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

嵇康简介•嵇康（224－263，一说223－262），字叔夜，汉族，原籍绍兴，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嵇康在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在整个魏晋文艺界和思想界，嵇康都是一位极有魅力的人物，他的人格和文化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嵇康是著名的琴艺家和哲学家。他精通音律，“广陵散绝”体现的是嵇康作为一个伟大音乐家的悲剧。相貌堂堂，狂放任性•嵇康长的是相貌堂堂，他的好朋友山涛说他是“站时就如孤松独立；醉时就似玉山将崩”。他的哥哥嵇喜就在《嵇康别传》里，很不谦虚地夸耀他是“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然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位相貌堂堂的人物，却有“土木形骸，不自藻饰”的个性倾向。嵇康具有旷达狂放的个性和行为。嵇康自由懒散,“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再加上他幼年丧父,故而经常放纵自己,用他的话说就是“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成年的他接受老庄之后,“重增其放,使荣进之心日颓”。在这天才的懒散与自由里孕育着嵇康的狂放和旷达。生活中的嵇康的确很狂,他轻时傲世,对礼法之士不屑一顾。向秀在《思旧赋序》中也说到他和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钟会陷害吕安时，给他安上的一个罪名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个人特长•长于诗文作为魏晋文坛代表之一的嵇康，其作品的精神深刻表现了魏晋一代士人人性的觉醒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和不懈追求。嵇康文思缜密，师心遣论，论文颇多精辟独到见解，思想锋利，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咄咄逼人，痛快淋漓，致使司马昭“闻而恶焉”。•善于琴乐在魏晋南北朝，嵇康古琴融入了道家清净无为、淡然超远的思想，展现出古琴高雅的艺术风格与飘逸的美感境界。嵇康所表达的音乐思想，使得魏晋时期的音乐艺术，由传统的功利审美态度转向崇尚自然，从而注重个人内心的情感与艺术的体现。工于书画嵇康还工于草书，又善丹青。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唐人书评》评价道：“嵇康书如抱琴半醉，咏物缓行；又若独鹤归林，群鸟乍散。”其狂放潇洒之性情，跃然纸上。醉于玄学玄学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魏晋时期一种特有的思潮，玄学标榜老庄，提倡贵无，崇尚自然。嵇康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仗义执言•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吕巽见弟媳徐氏貌美，乘吕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将其奸污。事发后，吕安欲诉之于官。吕巽急忙请嵇康从中调停。嵇康因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遂应吕巽之请，出面调停，把这件事情按了下来。可是，事后吕巽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顺，竟然敢挝母亲之面。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拍案而起。嵇康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痛骂吕巽一顿。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证朋友的含义。吕安入狱后，为了说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调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入监狱。广陵绝响•嵇康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我们所熟知是他以弹奏《广陵散》而闻名于世。而这首“声调绝伦”，已成绝响的曲目，据说是除嵇康之外，无人会弹。嵇康因吕安的案子被收押。钟会劝司马昭乘此机会除掉嵇康。嵇康入狱后，立刻激起舆论的不满，许多豪杰纷纷要求与嵇康一同入狱。经有司劝谕后，众人一时遣散，然而最后嵇康和吕安却被判处了死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妻子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后，嵇康从容地就戮，时年四十。嵇康为何而死•王蒙《名士风流以后》一文是一篇读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的读后感。文中，王蒙说：“嵇康为什么被杀？罗氏认为是由于‘他太认真’、‘性烈’、‘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对立起来’，罗氏最精彩的论述是：‘以自己为高洁是可以的，以世俗为污浊则不可。’以至，他认为这是嵇康的‘性格弱点’。由于‘认真’、‘性烈’、‘与世俗对立’就要掉脑袋，这很可怕也很不好。另一方面，从嵇康本人方面探讨一下经验教训，并非没有话可说。”王蒙接着用他刻意的“幽默”语言说：“山涛向朝廷推荐嵇康代己为官，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用心，辞谢是可以的，写‘公开信’与之绝交，就有点不合分寸。”•“辞谢”是那么容易的吗？与嵇康同时的刘毅，也是颇有声望的人。司马昭请他做“相国掾”，他借病推辞，不肯就职。后来司马昭就要对他下手，刘毅害怕，只好答应上任。对于司马昭这样的枭雄，杰出的人才如果不能为我所用，也决不能留给自己的对手。便捷的办法就是杀掉，就像曹操杀掉孔融一样。嵇康的掉脑袋是因为“太认真”、“性烈”、“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吗？至少不完全是。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朝后，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二十多年间，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司马氏得胜，曹氏集团中人几乎被杀绝。嵇康是曹家女婿，自然在被疑忌之列。嵇康的斥责山涛，仅仅是斥责山涛吗？显然不是。我们只要读过《与山巨源绝交书》并对其稍有研究，就知道《绝交书》不只是针对山涛个人，而是“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是一篇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声明，一篇反礼教的宣言。所以，鲁迅说：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座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况且这位恐吓家的举例，其实也是不对的，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鲁迅的话说得很明白，嵇康得罪了钟会只是外因，嵇康独立于司马集团之外、又是曹家女婿，这才是内因，才是致死的根本原因。没有钟会搬弄是非，也会有别人搬弄是非。总之，嵇康必死无疑，不管他认真与否，性烈与否，与世俗对立与否。•嵇康一案是钟会审理的，他认为嵇康该死的理由是：“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物，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才是要害所在。•嵇康被逮入狱时，三千多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许多人甚至愿意随他入狱。这些救援嵇康的行动，实则加速了嵇康的死亡。这样一个拒不合作而又广有影响的人物，不杀，司马昭睡得着吗？•退一步说，如果嵇康真的如王蒙所认同的那样，是由于“太认真”、“性烈”、“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而掉脑袋，那么，不去谴责统治者的残暴，却在怪罪嵇康自己找死，这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像嵇康以及屈原这样“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忧国忧民者的形象，向来是崇高的。王蒙对司马昭的凶残不置一词，却在那里对嵇康之死缺乏历史常识的胡扯，这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实在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