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与慢

【文学与艺术类刊】【打印】【保存】慢慢快活——“快与慢”：慢生活与慢设计研讨会【专题名称】造型艺术【专题号】J7【复印期号】2012年05期【原文出处】《装饰》(京)2012年6期第16～26页【英文标题】SlowlyFrisk,and“FastandSlow”:AnAcademicSeminaronDesignandLife【编者按】2010年4月19日-21日，由《装饰》杂志社和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快与慢——慢生活与慢设计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办。特邀各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对“快与慢”这一组相对的价值标准和“慢生活”这一时代思潮进行争鸣与研讨，在多学科交融的背景中对未来可能的生活和设计提供多样性的思考和更多元的选择。主持人语当我们提出“快与慢”这个论题，得到了各领域的普遍关注，显然，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当下，快节奏与高效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广泛地引发了诸多问题与困惑。有人归结为社会单一价值标准的导向，有人对技术的发展持悲观态度，有人认为这是大变革前的躁动，也有人更为清醒地探悉技术的本质。本次特别策划以一场由《装饰》杂志社和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快与慢——慢生活与慢设计研讨会”拉开序幕，并集结各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对这个论题进行争鸣与研讨，从哲学思考、消费社会学、技术的本质，到城市交通，以多学科的交融对未来可能的生活和设计提供多样性的思考和更多元的选择。通过这样一个雅集的形式，并不是要对“快与慢”得出确定的结论，而是通过思想和实践领域的探讨从不同角度来引起每一个人的警醒或思考，毕竟，人是产品的创造者与设计者，同时又是最终的使用者，我们的选择也决定和影响着设计和技术的方向。(赵华)快与慢是一组相对的价值标准，自工业革命以来，效率优先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并逐渐扩散到生活的一切领域，文化、娱乐和私人空间也开始被相似的时间结构所占据，慢的价值标准被遮蔽。时间的紧缩，价值标准的单一和趋同，使得生活本身的丰富性逐渐丧失。快节奏正在统治我们的世界，尤其是在GDP快速增长的中国当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社会心态引发的社会问题正在引起反思。而科技的飞速发展与数字信息时代的到来也使得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似乎也在疲于追赶技术的脚步。与效率优先相对立的，是对慢食、慢文化和慢生活的倡导和思考，重新评估慢的价值。慢生活运动不仅或不简单地意味着放慢生活节奏，而更主要的是要打破一种狭隘的时间结构，以期恢复或获得对生活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有人说，设计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美好，也有人说，设计是一场阴谋，我们都陷入了“被设计”的处境。“慢设计”并不简单地反对“快设计”，而是设计师和消费者在“被设计”过程中的一种伦理觉醒。如果我们更冷静地来看待快与慢的相对关系，不难看出，局部效率的优先可能是以损害系统整体效率为代价而实现的。“快与慢”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在这种价值判断中，并不需要简单肯定或否定某一结果，而是认真地体会我们的选择到底会带来怎样长远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慢设计不仅是设计伦理的觉醒以及对现代性价值观的背离，同时也是个体生命的觉醒以及对如何安排生活的重新思考。我们还要善于区分那些故作姿态的慢设计和真正意义上的慢设计。设计的问题也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技术和设计问题，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都是其背后无形的推手。这次研讨会的与会嘉宾除了来自设计界、设计教育界、设计企业、设计媒体外，还有哲学和文学界的学者，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快与慢这种改变，是镶嵌在整个社会当中的。我们希望达到完全客观真实的认识，而忽略了那些观感式的、个人化的东西，这是我们采用科学模式后思想方式一个很大的变化。”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家“快与慢”这个话题在思想界、哲学界谈了很多年。