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1研究参考资料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段忠桥（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理解与广义理解）·动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坚持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发去研究各种现实问题的理论。转向英美超越哲学关注“正统”——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点意见段忠桥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①]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就这一点而言，我国当前的研究是不尽人意的。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②]（[②]我用这一概念指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英国和美国为主的英语国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至今仍滞留在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③]（[③]我国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存在重大分歧。我这里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指称的是那些植根于西欧大陆并与东欧（主要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关于我的这种用法的依据以及这种用法与国内其他学者用法的不同，参见段忠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上；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而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仍局限于哲学领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仍对其视而不见。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很难继续向前发展。本文将针对这三个问题提三点意见，并对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作些初步的分析。一翻阅一下相关文献就不难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2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国家，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④]此后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了安德森的断言。与上述变化相应，自20世纪70年代起，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英美先后涌现了众多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理论和学者，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⑤]和像G·A·科亨、约翰·罗默、埃里克·欧林·赖特、罗伯特·布伦纳、戴维·施威卡特、伯特尔·奥尔曼、阿利森·贾格尔、戴维·哈维、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一大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且还表现在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如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道路、全球化的实质和趋势、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和作用、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制度、妇女解放、美国的霸权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等问题的研究上，英美的马克思主义都明显处于领先和主导的地位。（关于这些流派或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参见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以最近的情况为例，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尤其是对外军事干涉的增多，进入21世纪以来，“帝国”或“帝国主义”成为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和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可以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从对理论和现实的影响来看，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这里需要强调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上述变化不仅是地域的或主导地位的变化，而且更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了第二个阶段。对于这种阶段性的变化，很多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例如，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诺埃尔·卡斯瑞最近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到尽头同时发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是在冷战时期锻造的，这使它很容易成为战后长时期繁荣期间马克思主义最具创造性的主体。但它的代表人物在1973年福特－凯恩斯时代止步以后就几乎再没有什么重要作品。”[⑥]在我看来，最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之间阶段性差异的是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研究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它的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3出现的，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正是历史背景和研究主题的不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既然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那要及时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就应把它作为我们研究的重心。然而，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以2006年夏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为例，“论坛”共收到近40篇论文，其中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一代表人物的有30多篇，而涉及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一篇。[⑦]当然，近些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关注的只是个别流派或学者。[⑧]因而可以这样讲，作为一个整体的、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阶段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至今还没有进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⑨]，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在此后一段时间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上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可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至今仍滞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上，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不是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和使用的，而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引进的。仔细查阅一下相关文献就不难发现，尽管这一概念在西方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用法，但无论在他们的哪种用法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都是用来指称一种植根于西欧大陆并与东欧（主要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⑩]最早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入我国的是徐崇温。在其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他用这一概念来指称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赖希、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萨特、梅劳－庞蒂、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阿尔都塞、马勒、高兹等人的有关理论。[11]他此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使用虽然与西方学者存在重大差异[12]，但还没有把当时已经出现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在内。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徐崇温开始把属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纳入他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13]由于当时徐崇温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和人们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他的这种作法后来被我国一些学者所接受。[14]这样一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就不再用来仅指称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用来指称包括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用法的逻辑矛盾我在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指出[15]，这里我仅强调，就我们当前所谈的问题而言，这种用法实际上是把代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强行塞进代表第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使前者成了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人为地抹杀了前者代表着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至关重要的特征。这无疑是导致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仍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4（卢卡奇在政治上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于1918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随后成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师政委，领导恢复军队的秩序并抗击协约国军队的武装干涉。匈牙利共和国被颠覆后，他作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继续为匈牙利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而坚持斗争。1945年，他自苏联归国后，参加建立新文化工作，并担任华沙和柏林两地科学院院士。1948年起，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匈牙利共产党内部“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后又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作了批评并因此被卷入匈牙利事件而受到拘留。卢卡奇的一生虽然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但他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主张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进行改革，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他在谈到自己时，确认自己一生中最积极的一个方面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为它贡献了一生”。他对自己的评价，得到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纪念他百年诞辰时的完全认同。）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在主题上存在重大差异，而且在研究领域上也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后者主要限于哲学领域，前者则突破了哲学的局限，扩展到哲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成果大多是以哲学论著形式出现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德拉－沃尔佩的《卢梭与马克思》、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直接涉及的都是哲学问题。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的成果不仅涉及哲学，如科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奥尔曼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论述，而且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如罗默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施威卡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赖特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布伦纳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贾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理论、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等等。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仅涉及哲学，而且还涉及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诸多领域。那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主要局限于哲学呢？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几乎没人关注。然而，西方学者却很重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在他们的种种见解中，佩里·安德森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局限于哲学与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党在20年代后期既是资本的不妥协的反对者，又属于斯大林体系，后者不允许对重大的政治事件进行认真的讨论或持有异议，预先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