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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收稿日期：2017年6月12日發佈日期：2017年6月12日頁碼：1/56《大學》古本新訂非首發梅廣台灣清華大學一、前言先秦儒家思想典籍中，《大學》《中庸》二篇需要做較多語文學的整理，但不像《易經》那樣有豐富的出土資料可資研究，因此二書也較少引起典籍學者的關注。我對《中庸》的研究已發表了部分成果，現在把多年陸續記下的對《大學》的閱讀筆記彙理出來，又補充了一些資料，寫成此文，以為紀念孔德成先生學術研討會之用。前人認為《禮記•大學》的注疏本有錯簡、誤字和闕文三種缺失，但都沒有校勘的證據可援引。其中爭議最大的是闕文的問題。從方法論的立場看，沒有實證才做假設，這是不得已的事，故假設應減至最少。我對《大學》的看法是，《大學》一文基本上是完整的，不需要假設有任何文字缺漏。誤字容或有一二（如“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身”當作“心”，是明顯的錯誤），《大學》文字讀不通順的原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收稿日期：2017年6月12日發佈日期：2017年6月12日頁碼：2/56因只有錯簡和誤讀兩種可能。錯簡方面，我將此文做了三處段落調整：1、“《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一段傳本出現在“康誥曰”之前，宜依朱子說置於“此謂知本（“本”當作“止”）”之後。2、此部分（即從“康誥曰”至“此以沒世不忘也”）全部移到“知所先后，則近道矣”一段之後。3、“堯、舜率天下以仁”至“未之有也”一段是平天下之事，移至“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之後。至於誤讀方面，則建議把“彼為善之小人之使”讀為一句，則文義可通。《四書》中我對《大學》一書研究最早，上世紀七零年代時就開始對它發生興趣。起初我篤信朱注，想以此為出發點探討中國思想中有關知行關係的問題。但不久我就懷疑朱子對《大學》的解釋。《大學》根本沒有理字，也沒有理的觀念，朱子憑什麼說格物就是窮理？《大學》對其關鍵性概念都有所發揮，唯獨對格物一義無所發揮，宋儒憑什麼認定格物是此文的中心概念，把原文沒有的說成應有，而造出一個闕文的假設，甚至還補上一個格致傳來？這種無中生有的做法使我對宋儒的學術傳統產生極大的反感。有了這個認識以後，我開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收稿日期：2017年6月12日發佈日期：2017年6月12日頁碼：3/56逐漸走出程朱理學的陰影，進入真正我的語文學研究時期，這在我一生對儒學的追尋歷程中是一個關鍵發展。朱子的格致補傳開了經學史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我們後人讀經書，只能當一個詮釋者，有什麼資格當一個作者？一點不錯，朱子的作為真是如他所說的“僭越無所逃罪”。他為什麼有這種自信，做這種從來沒有大學者敢做的事？因為他心中有一把義理之尺。義理是古今人心之所同，宋儒的義理也就是孔孟的義理：古代聖人必定有這樣意思，也必定是這樣說的。這自然是理性主義哲學家的獨斷。清儒反朱學就是要擺脫這個經學理學化的傳統。他們提倡古學，要回到原典的解釋。1清儒復古主義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有不足之處。清儒之少數高明者既學術反程朱亦思想反程朱，多數學者則只在學術上開出新的考證領域，而沒有足夠思想活力衝破理學家的道德格局。“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道出這種心態。清儒對儒家思想典籍研究的貢獻不大，以四書而論，焦循的《孟子正義》和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都無法取代朱子的集註，而焦氏之書尤多標新立異，似是而非之說。