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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清代的文学理论批评目录第一节概述第二节王夫之的诗论第三节叶燮的《原诗》第四节桐城派的文论第五节清代的词论第六节李渔的戏曲理论第七节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历史背景：明末以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长城内外动乱不已，经济秩序完全混乱。明朝的政治更是朽烂不堪，宦官弄权，党派纷争，相互倾轧，贪风炽烈，政以贿成，完全一片亡国景象。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它没有汉人的经学而能有汉学之长，它也没有宋人的理学而能撷宋学之精。其他如天算、地理、历史、金石、目录诸学都能在昔人成功的领域以内，也自有它的成就。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节概述一、清廷的文化政策从康熙时期开始，清政府对士人的治理，从高压政策转为怀柔手段，从军事打击转为思想控制，并将思想控制的重心放在重建封建伦理秩序上。提倡理学。以程朱理学为立国之本，“崇儒重道”。荐举鸿博，整理图书。大兴文字狱，以消除异端，镇压反抗。二、清代的学术品格清初，总结明亡教训，反思心学弊端，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培养了重实证、归纳、考据的务实学风。顾炎武、黄宗羲。代表清代学术品格的“乾嘉考据学”：文字狱盛行，使文士把全部精力投到文字训诂、名物考证、古籍校勘、辨伪、辑佚等文献整理工作中。黄宗羲“集大成”的时代学术特色：大型图书编纂、多样学术领域全面繁荣，取得了超越任何时期的学术成就。三、清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清初：批判明代台阁派，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文学的艺术规律上提出很多深刻的见解。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谦益、吴伟业。康乾时期：清代文学批评的全面发展文学的内部规律总结：悬置对文学作品内容的探讨，集中探讨作品的流变、体裁、艺术特质和形式风格。叶燮《原诗》、王士祯“神韵”、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翁方纲肌理说。三、清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反桐城派：钱大昕、袁枚、章学诚、阮元、章学诚。古典词学的成熟期：清初：阳羡派和浙西派中期以后：常州词派清代小说理论：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清代戏曲理论：李渔的《闲情偶寄》第二节王夫之的诗论在那个以天赋、学识和多产而闻名的世纪，他堪称一位集天赋、学识和多产于一身的顶尖人物。——宇文所安王夫之（1619—1692）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其著作有一百余种，后人辑为《船山全书》，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史学、文学以及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多方面。一、王夫之诗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构造其哲学体系时，王夫之一以贯之地将理论重心放在实有的存在本身。气论：以人和人的存在为本，重“气”而着眼于“化”，论“道”而落实于“器”，言“性”而重乎人“情”。由此构成了其诗学体系的理论基础。性情：反对宋明理学家空谈心性，把性与情、理与欲割裂对立起来。“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情者，性之端也，循情可以定性也。”这样的理论思想也贯穿于他对“道”与“器”关系的论述中。同样，在有关性情（即人的内心存在）的论题上，王夫之反对宋明一些理学家空谈心性，把性与情、理与欲分割，对立起来的做法。二、“诗道性情”论“情”为诗歌之本，是王夫之诗歌体系的“基石”。诗以道性情，道之为言，路也。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古诗评选》卷四）长言咏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三、“情景相生”论在心物感应的审美理论基础上，提出“情景相生相融”的诗歌意象理论。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二、“诗道性情”论诗歌能“动人四情”，“动人兴观群怨”对传统的“兴观群怨”说进行改造和提升，将它由传统的文学功能论提升到文学“动人四情”的本体论高度。诗之泳游以体情，可以兴矣；褒刺以立义，可以观矣；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含其情而不尽于言，可以怨矣。（《四书训义》卷二十）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唐诗评选》卷四）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三、“情景相生”论如何做到情景交融：应该“即目会心”，“情景相凑”，“以心目相取”，“心目”，是一种审美直觉，一种不需预设的情景相凑的“当下直观”。写景至处，但令与心目不相暌离，则无穷之情，正从此出。（《古诗评选》卷五）三、“情景相生”论“现量”说全面地阐述了审美直觉的理论内涵，揭示了审美直觉的现在性、现成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僧敲月下门”，只是妄相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情因景，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论以意为主，反对死法“以意为主”：诗歌创作必须坚持艺术形象性的原则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夕堂永日绪论内篇》）诗歌创作中的“活法”与“死法”。