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日本的民族精神

解读日本的民族精神——重读《菊与刀》-1贾庆军世纪中国网日本的民族性格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在此世完美的核心观念下，日本人生成了一系列的矛盾性格：既自信又自卑；既顺从又叛逆；既规矩又放纵；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残酷。1944年太平洋鏖战正酣，为了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合理地处置日本，美国政府急需了解日本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特性，于是就委托学者专家对日本进行详细的研究。鲁思•本尼迪克特就是其中之一。她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去解读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其研究的成果就是。自1946年这本书出版以来，它就成了了解日本民族精神的经典。在书中，本尼迪克特总结出了日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诸多特征，比如说崇尚精神和意志，贬低物质；人之完满的要求；报恩的观念；人情的世界；强烈的“耻感”；矛盾的性格；善变的伦理等等。但本尼迪克特没能进行更进一步的综合，使这诸多的特征融入一个整体的框架，所以看起来比较凌乱，使人无法把握到其精神的核心。不过这已经是比较珍贵的总结和概括了。这里我们将在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抽象，找到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使这所有的特征都能从这一核心得到解释。从各种纷乱的头绪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最基本的生存观念，由此来衍生出其它的生活观念和态度。日本人的基本生存观念就是人的完满。从儒家或佛家获取的观念使日本人确立了“人性本善”和“人人皆能成佛”的思想。要求完满永恒的本能使人要么将这一要求投射到神的身上，要么使此世的人成为神。儒家显白的无神论以及佛家隐秘的无神论导致的是对人的强制的完满，要求此世的人达到神的境界，由此就产生了此世的神圣化和人的神圣化。于是便产生了一系列互有联系甚至相互矛盾的生活观念和习惯，造就了日本独特的民族性格。一精神和意志的无限超越性对人的完满和神性的向往促使日本人无限的拔高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因为物质的条件总是有限的，要想达到神的无限和全能，只能依靠精神的无限性来激发出巨大的能量。因此日本人蔑视物质，重视精神。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的观念就是：身体条件、物质条件的限制不算什么，只要有坚强的精神意志，什么都能做到。这就使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超越了自然的法则，以精神意志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去行事。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讲的，日本对美国宣战的信心来自于他们对精神的无限信赖。《每日新闻》的宣传是“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最终“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菊与刀》，第16页）当然日本人并非全然看不起物质，他们也知道物质力量的意义，但在他们心目中精神力量是更为本原的。在他们看来，物质是次要的，瞬间的，充其量不过是精神的表征；精神却是永存的，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的便是：“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第17页）因此每个日本人都要成为永恒精神的化身，成为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不负神的后裔之名。这也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所反复强调的观念。获取永恒的生命是人身上最为本原的冲动，无怪乎法西斯主义会对人们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日本人正是在此信念的基础上，毅然用血肉之驱去面对美国人的枪炮的。“神风特攻队”、“玉碎”政策就是其典型的表现。有限的身体消失了，但它的精神却是永存的，突破了物质局限的人便是完人的榜样，是神的子民。希腊人同样希求完满，但他们的完满是一种自然的完满，是限制在人的自然本性之内的。这恰恰是一种有限的完满。柏拉图设计了一个完美而正义的理想国，但他从未说过人能够强行实现它，因为他深知人类的有限性和不完美性，人类是难以长久维持一个完美的国度的。而日本人却对人有着过度的信心，相信人性本善，人能够无限的提升，直至成为圣人或神。所以日本人就要强行建立柏拉图留在梦中的理想国。如果说无神的希腊人要在此世实现其有限的生命，无神的日本人却要在此世实现无限的超越的生命。成为完人或神便成了日本人生活的希望和动力，这既带给他无上的自信和荣耀，也成了他难以摆脱的梦魇。二理想国中的情与义如果说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统治者是哲学王的话，日本理想国中的统治者就是人神。天皇便实现世存在的神。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又是至善和完美无缺的代表，他在一切的党派和任何批判之外。天皇满足了人们对神和完美的需要。任何人都要对天皇绝对的忠诚。理想的国度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社会。每个人根据自己灵魂的等级安坐在天皇的周围，和谐而安定。对日本人来说，一个完美的国家和社会就是一个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国家和社会。（第31页）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国内秩序莫不如此。国际上按种族的优劣来排列，国内按人的优劣来排列。最优秀和最完美的种族和个人就是最高的统治者，要由他们来负责秩序的安排和管理。现代人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对日本人来说就成了无稽之谈。当欧美的自由平等思潮引起世界的动荡不安时，作为神之后裔的最优秀的大和民族就有责任去拯救世界、恢复秩序。天皇在同意大利、德国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轸念者，惟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第31页）看来天皇发动世界大战原是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将现世的人神圣化完美化的必然结果。某个自认为完美而优秀的种族或个人就要将它（他）的观念强加给整个世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将是一个道德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当道德取代法律成为统治的原则时，人们所服从的就不是法律而是某种道德人格了，再延伸下去就是对种族、血统的高贵之崇拜了。将现世的人神圣化和绝对化导致的便是人对人的绝对的服从和绝对的义务，反之亦然，就是人对人的绝对的控制和役使。如果说对于西方人来说，一切都来自于上帝，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一切都来自于天皇。