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

1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刘思谦阴历八月十八日是母亲的生日，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却似乎从未为母亲庆贺过生日。小时候不用说，长大成人之后也总是忘记。到了自己也做了母亲有了孩子之后，三个孩子的生日我记得牢牢的，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想怎么给孩子过生日，可是却从来也没有把母亲的生日放在心上。然而母亲记住我们姐妹四人的生日就像我们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一样，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家庭生活最困难的那几年，也要想方设法煮几个鸡蛋给我们吃：过生日的两个，不过生日的一个。所以在我们姐妹的印象中，过生日也就是吃母亲给我们煮的鸡蛋的意思。童年的欢乐、母爱的温馨，就这样水乳交融地和母亲煮的生日鸡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两年一次，在母亲的忌日阳历八月九日把她的骨灰盒拿出来擦拭一下落在上面的灰尘，摆几碟母亲生前爱吃的食品，献一束金黄色的菊花，再将几杯白酒祭洒在母亲灵前，然后便凝视着母亲的遗像发一会儿呆。十二年来女儿对母亲、对母亲与父亲的婚姻、对母亲一生八十八年的岁月有过许多的思念许多的困惑，可是却犹如一团乱麻堵在心口理不出头绪。母亲这一生所经历过的一切，母亲的欢乐和痛苦，是女儿所难以理解更难以言说的。今年是母亲的百年诞辰，她的一百岁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母亲，请你原谅我这不孝的女儿直到如今才真正记起了你的生日，原谅女儿如今只能天地两隔抬头仰望母亲的英魂，向着母亲的在天之灵，祭献出女儿的忏悔女儿的理解女儿的思虑。正在静静地倾听着女儿对于母亲、对于一个与世纪同龄的女人一家三代百年人生的回忆与思考。上篇：前五十年母亲本是勤奋而仔细的人。留在我记忆中的母亲的身影，除了在厨房为我们张罗一日三餐，便是伏案读书读报，还常常在一个颜色发黄、纸质粗劣的本子上写些什么。可是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竟没有找到一份足以表达她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完整的记叙和总结，也没有找到她的自传。据四妹回忆，她见到过这个自传，写在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上，可如今却遍寻不见。在她留下的文字材料中，绝大多数都是她给我们姐妹四人写的信的底稿，还有一些零零星星地“文革”中交待某一段历史和给外调单位写的证明材料，写在一张一张的小纸片上，被母亲叠成一个一个小方块，装在一个手工制作的花花绿绿的针线包里，还有几封她认为重要的来往信件。笔记本倒是有好几本，可都是些听报告的记录、她的发言提纲、演讲稿，以及妇联工作总结，还有下乡宣传某项政策的提要，有的前面还根据不同内容选录一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一份改善某某村住房状况的计划，是1958年她随省妇联同志到封丘县应举社参观人民公社时，看到这里农民还住在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母亲大概觉得这种状况与共产主义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太不相称了，便越俎代疱地替他们畅想起共产主义的住房蓝图了。我真后悔这辈子竟没能和母亲作为女人作为朋友推心置腹地谈过一次话，从小到大，都是母亲主动向我们说，可我们总是心不在焉，总是嫌她罗嗦，嫌她一件事2反来复去说好几遍，如今悔之已晚。幸亏在她的好几包遗物中，有一份30来页的蜡版刻印稿，标题是《平凡又不平凡的历程——周筱沛同志生活纪实》，我想起这是省妇联老海同志80年代初根据母亲的回忆整理出来的，那一阵常见老海来找母亲访谈，一次谈一点，大约谈了十几次。现在认真展读感到无比亲切，母亲曾经多次讲给我们听的她一生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现在我就把这些文字资料与我的记忆相互鉴析、印证、钩沉和整理，写出与20世纪同龄、与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母亲八十八年的人生故事，旁及母亲的母亲我们的外婆和我们姐妹们与母亲血肉相连的百年人生。先母周勤学，字筱沛，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在修武县周庄。