值得一说的是，在旧时，静、快、动、慢这些词和想法都有价值内涵，一般来说都会把静和慢放在比较高的位置，把动和快放在比较低的位置，包括像以前讲天学，都是讲静处在优越的位置。静和慢是一种享受，这一点东方和西方的观念是不同的。中国以前是比较尊老的文化，而现在特别是在美国文化兴起之后，则推崇年轻的文化，认为快代表着年轻和健康，有这样一个普遍价值观的改变。工业革命就是非常核心的体现，接着就是交通、传媒的力量。以前我们从北京到杭州，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现在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了，通讯则更不用说了。这种大规模的长期的观念转变，它背后都是有历史的原因，可能也有政治形态的转变，因为以前我们的社会分层级，倾向于把静和慢当做一个较高的价值追求，而一种比较平民化的时候，则会把动和快当做重要的价值来看待。阶层和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防止过度竞争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所有的社会参与被打破以后，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在社会的竞争就会加剧或充分，效率和速度也就变得尤为重要。这只是其中的几个点，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都是非常系统和整体的，像快与慢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大家说起快与慢，一种是会给出一些现象上比较精彩的描述，就是当代生活跟传统生活的比较，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例子；另一种就是像我们读哲学的人，会多去想人类社会生活是为了什么，或者怎么就变得越来越快，假设能想清楚，还能回答一些能否改变或者怎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改变等问题。我个人的想法是，快与慢这种改变，是镶嵌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可能不丹人、西藏人的生活还是比较慢的，但随着开放旅游以及一些新技术的进入，那种原始自然的生活也会随之改变，这也是不可逆转的。西藏牧人的生活节奏有的也像从前一样，用几年做一件事，羊养大了再卖掉，但是现在这种人也变得非常少了，他们也开始做买卖。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快与慢是一般的生活形态，总得跟着这个节奏去做，这个快慢镶嵌在整个人类生活的改变中，重新回归到原始人太难了。既然是镶嵌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的，你真要过一种慢生活，可能就需要特别多人的快生活为你服务，才有可能达到慢生活。我们以前去拜访一个人，哪怕住在那座深山，就这么称兴而去，如在家就碰上，不在我就回去了。但现在家家都有电话，人人都有手机，整个社会的交往方式改变了，如果不发短信、打电话，就这么来敲门了，这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所能够保持的生活方式。但我们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一切都在变快，我们丧失了某些东西，这种丧失可能是怀旧式的，随风而去，但是让我们怀一下旧，感叹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到比较积极的一方面，我们能够以何种转换的形式尽少地丧失一些东西，尽多地在新的生活形式当中，以不可能原封未动的方式保留一些珍爱的东西。比如思考，应该是一个慢的过程。但是现在由于通讯手段变化，从著作到文章，从文章到博文，再到微博，篇幅越来越短，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两者相辅相成。微博一条接一条，大家读起来很快，删除也很快，被淹没也很快。当然对整个潮流是不可能逆转的，但像我们读以前书的人会觉得某种东西随着快节奏消失了或者淹没了，觉得很心疼，但又不可能说恢复当时大家在木头上、竹子上刻字的写作和阅读方式，随着印刷术的开始，不可能回到这个时代了。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在微博时代用什么方式才能使以前珍爱的、甚至现在还珍爱的思考品质能够尽少地受到侵害。人文和科技，中国古代并没有区分得那么细，但西方哲学观念到16、17世纪后，找到了一种办法，怎样能把不同的学科真正合并起来，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把我们所研究对象中的人文因素抛掉，而让这个对象变成一个纯粹客观的对象，这样就有办法把科学发展起来。因此，这三四个世纪使我们见证了科学的快速发展，在物质层面也影响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科技的产物。