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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研究员点评：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主持人：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开幕式讲话人：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时间：4月28日（周二晚7：00）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学术报告厅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同学们，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一年一度的“宪政的中国趋势”大型系列高级讲堂第五期现在开幕。宪政讲堂今年的主题是“危机与宪政改革”。我们的宪政讲堂从2005年开始，在每年4月底至5月底每周举行一次宪政讲座。它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每年一个主题，给大家介绍宪政最前沿的问题中国趋势。我和焦洪昌、李树忠等老师一直在主持这一工作，这是我们宪政研究所给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们的一份学术礼物。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市场动荡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到美国实体经济，已经造成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最重要成员之一，中国亦受到了强烈冲击。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就瞩目，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日益严重，社会不满和犯罪在同时增长。去年以来，大批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大学生就业难，群体泄愤事件上升而且越来越剧烈。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宪法学者，我们认为，只有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危机。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初的经济危机的发展结果不仅仅是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公民权利的保护和民主制度的建设。这是西方走出经济危机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往往是被我们的社会忽视的。因此，我们本次的宪政系列讲堂以“危机与宪政改革”为主题，邀请了国内外一流的研究危机和历史问题的专家来讲。我们的安排如下：第一讲，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农发所研究员）主讲“当前的社会冲突与制度变革”。第二讲，朱学勤（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讲“历史上的危机与变革”。第三讲，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主讲“公众参与：一种新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第四讲，高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讲“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与展望”。第五讲，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主讲“国有制与宪政法治：如何兼容？”。这是一次学术的盛宴。我非常感谢这些专家，也感谢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会。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持人焦洪昌教授。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宪政讲堂的第一讲。今天于建嵘教授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当前的社会冲突与制度变革”。这个题目在当前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前一阵子有媒体报导说北大的孙东东教授说99%的访民都是精神病，这引起了访民的强烈反对，并出现了访民到北大抗议的事件。后来我问孙东东教授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这是媒体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原本是说，来给他鉴定的访民99%有精神病，而不是99%的访民的精神病。但我在想，这么一个事情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应呢？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非常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一个非常有必要讨论问题。下面请于建嵘教授开始演讲。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研究员）：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当前的社会冲突与制度变革”。我的演讲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我们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2009年中国是否会发生大的动荡？这是目前中国所有政治学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有些海外分析指出，2009年中国可能会发生动荡。我们的一些要相关的官方机构也认为，2009年中国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问题。这些担心是中国今年的经济形势不好等原因造成的。对于这点，学界也有反应。最近，中国政法大学的皮艺军老师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社会敌意事件。今天我要讲一讲，我们面对的社会问题是一个敌意事件吗？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信访是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我们一般认为，社会冲突就是一种对立状况。这种对立状况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我把冲突要为两种，一种是公事型冲突，一种是家事型冲突。我今天要重点讲的问题是群体性事件。我们说中国有这么多问题，是基于中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现状作出的判断。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了。但群体性事件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要说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维权。第二个方面是社会纠纷。第三个方面是是泄愤事件。第四个方面是聚众犯罪。我们并没有把政治性的骚乱放到这几个方面里去作为一个重点的分类。对于农民维护，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这本书里面的写的是2003以前的农村。2003年以前，中国农民主要是抗税费。我们在调查时发现，2002年12月22日，湖南省的一批农民组织了起来，建立起了农会进行抗争。我们发现在农村里，一批退伍军人开始进行农会建设。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我指出，农会的建设对中国的政治带来了很重大的影响。后来这个事件被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注意到，并且成为中央取消农业税费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这批人组织起来抗税，才会有最后的农业税的取消。但我们发现，在2004年6月以后，中国的问题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土地问题开始取代税费问题成为焦点问题。