清儒讀不懂《中庸》，倒是清代大學者當中，討論過《大學》的人不少，但是他們大多集中在致知格物這個他們感興趣的題目上，所以對《大學》多是誤解。我在思考致知格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惠士奇的格物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收稿日期：2017年6月12日發佈日期：2017年6月12日頁碼：4/56說，覺得他的解釋很有價值。惠士奇〈大學說〉一文似乎在後世並未引起特別注意，只是眾多一家之言的一種，近世寫過有關《大學》的學者，如錢穆、毛子水、戴君仁諸先生都是深通清代學術的，但都沒有提到惠氏此文，我過去亦只知他對格物有新解，而未讀全文。實則〈大學說〉在清儒各家中最有新想法，最值得一讀。惠氏〈大學說〉批評朱注，有些話說得很對，但他極力批朱，有時活像在抬槓，沒有多大意思。朱子釋格物的格為（使）至是錯誤的，惠士奇、惠棟父子解為量度，有訓詁傳統的根據，最為可取。〈大學說〉又謂絜矩猶格物，理亦甚精（但對絜一字解為動詞則誤）。然朱子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不能算錯，而〈大學說〉則批評說，本是根本，末是末梢，古人未有以民為末的。然而豈有朱子不知經傳“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者君之本”這些話之理？朱子在這些關鍵地方，每下一字，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又〈大學說〉思路頗有枝蔓不透脫之處，往往新說舊說並陳而不能勇決。又有時文習氣，思力有所不達。宋儒說理極精但有意識型態之累；清儒學問淹博，廣徵博引，而邏輯推理能力或不甚縝密，起點正確而結論未必正確，此蓋因思想被一大堆學問和文詞牽引著走之故，是以有得亦有失。再則惠氏父子解經株守漢注，走極端的復古，也是後人所詬病的。〈大學說〉處處以鄭攻朱，殊不知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收稿日期：2017年6月12日發佈日期：2017年6月12日頁碼：5/56成注《大學》《中庸》，原不是他的經解中最好的。士奇雖尊崇古學，然亦談天理私欲，用的是理學詞彙。實則他並未能像戴震那樣擺脫理學，特別是理學裡面的名教思想。對《大學》下的功夫最深自然是朱子。他的注解思理嚴密，意思的表達恰到好處，真是斤兩悉稱。他對《大學》提出三點意見，也成為後世討論這書的中心問題。第一，《大學》的結構是三綱八目，且有經傳之分。三綱指明明德、新（親）民和止於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經立此綱目，凡一章；傳發揮經義，凡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第二，格物致知是八目中最關鍵的理論概念。第三，舊本（注疏本）並沒有完整的體現這個意義結構，是因為這個流傳本子有闕文錯簡之故。這三個問題的提出，對後世影響極大。朱子之後之所以還不斷有改本出現，和這三問題有必然的關連。如果連舊本有瑕疵這一前提都不接受，那就等於承認舊本的完整性，也就不存在改的問題了。經過朱子的改動，《大學》一文讀起來的確比較通順，這說明《大學》的流傳本子是有瑕疵的。朱子的話是有道理的（其實舊本有瑕疵是程明道最早提出來的，詳下文）。但是朱子此例一開，仿效朱子的《大學》改本就層出不窮，八百年來，《大學》一書被改得亂七八糟，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收稿日期：2017年6月12日發佈日期：2017年6月12日頁碼：6/56本之多難以數計。《大學》是過去每一個學子必讀之書，朱子說它有闕誤，而朱子又是最會讀書的大學者，學術權威的話當然有人信。既然朱子認為聖經可改，而且做了示範，後人也可以肆意為之了。於是學術規範蕩然。這風氣至明代尤甚。且《大學》不但中國人改，還有海外改本，即日本儒學者、朝鮮儒學者也改；且又有人把改本稱為石經本或北齊本以偽作矇騙以自增身價者。這是經學史上最奇特的現象，稱為經學史上的災難亦不為過。2朱子這三個問題對後世引起的學術災難還不只是《大學》改本的氾濫而已。