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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间2013年11月4日第9周上课节次1次课型理论课题第五讲萧萧教学目的1.熟读课文，体会20世纪初湘西的淳朴民风和原始的社会状态。2.了解乡土文学的特色，对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作一定的探讨和了解。教学方法讲授法、互动法；多媒体重点、难点把握《萧萧》对人性和风情的描写时间分配教学内容板书或课件版面设计一、作者生平1902年12月28日（旧历冬月二十九日）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父母为之取名沈岳焕。沈的家庭是凤凰名流。祖父沈宏富，20岁即获满清提督衔，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提督；父亲沈宗嗣，也任职军中，作过裨将，当过上校军医官。沈从文的母亲黄英，出自当地文化名流世家，外祖父黄河清，乃凤凰最早的一名贡生，后来做本地守庙的书院山长，为人开明有头脑，凤凰的第一个剪去辫子的人就是他。黄英的哥哥办了凤凰第一家邮局，开了凤凰第一家照相馆。这一切使沈从文的母亲思想远较当时湘西妇女开明，从而使沈从文兄妹数人得以有一个较为开明自由的家庭成长环境。沈从文的大哥沈岳霖便成为凤凰第一个穿西服的本地人称为“土洋人”的青年人。军人世家的期望使沈从文很早即进入私塾学习，然而，他无法规范于那逼仄的天地，他经常逃学，与大自然为友，耽于幻想，更喜欢投身社会“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近代中国社会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沈家每况愈下，家境渐渐败落。14岁的沈从文终于离开学校，加入湘西土著部队，开始他的少年从军生涯。在部队先后六年，他随军移防，辗转流徙，足迹遍及川、湘、黔三省交界地带及沅水流城，饱览“人生这本大书”。太多的杀戮，太多的死亡，沈从文厌倦了政治，更反感政治操纵下的“死亡游戏”，倒是六年行伍生涯，使他得以体验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等，他也从在部队结识的文姓秘书和一位印刷工人那里，开始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学。1922年，20岁的沈从文告别湘西，告别那哺育他生命的沅水，背一个小包袱，从“边城”走向北京，去追寻文学之梦。学那“永远学不尽的人生”。到北平后，他报考大学失败，又不愿仰人鼻息做小职员，他在失业、贫穷和世人的讥讽奚落中苦苦追寻他的文学之梦。他旁听于北大，自学于京师图书馆，在他自命的“窄而霉小斋”公寓中伏案写作，是郁达夫、林宰平、徐志摩及胡也频等人的帮助，使他解除了投稿无门的困厄，坚定了信心，获得了有力的鼓舞。沈从文说：“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从此后，沈从文的作品大量见诸于《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及《小说月报》等报刊上。1928年，沈从文南下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先后夭折。尔后，他受胡适、杨振声等聘请，以一个小学毕业的作家身份，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及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在中国公学时认识了苏州名门淑女张兆和。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成婚。同时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培养了大批年轻作家。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南下武汉、长沙，经贵州西行入滇，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北平，任教于北京大学。并同时担任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四家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解放后，“由于历史的误解”，沈从文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虔敬本职，潜心中国历史文物研究，基本上中断了创作，渐渐从中国文坛上销声匿迹。1978年，沈从文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应邀赴美访问，受到美国文化学术界热烈欢迎。1988年5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二、作者作品1.作品概述沈从文一生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蜚声中外的《边城》及《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历史文物研究成果最著名的有周总理亲自委托交待的课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书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并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沈从文著作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与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此外，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潮南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沈从文散文选集》《沈从文选集》等多种选本。专注于那些历经艰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生命的庄严，人性的朴厚，人情的纯美，是沈从文笔下永恒的主题。2.重点作品《边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3.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作为京派作家的沈从文写乡下人，多表现他们纯朴的乡村灵魂，但是这类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性格，缺乏思想上的清醒和行动上的抗争，他们或是完全依附他人，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在沈从文笔下，却是赞赏多于批评，鲁迅从现实和未来吸取小说的理想和激情，沈从文却从遥远的古代去寻找他的诗情。三、创作背景《萧萧》作于1929年，原载《小说月报》21卷1号。当时沈从文由湘西来到上海，失望于现代物质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异化失落，试图用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萧萧》中写湘西农村小丈夫娶大老婆的陋俗，但沈从文把这种本来十分痛苦的不合理的关系写得非常谐和而亲善。萧萧十二岁时嫁给三岁的小丈夫，每天哄他睡觉，帮他洗尿布。她逐渐发育成熟后，就难免感到寂寞。家中长工花狗的情歌挑逗起她青春的欲望，并使她糊里糊涂地怀孕，而花狗则逃之夭夭了。照当地规矩等待萧萧的命运或被发卖，或是被沉潭淹死。但沈从文却对这种习俗以回避的方式进行了粉饰：对于没有读过“子曰”的善良的乡下人来说，一切都从现实出发，采取的是恬静、不计较儒家贞节伦理的态度。