同时，我们发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的接待电话中反映的问题里，有60%多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和当年的税费问题的区别有几个。第一，当事人发生了变化。在土地问题中，涉及的人更多，一些老龄的妇女也可能会参与其中。当年的税费问题中，当事人主要是退伍军人和曾经当过村干部的人。第二，地域发生了变化。当时抗税主要发生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而土地问题则主要发生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河北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发生土地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土地的价格和土地本身的开发价值之间差距甚大。第三，方式发生了变化。农民在抗税的时候的最主要的方式是离开居住地，躲起来。而在土地问题上，抗争的方式则是留下来，站在那个地方，不让动工。这种方式更具有主动性。第四，冲突的程度发生了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中央有文件规定，不准动用警察去收税费。但在土地冲突中，地方政府会大量使用武警和特警。第五，外力的界入不一样。农民抗税的时候，很少有外来的知识分子界入，当年连研究农民抗税的学者都很少。但现在大量的律师开始界入到农民土地抗争中来。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大量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应该去为农民维权。二是个农民土地中包含有巨大的利益。所以有时地方政府会发现，他们不是在和农民在谈土地问题，而是和律师在谈土地问题。第六，农民的对立方也发生了变化。有些地方政府会动用黑社会来剥夺农民的土地。最有名的例子是，在定州，县委书记默许黑社会去抢农民的土地，最后导致了一个非常惨重的案件。环境问题将来也会增加，这个现象在这几年已经表现出来了。最有名的案例是2005年4月在浙江东洋发生的案例。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的冲突问题可能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出来，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解决不了。对于工人问题，我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工人问题，比起农民问题来，更加复杂。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己。而工人问题，涉及到国有企业改制，拖欠工资等，相对而言，比较分散，矛盾可能会更尖锐。工人像农民一样，他们也上访、罢工、示威、静坐、堵塞交通。我们调查发现，工人罢工的原因是，罢工容易引起社会重视。我们发现最新的抗争办法是“旅游”。2009年4月3日，保定市的工人为了抗争，6000多人排队到北京来“旅游”。旅游不可能违法。像“旅游”、“散步”这种抗争的方式对执政者是一种考验。抗争者之所以用“旅游”这种方式，是为了寻求行动的合法性。他们没有标语口号、也没有上访材料，但却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最近几年关于工人的劳动争议问题显著地增加，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劳资冲突中的抗争将是工人的主要抗争。劳资冲突不仅仅是一个雇佣合同的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公共产品提供和公共政策的问题。最近几个月来，老师停课（他们不称之为“罢课”）的现象特别严重。就连党校也出现罢课的现象出来了。罢课的现象不会停止，而且还会继续增加。此外还有市民维权。市民维权比较理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市民维权了。市民维权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房屋拆迁问题。房屋拆迁问题引起的社会纠纷越来越严重了。以上是我对农民、工人和市民的维权活动的归纳。下面我讲一下这些维权的定性问题。第一，农民、工人、市民的维权活动不是敌意事件，而是利益之争。它不是权力之争，这一点非常重要。2007年5月1日至6日，广东省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去抄乡干部和村干部的家。当时的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广东现在发生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张德江同志讲对了。我们中国80%以上的问题都是利益之争，而不是夺取权力。哪怕人民冲击了政府，他们也并不是想夺取政权。第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学者裴宜理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他指出中国的民众讲的是规则，不是西方人所讲的权利。比如，你答应给我10块钱，但你只给了我5块。我就可以指责你讲话不算数，你不讲规矩。但西方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说，根据天赋的人权，你应该给我10块钱。中国政权稳定的最重要的密码是，中国的老百姓是讲规则的。第三，反应性大于进取性。中国的老百姓不会去主动找政府的麻烦。一般是政府找了老百姓的麻烦之后，老百姓才做出反应。第四，目标的合法性和行为的非法性共存。以上是中国的维权行为的四个特点。但我们马上就发现了问题。在2008年6年28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中，情况不一样了。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利益之争，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则，但有非常强的进取性。这就是我说的“社会泄愤事件”。“社会泄愤事件”是我杜撰出来的词，是指民众并没有利益之争，而仅仅是发泄愤怒的事件。现在泄愤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非常普遍。事实上社会泄愤早已有发生，但到了瓮安事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重庆在2004年曾发生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一个农民和一个妇女因小事吵了一下，那妇女的丈夫打了那个农民两巴掌。一群农民围上来质问这个男人。这个男人讲了一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话：我是国家公司务员，打死你算白打死。这句话在民众的误传之下变成了：一个公务员打死了一个农民。最后民情激愤，一群人把公安局给砸了。后来我们去调查这个事件，调查表明，后来去砸公安局的人与吵架的当事人没有关系，他们相互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发现，安徽在2005年6月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一个江苏的老板在安徽宿州开了一个超市。他的司机开车在十字路口差点撞到一个孩子。司机见没有撞到这孩子，就骂他不守交通规则。双方起争执，司机打了那孩子一巴掌。当时在场的很多老百姓围上来质问司机。这个事后来被误传为：一个江苏的老板开车撞死了一个孩子，还在尸体上踩了两脚。情绪激动的群众把那老板的超市哄抢一通后，把警车也砸了。我们后来的调查同样表明，这些人基本上与当事人没有关系，都是来发泄不满的。老百姓的不满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财富。事实上，在瓮安事件发生后，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最早冲击公安局的是一帮孩子。所以当地政府将这个事件定性为黑社会事件的时候，我们并不同意。瓮安事件实际上就是民众发泄不满和一帮孩子不明真相的后果。2006在浙江温州有一个29岁的女老师跳楼了。这老师是一个灰姑娘，嫁了个富翁。这女老师的丈夫报案后，公安局鉴定为自杀，这引起了那个老师的学生的强烈不满。这些学生把老师的相片贴在网上，问全国人民、浙江人民、温州人民：这么漂亮的女人会跳楼吗？有人马上在网上回贴说，肯定不回跳楼。舆论的方向就这样被改变了。马上就有人分析说该老师是死于其丈夫之手，而且有人推论是怎么杀的。这个事情后来发展到学生为老师请愿，市民到街头“散步”，最后把那老师的丈夫家的工厂给砸了。科技会给社会抗争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一直在呼吁，要做现代科技对社会抗争的影响的研究。我们知道，手机短信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短信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短信已经超越了传统一对一的传播，它可以超越时空。二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