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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著作家出版社1958年1月出版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出生于北平，祖籍湖南省湘阴县。杨沫：（1914～1995年）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小慧。祖籍湖南，1914年08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多是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散文和短篇小说。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1943年起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妹妹是著名电影演员白杨。《青春之歌》剧照1、情节取材于30年代北平的学生运动。•（1）逃婚（2）绝处逢生（3）成家（4）除夕晚会（5）参加游行（6）分手（7）第一次被捕（8）乡下教书（9）第二次被捕（10）学生运动•林道静通过四次出走，两次思想上的决裂，完成了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转变的过程。作品分析2、人物林道静，是30年代从个人反抗走上革命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典型。（1）写林道静的不幸遭遇和个性反抗的软弱无力（2）写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3）写林道静入党后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典型意义：反映了旧中国千千万万个进步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其他知识分子形象：卢嘉川、江华、林红、余永泽、王晓燕、白莉萍、戴愉。3、艺术特色（1）明显的自传色彩（2）单纯的结构方式一、从原始素材到革命叙事的变化1、原始素材是作者自身的经历一个反抗旧家庭而走投无路的女性。2、革命叙事对原始素材的改造⑴作者的创作意图：通过林道静表现一个从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表现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参见杨沫《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知识分子革命化的“苦难历程”——《青春之歌》读解A．将革命内容与传统婚爱故事两种文学进行组装个人奋斗史：从挣扎→革命恋爱史：从失败→成功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用人物身份的不同来使两条线索紧密组合在一起外层故事：是写林道静革命经历。内层故事：是写林道静的“情史”。（爱情至上革命＋爱情情归革命）B．赋予主人公革命成长的思想基础、诱因及革命成熟的保证出身——受压迫阶级，底层佣人的女儿（革命基础）知识背景——阅读西方经典：马列著作；接受党的指引与教育——革命加恋爱参加工农革命实践⑵改造素材为革命成长叙事的途径二、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从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1、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而出走到九·一八事变阶段——林道静的成长起点，从个性解放开始。性格主要特征是仇恨家庭，仇恨社会，仇恨黑暗世界，同情底层社会，要求个性解放，追寻自由，带着个人奋斗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绪和罗曼蒂克的幻想要改变现实，失败后便以死抗争。2、从除夕茶话会到林道静第二次被捕，是林道静成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是小说的主干，叙述林道静成长道路上的转折、发展。⊕除夕茶话会，认识了一批革命的青年，发现了世界上与余永泽不同的另一种人，开始感到自己命运的不幸，以朴素的感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嘉川被捕，与余永泽决裂。“政治上的分歧，不能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表明了林道静革命成长的重大转折→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与自身弱点的决裂，摆脱了个人的狭小天地，把个人的反抗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被捕与监狱生活。林道静逐渐认识到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的错误，认识到生与死的真正含义，得到新的改造。这一阶段与林道静成长相联系的是卢嘉川，他是林道静革命的引路人，精神英雄。•3、从出狱到一二·九运动（小说结束），林道静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阶段江华替代了卢嘉川的位置，培养了林道静的革命性格。•林成长——对封建家庭、封建伦理道德超越——对旧我超越——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从反抗封建家庭、要求个性解放到谋求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从对劳动人民同情到为劳苦大众奋斗；从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这正是“五四”以后，特别是30年代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林道静”走完了五四文学中女性没有走完的道路，完成了把个性解放的追求纳入民族历史命运道路的历程。实际上，林道静是被动的，在小说中，是处于被爱、被改造、被男性愿望改造，其成长过程是在被三个男性的拯救、唤醒、肯定中完成的。•余永泽——骑士英雄，拯救了林道静的肉体生命，唤醒了林道静生命中爱与美的意识→人性、人道主义；•卢嘉川——革命知识分子，精神英雄，是林道静革命的启蒙者，阶级意识（斗争），精神的拯救；•江华——工人阶级，革命英雄。林道静的并肩战斗者，在卢嘉川精神拯救的基础上唤醒了林道静的斗争意识和女性意识。•林道静成长的价值和意义在每个阶段都是通过男人来界定、建构和阐释的。三、林道静成长中与三个男性的隐喻三个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造就一个属于自己的林道静，要在精神上占有她，但所使用的方式和话语又有所不同——余永泽—西方的人道主义话语，如个性解放、反传统道德、女性独立；卢嘉川、江华—马克思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林道静的成长道路。《青春之歌》体现的不仅是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也是国家的成长过程，她是一个群体的象征。在中国现代史上，充满着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的矛盾，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基本的冲突。最后，卢嘉川、江华拥有了林道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拥有了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情史”《青春之歌》的复杂性在于多种话语并存，所以近年来的解构性重读把它拆解得四分五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立足于文本的具体分析，并把文本置于30年现代文学的框架和流程里加以考察，会发现“一女三男”——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情爱纠葛，是小说众多话语当中的元话语，其他话语都是在此基础之上的繁衍和再生。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林道静的“情史”其实浓缩了现代知识女性的“情史”，从“五四”到30年代再到40年代，爱情至上、革命＋爱情、情归革命的三部曲形态尽在其中。三部曲之一：爱情至上►林道静对余永泽说：“‘最光荣伟大的职务就是在世界上做一个人’，为了保持人的尊严，我不愿马马虎虎地活在世上……假如为了贪图物质享受，我早就去做姨太太少奶奶，也就不这样颠沛流离了。可是，那叫什么生活？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这是典型的以反封建和追求个性解放为依托的“五四”爱情话语。三部曲之二：革命＋爱情►林道静对卢嘉川说：“卢兄，替我想个办法吧！这生活实在太沉闷了，憋得出不来气……你介绍我参加红军，或者参加共产党，行吗？我想我是能够革命的！”——这种动机和请求清晰地表露出30年代的青年是怎样把爱情和革命搅拌到一起的。三部曲之三：情归革命►林道静对江华说：“我常常在想，我能够有今天，我能够实现了我的理想——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这都是谁给我的呢？是你——是党。只要我们的事业有开展，只要对党有好处，咱们个人的一切又算什么呢？”——这种貌似高尚实则无奈的慨叹成了40年代情归革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