西方人对于上帝的绝对义务转化为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服从。以对天皇的忠诚为起点日本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伦理体系：欠负——报恩的伦理体系。这一体系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影响至今仍难以消除。在所有的恩情中，对天皇的欠负是最大的，“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第70页），所以每个日本人都要时刻准备听从天皇的召唤，为其奉献自己的一切。对天皇恩情的偿付是强制的和绝对的。除此之外，日本人的欠负对象还有父母、老师、主人以及任何对他授以恩情的人，这些恩情都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必须偿还，否则他就是一个不义之人，将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惩罚。整个日本就是一个恩情的世界，子女与父母、下级与上级、学生与老师以及所有人与天皇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恩情结构。所以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第68页）。因此日本人的道德就是忠诚与报恩。其人格的提升和完满也是在报恩和忠诚行为中实现的。神风队员牺牲的斗志和日本士兵“玉碎”的决心就是报恩与成义合二为一的产物。日本真正的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赞颂的就是属下对主君的忠义。为了替主君报仇，报答主君的恩情，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父亲、妻子、妹妹的生命。当他们为主君报仇后，又在其坟前集体自杀，因为他们的报仇行为虽成全了他们对主君的义，却导致了他们对幕府的不义，他们只有以自杀来偿还。这种抛弃爱情亲情的忠义故事深得日本人的青睐。这种欠负——报恩的伦理体系就造就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一极：极端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了履行义务和报恩，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这种无私的超功利的精神恰好成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抵制因素。在西方大谈人的自然权利，高唱天赋人权的时候，日本强调的却是人的绝对道德和义务。在对权利的狂热崇拜中，人们最终会堕落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正义、忠诚、勇敢、无私等高贵的德性也沦为了小市民的虚伪、狡诈、懦弱、自私等庸俗的德性。而日本人正是用情义、忠诚、报恩等无私的道德来取代现代市民社会中功利的德行。只重权利而不管义务的西方人将世界搞的乌烟瘴气，难怪天皇会以优越的姿态来将自己稳定的道义国家推荐给西方社会。日本法西斯思想也正是其传统民族精神的自然产物。它要以道德的名义讨伐现代文明。这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式的道义社会，以层层的恩义为砖石来维持其稳定与和谐。每个日本人都不再是单独的个人，他是这个情义大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他本身和邻近的人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情义宇宙。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不能越界。家庭中，一个丈夫要使他对妻子的感情完全隶属于对父母的报恩——孝道上，如果母亲要他与妻子离婚，他不得有异议，即使他爱自己的妻子或者两人已经生了孩子。父母即使犯了错也不会有人批评父母。在社会中，低层次的忠义要服从高层次的忠义，如果一个人为了低层次的忠义背叛了上级，他就要自杀以谢罪，就如四十七士所为。对天皇的忠义是最高的，必须无条件的服从。这种以道德的等级为基础建立的社会，有助于避免现代自由民主观念带来的混乱和堕落。在这里，精神战胜了物质，道德超越了功利，无私、自我牺牲压倒了自私、苟安，武士优越于商人。这是它相对于现代市民精神的优越性所在。但它也有消极的影响，就是它的过度严苛可能会带来疯狂的道德专制（法西斯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它还促生了一种“耻感”文化。在这种道德理想国中臣民会产生出过度的羞耻之心。过度的耻感又会产成许多负面的影响。三“耻感”文化的形成由欠负——报恩伦理体系构成的道义社会造就了日本人独特的人格观和尊严观。在日本，一个完美的人、拥有自尊的人就是一个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义务和责任并能够严谨的履行其职责的人。他不可做出不合乎其身份的事，必须“仔细考虑事态中的一切因素，决不可招致别人讥笑，或者减少成功的机会。”（第152页）比如说，一个合格的雇工就要避免对雇主讲不妥当的话；一个政客不能纵谈危险思想；年轻人要懂礼貌，行为庄重，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实业家要谨慎再谨慎；复仇者要计划周密，万分小心。总之，日本人的自尊就是小心谨慎的生活在这个道义的社会中，不要做自己想做的，而是做别人想让他做的，不要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是要成为别人希望他成为的人。偿还别人的恩情，不辜负别人的期望成了日本人最大的尊严。当别人的评价取代自己的判断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时，日本人的自我就消失了，他的存在和价值完全依赖于他人与社会的承认。他要时时在意自己的言行，毋使自己符合各种道义和原则的规定，以免陷于尴尬的境地，否则他就会招来他人与社会的批评、嘲讽和讥笑。在讥笑声中他的价值感、安全感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羞耻感、自卑感和虚无感。要想回到原来的状态，他就要努力使自己适合社会的规定，重新获得人们的承认。道德的世界里处处是“栅栏”、“雷区”和“禁地”，一不小心就会被炸的遍体鳞伤，讥笑和嘲讽的利剑会随时砍来。严格的道义要求就赋予了嘲讽以巨大的力量。所以日本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嘲讽教育。父母经常以嘲弄和讥笑的方式使孩子的行为同道义要求协调起来。当孩子淘气时，父母就当着孩子的面亲别人家的孩子，并说：“我要这个小宝宝，喜欢要这样聪明伶俐的好宝宝，你都长大了，还尽淘气。”（第182页）或者母亲走到父亲身旁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好人，不象你在家乱叫乱喊乱跑。”（第182页）可以看出，日本父母这种嘲讽教育是通过贬低、否定或遗弃自己的孩子并抬高他人的姿态来实现的。这给日本人的心理和人格带来极大的影响。它首先使日本人产生的是一种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感觉，伴随着这种感觉产生的是顽固的、强烈的羞耻感，仿佛周围都是随时准备嘲讽他的眼睛。羞耻感让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情感，害怕内心自然感情的流露，因为那样就会招致外来的批评和嘲笑。如果说在西方，强者就是反对陈规陋习，克服障碍去争取个人幸福的人，那么日本的强者就是抛弃个人感情和幸福去履行义务的人。羞耻感将日本人牢牢地束缚在道德律令中，因此在日本人看来，知耻就成了德行之本。只有对耻辱敏感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