愚昧、落后的外在原因。造成鸡头寨现实生存状态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鸡头寨人和他们的文化。鸡头寨人自称是刑天的后代。为了生存，他们的祖先从东方的海边迁徙而来。他们的历史悠久。他们以宗亲为纽带，以祠堂为社会组织形式。沿着他们祖先的耕作习惯，“一年一道犁，不开水圳也不铲倒不堪力”地靠农业为生。他们的生命是顺其自然的。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最敬仰他们的祖宗神灵，迷信自然界中的鬼神。小说以峻冷的笔调通过对鸡头寨人的风俗、习惯、乡规、土语、迷信、传说、历史、信仰、祭祀、服饰、食品以及其他生存状态的描述，描绘出鸡头寨人的文化概貌。祠堂是这群人的文化核心。祠堂不仅凝聚着他们祖先的神灵，而且还象征着他们祖先的信念，象征着类似今天法律的他们族规的威严。这里深藏着他们族人文化的根。所以，祭祀、占卜吉凶、打冤盟誓、重大的部落集会等都在祠堂举行。鸡头寨有很多怪异的习俗，这些习俗与传统、迷信、保守、愚昧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