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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大跃进产生的原因•1.国内原因•2.国际原因国内原因•1.毛泽东“左”的错误的发展•2.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片面理解和宣传•3.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毛泽东“左”的错误的发展领袖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对于革命建设事业的兴衰，往往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当领袖能够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条件，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时，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当领袖犯了错误，决策严重失误时，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大跃进”前夕，由于毛泽东同志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未能冷静驾驭群众的强烈冲动，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急躁冒进的经济建设思想和方针，在毛泽东看来，既然要创出一条“大跃进”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人们的思想就不能被禁锢在老框框里。所以在1958年3月召开的党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破除迷信”这一口号，要求人们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跃进”。“破除迷信”这一口号正是在反右派运动之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左”倾偏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骄傲自满情绪日益滋长的情况下提出的，表现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就是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因而明明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的事情，却被认为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表现。其结果就把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和客观规律，最终使破除迷信失去了方向，偏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这个口号和“大跃进”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是发动“大跃进”的思想武器。正如毛泽东所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可以说“大跃进”就是毛泽东“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结果。由于毛泽东“左”的错误，助长了脱离实际、不调查研究、急于求成的主观主义思潮，只讲需要，不讲可能。只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不提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进而发展成为经济建设上的“跃进”局面。“十天修一座水库”、“一天办一个工厂”、“两月除扫文盲”等等。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片面理解和宣传在“大跃进”发动前夕，我国理论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宣传要大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鼓吹的“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的观点时，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的交换所体现的原则称之为“资产阶级权利”。而在20世纪50年代，它被误解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并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逐渐扩大到政治、思想、人与人的一般关系等方面。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于1958年月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鼓吹供给制是“高尚的革命传统”，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必须“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恢复供给制”。毛泽东很赏识这篇文章，指示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语。此后，一些理论刊物也载文论证“供给制———工资制———供给制”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必然发展趋势，最终使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传播开来，并形成一股思潮。尽管许多人在理论上非常模糊，搞不清“资产阶级法权”的真正内涵，但都把等级制、工资制、不平等、不公平、不平均等，统统视作资产阶级法权。错误地认为，按劳取酬也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要逐步削弱它的作用，用“共产主义的原则来代替它”。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原则呢，当时最受推崇的就是供给制。认为“供给制是富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提出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的意志自由是相对的，离开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按照客观必然性办事，是说不上什么自由的、更谈不上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当客观规律不再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人们，而人们能够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为自己服务时，人们才会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样，人们“自由王国”的主观意志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最终导致全国处于一片大干快上的狂热之中。在这种狂热的社会状态和“左”的社会意识的推动下，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不能不为之动容，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比一个更为壮观的战略目标，最终使得“大跃进”的发动在所难难免了。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毛泽东对中国劳苦民众长期受剥削、受奴役的悲惨处境密切关注、深表同情并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因此，毛泽东也深受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受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以及小生产者自身的思想束缚，群众把党的领袖毛泽东歌颂为红太阳、大救星、大恩人。马克思曾经精辟地分析过小农的政治思想特征，他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旧中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这种来自旧社会的传统影响，自然不可能很快消失。不过群众对领袖的这种朴素感情只要引导得当，教育得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并不一定就会引发个人崇拜，阻碍社会进步。但建国后，随着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与日俱增，党内民主生活却不断遭受破坏，一言堂、个人专断作风迅速在滋长，加上党内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和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蛊惑，使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爱戴和信赖变成为宗教式的顶礼膜拜，成为个人崇拜思潮的顽强推动力。由于对群众的正确教育引导不力，使群众情感失控，情绪狂热，缺少正常的独立自主精神，把领袖人物的作用夸大并加以神化。“大跃进”运动中，个人崇拜现象开始出现并很快发展到盲目的程度。毛泽东建议1958年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全国立即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八千万人上阵，大小高炉遍地开花。同年8月，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视察，他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随后《人民日报》把“人民公社好”5个大字刊登在报头显要的地位，这样“人民公社”立即传遍全国，各地出现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8月底，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原有的75万个农业社改组成26000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广大人民群众把毛主席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真理的化身，把他看成是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的“人类救星”。一首歌谣唱道“：毛主席指山山长树，毛主席指河河水清，毛主席在地图上画条线，公路铁路齐出现。”对毛泽东发出的任何号召绝对赞成，盲目服从。“大跃进”运动一轰而起与之密切相关。国际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也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到50年代中后期,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赶超浪潮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毅然选择了赶超战略。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问，赫鲁晓夫提出了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赫氏奔放的思想，使一直有着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强烈愿望的毛泽东受到莫大启发，循着这一思路提出了中国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宏伟目标。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是典型的现代化后来者，如果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创造不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建设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就永远不可能改变。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其真谛是为了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对毛泽东来说，很大程度上“赶超战略——高速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等同关系。1957年2月毛泽东特别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同年3月，他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末尾还写下了一句很令人回昧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这句话可以说相当真切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已经选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完全应该也完全有可能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否则那将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可见，毛泽东提出赶超战略不仅有良好的愿望也较充分的考虑了实现这一战略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在提出正确赶超设想的同时未能将这一设想固定下来。首先，在赶超的时间上没有一个科学的严密分析，使得这一设想一直处在变动之中。1957年夏天之前，毛泽东设想用10到15年建成社会主义后，再“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口号，不久甚至认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年到三年的时间。赶超目标实现的时间一再提前，空想色彩越来越浓厚。其次，在赶超的具体步骤上更没有科学合理的安排，虽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副未来美好图景，却没有相应地指出达到这一目的的合理途径¨。尽管毛泽东也曾有过通过发展技术革命加快经济发展的光辉思想，但是在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了较大改变，他更加强调通过政治性的精神激励，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加快经济发展。由于赶超思想中存在上述疏漏很容易滋生出急于求成、轰轰烈烈赶超的冒进倾向，加上当时批评“反冒进”的政治空气，两者结合，“大跃进”运动便自然产生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大跃进”所造成的后果•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