外祖父周沛三是晚清秀才，思想上拥护维新变法，是当地知名的开明士绅，1914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同年到北京民国政府内务部供职。受当时新思潮影响，外公对三个女儿的教育并不守旧，而是让她们尽可能地受到当时所可能受到的旧学与新学并重的最好的教育。母亲先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接着便上了村里由曾外祖父、外祖父开办的半新半旧的小学堂。1915年，母亲随外公赴北京就学，入丞相胡同小学，次年因曾祖母病重又随父返乡，转入开封女师附小，毕业后于1919年考入开封女师。母亲的1919波澜壮阔，女儿我每当面对“1919”这个重要的数字时，不再是空空洞洞的“五四运动”“民主科学”这几个方块字。它是母亲的有血有肉的1919，它浸透着母亲的青春热血母亲的勇气向我走来，我从中触摸到了母亲的呼吸和体温。十八岁的母亲热情似火敢说敢为，十八岁的母亲在1919这个重要的历史年份里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可歌可泣的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人生故事：天下兴亡与遵父命结婚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出身书香门弟与周家的公子我的外公门当户对，婚后待奉公婆洒扫庭除夫妻恩爱无半点差错，却偏偏七年内连生五女（有两人自幼夭亡）没生一个男孩子。1914年暑假，外公从上海公学学成荣归故里，在即将赴京赶往内务部任职前夕，由周家宗族各门族长们开祠堂议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名，用四百块银洋从外地买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做妾，由外公带往北京早生贵子（不久真的生了个儿子，即我们唯一的亲舅舅周育轮），留下外婆在周庄老家独守空房每日以泪洗面。母亲告诉我说，她在这一年突然就长大了，她和母亲一起哭。每天第一个把私塾先生让背的书背出来，拔脚便往外婆的屋子跑，她怕外婆上吊。母亲还说你外婆知道我孝顺她，可还是动不动就打我，让我跪在房角不准我吃饭，有一次打得我半个月走不了路。我开始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对我那么狠，后来才知道她是心里苦却拿我撒气。后来我有了你们，我决定绝不打孩子，绝不把自己的苦转移到孩子身上，让孩子陪我受苦。1919那一年，母亲由开封女师附小毕业考入开封女师。开封女师是河南省女子学校的最高学府，关于妇女解放的新文化新思潮在河南的传播中心。母亲对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监湖女侠秋瑾女士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她都是在这里读到的。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热潮波及开封，女师的学生们也打着小旗上街游行，上面写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八个大字。母亲说到这里面带微笑眼睛放光，很为她和她的伙伴们创造性地改写了男性话语“匹夫有责”而兴奋不已。然而，气壮山河的豪迈的“天下兴亡匹妇有责”，面对女人世世代代婚姻不能自主的命运却无能为力。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在她刚刚为“天下兴亡”而热情呐喊的话音未落，一道回乡完婚的父命把她召回周庄老家，十八3岁的母亲坐上了修武县王丰村韩家的花轿，一夜之间成了没见过面的韩家大公子的媳妇。关于母亲这次婚姻的缘起，曾在我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的“后记”中作过简略记叙，母亲在我们姐妹长大成人后多次讲过这件事。那是极富戏剧性的“包办婚姻”，“包办”之简易快捷，只在周韩两家“世交”的一次酒过三巡的宴席上，只在周韩两位男性家长酒后的一句话上，就决定了当时尚在外婆腹中的母亲的婚姻大事。时间我想应该是在1900年冬天的某个晚上。记得母亲是这样说的：当时恰巧周韩两家的媳妇都怀孕了，两位家长心情亢奋，酒后无戏言，一边喝酒一边商定，两家所生如为同性，则结拜兄弟或姐妹；如为异性则永结“秦晋之好”。这便是我们后辈儿女只听过没见过的“指腹为婚”。结果周家媳妇生了女儿韩家媳妇生了儿子，我的母亲就这样还没有生出就许配给韩家大公子了，母亲就这样遵父命坐上了韩家的花轿。周韩两家家长也许是要一试再试手中握有的“父权”之威严，也许只为了赌气，周家的媳妇我的外婆继母亲之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母亲的两个妹妹即我的二姨三姨，也就这样继母亲之后成为父权制的赌注，接二连三地许配给了韩家连生三胎的“贵子”。