但在思想观念上最根本的影响，就是我们希望达到完全客观的真实的认识，而忽略到那些观感式的、个人化的东西，这是我们采用科学模式后思想方式一个很大的变化。而那些处在纯粹客观或纯粹主观的学术领域，大家既不是说在表达一种感想，但也不是在寻找一种纯粹，它们应该是能够共识交流的领域。在科学出来之前，个人表达比较多，而现在就变成了一大套的科学研究，公共方面的就特别少。我没有说这是反科学的，我用的科学是比较狭义的，我想表达的是：真的是只要有道理的就是科学的，如果不科学的就是没有道理的吗？有没有一个中间领域，以前中国讲有道理就是那中间的一部分，而不是现在的凡是有道理的都属于科学的，只要是不属于科学的就是胡闹的这种逻辑。“所有精粹的东西都是时间的产物，中国很早以前已经对快与慢的问题有了非常多的思考，陶渊明说过：‘勤靡余劳，心有常闲’。”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对于文学界而言，这应该是一个局部的，不是特别重大的，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且在150年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了。本雅明最早提到关于时间的几个感受，他说为什么故事这样一个东西会消失？而讲故事这样一个对时间细致感受的过程会被小说取代？生活不允许你百无聊赖，不允许你躺在家里很悠闲，不允许一个故事流传一千年了。比如《格萨尔王》这样的作品居然有一千多人参与创作，而且创作的过程超过一千年，到今天还在生长，这个过程实际上永远没有结束，而小说家是在房间里面写出来，这当中也涉及经验的变化，所以本雅明提到，所有精粹的东西都是时间的产物。从作家来说，像法国的波德莱尔、马塞尔·普鲁斯特，甚至包括他们的老师都有这方面的见解，小说的故事是有一定速度感的，注重画面感，速度极其缓慢，这两位作家采取了一个完全是反现代的生活态度，我个人认为这种态度尤其重要，他从整个人生存的各个方面来反抗当时的意识形态。比如《追忆似水年华》里对于植物不厌其烦的描述，对于躺在床上那么多年的关于时间的想象，那种对于味觉、色彩所有东西的想象。为什么我说150年前？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很重要的讨论。德国的西奥多·阿多诺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关于流行音乐文化的，实际上关于汽车飞速发展、更替，关于人的过度需求怎么被培育出来？这样的问题也是如此。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快与慢背后是文化和自然的问题，人处在自然当中，人类发明了文化，文化是对我们进行保护，也是对我们的需求想象进行保护，然后帮助我们来对抗自然。可是到了今天文化已经成为负面的东西，因为它不断地刺激需求。其实今天我们一大半的需求是本来不需要的，是被文化刺激出来的，我们今天生产那么多的垃圾，它们其实对我们并不重要，可是文化告诉你它有价值。如果没有文化的介入，这个持续的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所以威廉斯看到了这个方面，文化在今天很糟糕的社会状况中，实际上已经开始扮演某种负面的角色。我们现在都讲扩大内需，人的需求很明显的是把我们对需求的复杂关系给人为地揭示、制造出来，除了生活必需，还被告诉要各种衣服、汽车、各种分等级的品牌，要你去追求，尽管新的汽车发动机丝毫没有变化。阿多诺告诉你这就是你所有的生命、你的意义，这就是文化以及文化带来的。我们不要仅局限于“快与慢”，还要从这里来思考文化和我们的问题。中国儒家对于贫富方面有很坚决的看法，儒家认为你只要富就不仁，这是无条件的，因为你占有了更多的资源，浪费了更多的东西，你使得杜甫笔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现实成为可能。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富裕国家，人均GDP也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有太多的人还在过着非常穷的日子，他们能慢得下来吗？“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影”的悠闲慢生活，是建立在非常惨痛、残酷的现实基础上的。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重新探讨，尤其是面对今天这种状况的时候，尤其需要文明的力量。中国最近几十年产生了一种非人的人格，非常严重，全国人民、城市乡间的价值观念如此等同单一。印度虽然也追求现代性，开放度也很好，但很多文明的东西没有遭到破坏，它传统的延续让人印象深刻，生活节奏也很慢。一次我们和印度的作家到了阿德拉，在一个高速公路上大巴司机突然把车停下来了，说他有点事就消失了好几个小时，车上的中国人都很着急，也很奇怪，但印度人却仿佛司空见惯。原来司机发现前面有一个村庄，住着他一个久违的好友，他突然很想念他，就停车去看望，类似的事在印度经常发生。这就涉及关于竞争性文化的态度，中国人已经不能允许自己处在别人下面了，从孩子起就开始不断抢先一步。但印度虽然很多老百姓生活的穷困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