朱子對格物致知的解釋也使後世陷入一個詮釋的困境。沒有一句古書的話曾經聚集過那麼多注意力，引起那麼多不同的訓解。明末劉宗周已經說過：“格物之說，古今聚訟有七十二家”，遂令後人感嘆說，“七十二家之說，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3我們知道，七十二是三、九的倍數，是個神秘數字，七十二只言其多，未必真是七十二實數。不過這個數字經過清代三百年到民國，一直到現在，還不斷在增加。則《大學》格物的訓解，到今日應有一百零八種說法了。朱子的章句成為歷來解讀《大學》的出發點。我多年來對《大學》的思考也是環繞著朱子所提出的問題走。一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大學》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收稿日期：2017年6月12日發佈日期：2017年6月12日頁碼：7/56說，自覺對《大學》文中所有關鍵問題都能解說清楚，能夠對這篇先秦儒學典籍提出一套完整的論述以後，我依然心中只有朱註，認定朱子章句是《大學》研究的出發點，朱子之後也只有惠士奇的說法比較有參考價值，因為他能指出朱子章句帶著大家走的是條歧途。千年來有關《大學》的著述實在太多了，林林總總，各種說法都有，各種解釋都有，其中自然也有說中的：歪打也有正着的時候。但這是亂糟糟的，沒有理路，沒有方向，只是迷失在朱子的歧途上，大家在亂找路而已。對我的思考，可以說毫無幫助，我也不想浪費時間在上面。因此，在決定把我過去對《大學》的見解整理出來以前，我沒有做過任何現代學術論文所要求的文獻回顧工作。寫這篇論文給我最大的驚喜就是發現我對《大學》有些自認為重要的創見，其實已有前人先我而發，而這些前人非同小可，他們是程明道、顧炎武。能夠跟歷史上學術巨人站在一起，雖然只是在一兩個問題上面，也是我的榮幸，特別是對自己的學術自信更是莫大的鼓舞。程明道對《大學》有很深的領會，《大學》古本有誤是他首先提出來的。二程兄弟對《大學》各有自己的講法，都是朱子的主要參考。伊川雖然哲學理論的建構力強，但其人成見亦深，對經典的文辭和詁訓毫無興趣。明道則悟解力極強，見識高超。二程均對《大學》做過改定，而實際上明道的改本遠勝伊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收稿日期：2017年6月12日發佈日期：2017年6月12日頁碼：8/56川。但朱子最後還是選擇了後者。朱子接受伊川理學的理論預設立場而加以貫徹，遂讓他的文義復原工作向思想傾斜。他的選擇是不幸的。這是宋代學術的基本問題，就是上文所說的經學理學化。下面就是對這個問題做的一個詳細的個案檢討。打開這個死結，讓古代思想釋放出來，是今日經典詮釋中心工作，對中國思想文化的未來發展應有深遠影響。二、《大學章句》經傳的劃分朱子採用伊川的說法，認為《大學》分經傳，經立三綱八目，傳分釋之。周易、春秋都有經傳之分，經、傳是獨立的不同時代的著作，解經的書稱為傳，因此傳的產生在經之後。經傳文體不同。《大學》只有1751字，若依朱子分經傳，則經的部分是205字（傳1546字）。先秦儒籍中有此獨立成書的迷你經，可疑。且《大學章句》所謂經文部分本身就有發展經義的文字，經傳文體並無不同，不能截然分割。強分經、傳，實無合理依據。或曰：戰國中晚期書有經、說的體裁，如墨辯即有經、說上下四篇。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學者也認為可分經、說。如果說戰國時代因此而發展出一種新文體，可借用經、傳或經、說的關係稱之為“自為經說體”，這也無所謂。《大學》或者可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收稿日期：2017年6月12日發佈日期：2017年6月12日頁碼：9/56說就是這種文體。然而在《大學》中，這是一種修辭手法。《大學》是一篇首尾一貫的論說文，含有豐富的修辭技巧，以“經說體”發揮文義固然是《大學》一文的結構特色，然在《大學》中此一修辭手法是融入其整體修辭之中，經、說不是各自獨立的。此與墨辯或五行篇性質完全不同。《章句》歸於經的部分，可分為三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