二姨周静学在母亲嫁过去之后三年与韩家二公子完婚，三姨周英学比母亲小十岁（1911年生），小学毕业后随我外公到北京求学，有幸与韩家三公子解除了婚约，逃脱了包办婚姻的覆辙。后来三姨在上海、北京参加左翼话剧运动，与三姨父陶也先自由恋爱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即我的表兄弟陶宝中陶文中，使得外婆扬眉吐气，三姨还把她接到北平家中住了好几年，这是后话。剪发和接发母亲结婚后，一条粗黑的大辫子盘成了一个足有半斤重的发髻盘在脑后。婚后的母亲以这个盘起来的发髻作为少妇的标志又回到开封女师上学读书。有一天，她读到了《新青年》上一篇宣传妇女剪发的文章，觉得道理讲得很对，便与同宿舍的两名同学罗某高某商量。母亲问她们：“剪发好不好”？“好”。“剪发对不对”？“对”。母亲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剪呢？孙中山先生说知易行难，知行应该合一。知道对的事好的事就该去做才是”。罗某高某说：“那我们就剪了吧”！三个人立即行动，拿起剪刀你给我剪我给你剪，咔察几下就把三个发髻剪掉了。这下子轰动了全校，同学和老师们纷纷来看这三个剪发的摩登女郎，她们走到哪里哪里便尾随一大群人，讽刺挖苦，扔石子吐唾沫。母亲说，“好像看耍猴的一样”，吓得她们赶紧往宿舍跑，关紧大门不敢出去。消息传到家里，家里传来命令：“不留起头不许回家”。可头发已经剪了不是一下子能长起来的，三个女师学生拣起剪下来的头发用头绳扎成发束一束一束往头上接，接成了一个更见不得人的怪模样。暑假回家，母亲不敢就这样回婆家去。她先到娘家敲门，外婆不给她开门，还是那个只比她大两岁的姨妈偷着给她打开了大门。外婆气得说不出话，先给她找了顶帽子带上去见公婆，后来又找来一些剪掉的头发为她精心制作了一个假发髻扣在剪短了的头发上，总算勉强渡过了这超前的“剪发革命”。母亲说，“革命革命，光是革掉一条辫子一个发髻就如此之难，真正是难于上青天啊”！剪掉的发髻又回到了母亲头上，革旧与复旧就这样于转瞬之间在母亲的头上打了一个来回。后来，当母亲进入晚年，大约是1919年的六十年之后罢，母亲又一次对我提起这件往事，这次又增加了一件我过去没听她说过的她的二舅的事：二舅聪明过人，二十来岁时被选中为“拔贡”，家里竖起几丈高的旗竿准备大大庆贺一番，不料这位新科“拔贡老爷”在开封丰乐园的戏台子上慷慨陈词，大讲反对满清腐败统治的道理，赢得台下一片叫好喝彩。突然台下枪声响起，人群四散，她的二舅从后台跳下来跳墙逃跑，直奔黄河边坐小船过河辗转回到修武老家，不久便惊吓劳累吐血而亡，“拔贡”尚未到京应试便去世了。说到这里，母亲对我说，你外公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思想可维新，行为必守旧”。这可能是你外公一生经验的总结吧。母亲，你在晚年想起了外公这句话，你同意吗？该不会是后悔没有按照外公的经验立4身行事吧？你的青年时代恰逢晚清到民初这新旧交替的时代，革旧与复旧的斗争画着一个又一个螺旋在你面前运行，你选择了新，你张开双臂让“五四”新文化新思潮如春风拂面唤醒了你年轻的心。你以满腔热情投入新思想的潮流，根本想不到要患得患失费尽心机把思想和行为割裂开来，你的思想超前行为也超前，你追求真知追求真理，你按照你所认定的真知真理去说去做，你知必行行必果，思想和行为均无愧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如果说十八岁那年你不得不坐进韩家的花轿是守旧，那是因为十八岁的你还不能不守这个旧。可是后来三十岁的你与父亲刘潇然相识相爱，你最终还不是不守这个旧而勇敢地选择了新吗？1931年暑假你和父亲同去日本，你们合照了好几张照片，你那重新接上的发髻已经不见了踪影，你短发齐耳青春焕发神采奕奕，笑得那么甜。如果不是这样，母亲，如果你那时就听信了外公的信条，你充其量也不过是韩家的一个盘着发髻的恪守妇道的好媳妇，你还是无法不重复外婆那样的世世代代“守旧”的命运，不得不默默吞咽下一夫多妻制的苦水，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去为那庞然大物的“旧”殉葬。如果是那样，你的精神生命时间的钟摆将终止在1919年，不言而喻也就不会有我和我的三个妹妹了。母亲，革旧与复旧的轮迥原是造化的把戏，问题在于如何识别何谓新何谓旧，如何在新与旧的变革中把握好自己。你后来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改革之难，难到了连搬动一个火炉也要流血，而且流了血也不见得就能搬得动。鲁迅没有往下说。第一，鲁迅不会赞成因为难就不搬这个火炉。第二，鲁迅在思考可不可以不流血或尽可能少流血而搬开这个火炉呢？鲁迅是不赞成无谓的流血无谓的牺牲的。鲁迅的不赞成是基于他珍惜生命珍惜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道情怀。他在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