因此，萧萧既没有被沉潭，又没有被发卖，而是被留下来了。在萧萧生下一个团头大眼的男孩后，一家人都欢喜，“大家把母女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再后来同丈夫圆了房，又生下了毛毛，过着一种恬然自足的生活。这种超越了世俗观念的湘西社会观念作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与都市文明乃至传统道德对人肉体欲求的极端压抑，和那虚伪的贞洁观相比，他们无疑是健全人性的代表。沈从文在这里以性爱为焦点透视社会人生，并旨在与都市世界人性压抑与扭曲的虚伪的两性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从而获取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四、课文分析“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小说《萧萧》，就从萧萧的出嫁开始。作者用这个平和的陈述句，定下了小说的基调。这个女孩子才十二岁，生在长在种田的庄子上，出嫁，就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她的丈夫还不到三岁，不过她也不为这婚姻愁烦——她不想也不懂得愁烦，在抱抱丈夫，做做杂事中，像棵蓖麻一样长大起来。小说写的萧萧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她没念过书，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过自觉的反抗，但是成长中的自然的人性，却与制度不可避免地冲撞在一起。沈从文这样写道：“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砺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于是男小女大的婚姻中存在的矛盾暗暗呈现出来——在这个小说中，矛盾都被放在情节与细节之后，作者从不正面描写冲突，但是萧萧在丈夫与花狗之间的关系，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她有时觉得害怕，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像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这一句淡淡的点染，说出这个糊糊涂涂的女孩子心里，隐隐地有了害怕与快乐的争执。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萧萧不可能去反抗她的婚姻，也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她没有强烈的贞洁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是近乎完全自然的，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于是，在花狗的山歌声中，她变成了个妇人。变成妇人的萧萧，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贞洁而痛悔，这种抽象的道德观念倒并不使她恐惧，可是她有了孩子，具体的身体变化让她害怕，她也明白这是切实的罪证，于是打算逃走，“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可是没有动身，就被发觉了。于是萧萧此刻要面对的是礼法制度。出了这样的事情，自然家里是“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不过沈从文添了一句有意思的话：“各按本分乱下去。”好像生气流泪骂人也都是应尽的义务，尽完便也罢了。而对萧萧的惩罚措施，依法倒是十分严厉：“沉潭”或“发卖”，伯父不忍将萧萧沉潭，而发卖也找不到人家，萧萧就又住下了，丈夫与她还是像姐弟一般。家人依旧对她好，住到生了个儿子，“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萧萧在与礼法制度的冲撞，终于因为家人的消极执行，也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的是人性的胜利。对于婚姻，萧萧以天然的人性来对抗，对于礼法，家人以农人纯朴的天性来对抗。这样的对抗，都是不自觉的，甚至是自我抑制的，这样的力量看上去是弱小而偶然，但是却隐藏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沈从文不动声色地在搭建的是，是他心中爱与美的，永恒的“人性的希腊小庙”。然而，既便沈从文是将矛盾都尽量淡化，在冲突的弱化中进展情节的，但他还是不得不写进了残酷的现实与制度。——萧萧的命运带有这样大的偶然性，她仿佛是幸运的，可她的一生却只能服从于外在力量的摆布，从来没有过对于自己的命运的自主的权力。她的快乐里头，潜伏着无知与麻木。人性的力量是天然的，却带着蒙昧的面目，于是小说中还有另一群与萧萧们完全不同类的人，“女学生”，是这群人，引进了自觉的反省反抗的力量。在《萧萧》中，对女学生的叙述完全是虚写，她们就像是小说的后景，不停地从庄子边“过身”，农人有着关于她们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他们对女学生的感情是复杂而有趣的，夹杂着歆羡与轻蔑，而对于这群他们不了解的人，他们不了解的生活，保持着距离与好奇。对萧萧来说，女学生完全就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在她要逃走的时候，她却是要从“女学生走的那条路”走的，虽然她不可能真正地踏上这样的旅程。“女学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小说一个时代的背景，她们暗示着一种对于制度的自觉的反省与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小说的前景中的人性的力量像是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可是它们是否有可能相结合？在天性的自然发展中，同时以教育使人脱离蒙昧？从而人能够对不合情理的制度，有更大的对抗的能力。小说不是条理如此明晰的论说，沈从文也不可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安排结构，但小说家的感性直觉却可能是与理性结论相通的。有趣的是，一九二九年小说的原作结尾是这样的：“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而一九五七年校改字句的时候，沈从文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在一种轮回之中，新的变数也正在酝酿与萌芽。作为小说，《萧萧》是与众不同的。它的着重点不在于冲突、矛盾以及应之而生的高潮，它描写人性，态度宽和，笔致从容，情节是舒缓的，细节却丰富而微妙——这里体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感受，这种感受本身就可以突破某种固有的思想的藩篱，而带给人新的启示。在《萧萧》中，种田的庄子里闻得到草料的香，听得到山歌在唱，农人们的生活是勤苦而狭隘的，但却又有质朴的生机。沈从文用《萧萧》谱出了一曲牧歌，虽然调子中也有沉痛与疑问，但总体却是明朗的、优美的，在湘西那方自然的土地上回响。我们知道，对湘西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是沈从文小说在思想上的又一个显著的特色。《边城》中所表现的“优美、自然”的人性思想在作品中又重复得到体现。《萧萧》写童养媳生活，写一个如野草般在山野春风中生长的顽强生命，与一般于婆媳的复杂关系中展示童养媳命运的作品不同，它把大量笔墨用于风俗描绘，在人物命运和风俗场景之间进行精细的结构处理，笔锋往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