第三节叶燮的《原诗》《原诗》是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的杰作，它系统地阐述了诗歌的本原、文学发展以及诗歌创作主客关系及思维规律等问题，在理论的系统性上大大地超越了前代。一、以“变”为动力的文学发展观诗歌的源流正变：叶燮超越明代复古与求变两派的门户之争，提出正变统一、以“变”为动力的文学发展观。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一、以“变”为动力的文学发展观自有天地即有古今。古今者，运会之迁流也。有世运，有文运。世运有治乱，文运有盛衰，二者各自为迁流。（《百家唐诗序》）“若夫文之为运，与世运异轨而自为途。”“文运”不同于“世运”，诗歌的正变与时代的先后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只是诗歌自身的发展盛衰问题。一、以“变”为动力的文学发展观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诗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彼陋者亦曰：此诗之正也。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为至盛也。盛唐诸诗人，惟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理、事、情”，“才、胆、识、力”对传统诗学中心物关系论的进一步发展，说明文学创作是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结合。“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理”：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事”：事物循其“理”而发生发展的过程。“情”：事物所呈现的情状。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理、事、情”，“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气”是万事内在生命力的表现，也是诗与文章之生机和活力所在。在“理、事、情”三者中，叶燮对“理”给予特别的重视：“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才、胆、识、力总之为“志”才：作者先天禀赋的才华，驾驭创作法则的具体能力。胆：作者的胆略和勇气，创新精神。识：作者对外在事物美丑是非的辨析能力。力：作者表现其才思识见的能力，自成一家的笔力。才、胆、识、力四者不可分割以“识”为核心。三、论创作过程及形象思维诗之基——“胸襟”“胸襟”：作家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操叶燮以胸襟为“诗之基”是对传统诗论“修辞立其诚”的发展，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具体的创作环节——取材、匠心、文辞。三、论创作过程及形象思维或曰：“先生发挥理、事、情三言，可谓详且尽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关键。而语于诗，则情之一言，义固不易；而理与事，似于诗之义，未为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诗，似未可以物物也。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则能实而不能虚，为执而不为化，非板则腐。”三、论创作过程及形象思维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这段话的理论意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形象思维”的概念指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是互补性的关系第四节桐城派的文论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由其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光大。方苞（1668－1749）姚鼐（1732—1815）一、方苞的“义法”说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气皋，晚年自号望溪。方苞不但是一位古文家，更是一位在经史研究上深有造诣的学者，他“治经深于《礼》《春秋》，治史深于《史记》，治子深于《管》《荀》而子。一、方苞的“义法”说方苞将“义法”说作了进一步的推阐，使之成为桐城派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核心。《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一、方苞的“义法”说含义：“义”，指《春秋》的“雅正”的思想，具体体现为对所记事物的褒贬“法”，指《春秋》在语言形式上的精当，它在遣词造句、剪裁增删上有严格的讲究，而这些讲究完全出于表达思想的需要。“义”就是文章的内容，“法”是文章的形式。义、法相得：“言有物”、“言有序”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一、方苞的“义法”说自周以前，学者未尝以文为事，而文极盛；自汉以后，学者以文为事，而文益衰，其故何如？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戋戋焉以文为事，则质衰而文必敝矣。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其下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志欲通古今之变，存一王之法，故纪事之文传。荀卿、董傅，守孤学以待来者，故道古之文传。管夷吾、贾谊，达于世务，故论事之文传。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则存乎其质耳矣！（《杨千木文稿序》）一、方苞的“义法”说释“义”为“言有物”。重“义”、重“有物”，有重视文学的现实性的一面。此“义”，基本上不出传统儒学，程朱理学。方苞释“法”为“言有序”，提倡一种根据内容因宜而变的活法于文章语言的总倾向是主张“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