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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王夫之和叶燮的诗歌理论第一节王夫之的诗歌理论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晚年居衡阳石船山，因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其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有《诗广传》、《楚辞通释》、《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编、《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等。一、“兴、观、群、怨”论1、“四情”的关系他在《诗译》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不同于先儒的理解，其要有三：一是四者的相互联系和转化；二是以“四情”释之，跳出政治教化的窠臼，而转向审美；三是将作者之思与读者之情区分开来，承认“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2、可不可以“兴”是诗与非诗的标准他在《唐诗评选》中评孟浩然的一首诗时说：“诗言志，歌咏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中说：“要区分真正的艺术与虚假的艺术，有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志，即艺术的感染性。”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感染性有三个方面：一是感情的独特性；二是感情传达的清晰性；三是感情的真挚性。3、诗与史的区别他在《诗译》中说“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在《古诗评选》中说：“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蘼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4、诗家之理与经生之理的区别他在《古诗评选》中评鲍照的诗时说：“经生之理，不关诗理，犹浪子之情，无当诗情。”评司马彪《杂诗》时说：“非谓无理有诗，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附录：司马彪《杂诗》“百草应节生，含气有深浅。秋蓬独何辜？飘摇随风传。长飚一飞薄，吹我之四远。搔首望故株，邈然无由返。”王夫之评后两句：“且如飞蓬何首可搔？而不妨云搔首，以理相求，讵不蹭蹬？”二、“情景交融”论1、情景交融的含义他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王夫之所说的“景”不仅是指自然景物之景，而且也指社会现实生活之“景”，亦即他所说的“事之景”“情之景”“人之景”等等。其含义大约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象”。2、情景交融的类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尽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有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3、情景交融的创造《夕堂永日绪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这是强调作家的生活实践；在论述贾岛的“僧敲月下门”诗句时说：“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情因景，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这里的“现量”和钟嵘的“直寻”、严羽的“妙悟”意思相近，都是指主体和客体在直觉思维中的自然契合，即目会心，自然寻妙。第二节叶燮的诗歌思想“《原诗》不同于一般的诗话，不像一般诗话那样零散、琐碎，而是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著作，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中，除《文心雕龙》以外，还很少有这样阐述得很透彻、分析得很细密、理论性和逻辑性都很强的著作。”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一、以“变”为动力的文学发展观叶燮说：“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乃近代论诗者……既不知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孰为沿为革，孰为创为因，孰为流弊而衰，孰为救衰而盛……徒自诩矜张，为郛廓隔膜之谈，以欺人而自欺也。”又说：“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原诗》：“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这是叶燮论诗的总纲。1、理、事、情“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理”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事”指一定的、具体存在的客观事实；“情”指每一事物自己特殊的情状。“理、事、情”就诗歌客体而言。“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叶燮认为“气”是万事万物内在的生命力的表现，也是诗与文章之生机和活力所在。“故吾曰：三者藉气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气鼓行于其间，氤氲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2、才、胆、识、力“才、胆、识、力”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才”指作家的才能，包括发现才能和表现才能。“才者，诸法之蕴隆发现处也”。“胆”指作家的胆略。“无胆则笔墨畏缩”“识”指作家认识理事情的能力和艺术鉴赏力、艺术创造力。“力”指作家的艺术工力和气魄。“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三、论诗歌的审美本质和艺术思维的特点“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可不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粲然于前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