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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感的定义通感是将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意觉等不同感觉相互沟通、交融起来的一种修辞方式。出自希腊语Synaesthesia,直译为“一起或同时感觉”,又称之为“通觉”或“联觉”。1891年,“联觉”被作为词条收进了美国出版的《世纪词典》(TheCenturyDictionary)里。通感的渊源西方运用通感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荷马史诗(约公元前12----前9世纪)中即有这样的句子:“树上的知了泼泻下来的百合花也似的声音”。意为知了的声音噪杂、繁响,如水泼泻下来,又如百合花竞相怒放。这句子比较费解,但却可以说是西方运用通感的滥筋。西方的修辞学之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虽然在心理学著作《心灵论》中提到过感觉的沟通问题,但却没有把它运用到修辞学中去。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心灵论》中说过，声音有“尖锐”和“钝重”之分。十六、十七世纪风靡欧洲的新异诗派曾大量运用通感。十九世纪前期的浪漫主义诗人对通感更是情有独钟。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和后半叶,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诗人以及后来的其他现代派作家用得相当滥,以至于使通感走入了死胡同,变得荒诞、费解而毫无表达作用了。歌德认为艺术的感受是特殊的，他说:“掌握艺术作品需要完全另样的力量和才能。艺术应该诉诸掌握艺术的感官，否则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得不到它特有的效果。”美学家费肖尔在谈到人的感官在审美活动中的联系时说:“各个感官本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个感官的分枝，多少能够相互代替，一个感官响了，另一个感官作为回忆，作为和声，作为看不见的象征，也就起了共鸣……。”华兹华斯在谈到诗的功能时说，诗歌应当在“日常的事件和情境之上加上一种想象力的色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乌尔曼(StephenUllmann)对“通感”从语义的角度作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通感是一种语义变化(他称作transferofnames)。美国当代诗人、批评家尼姆斯(J·F·Nims)指出，在现代英语中，通感的运用十分普遍，如asweetsmile，asournote，abittersight，astinkpicture，aloudnecktie，coldwords，dullcolors，drymartinis，等等;他还说，人们常用下面这些词来形容各种不同的酒:hard，soft，heavy，smooth，rough，dry，fat，round，sturdy，firm，velvety，sunny，harsh，flinty，等等，这些都是通感的例子。在我国,“通感”一词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由钱钟书先生引进来的.它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一种写作技法,在我国诗文中运用的源头恐怕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西汉戴圣编的《礼记》,所收的都是战国、秦汉间孔门后学累世相传积累的资料,其中的《乐记》有文曰:“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坠),曲如折,止如搞木;据中矩,勾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唐朝孔颖达的疏解较为明细:‘上如抗’者,言歌声上响,感动人意,使之如似抗举也。‘下如队’者,言声音下响,感动人意,如似坠落之意也。‘曲如折’者,言音声回曲,感动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搞木’者,言声音止静,感动人心,如似枯搞之木止而不动也。据中矩者,言其声音雅曲,感动人心,如中当于矩也。’勾中钩’一者,谓大屈也,言声音屈曲,感动人心,如中当于钩也。‘累累乎端如贯珠’者,言声之状累累乎感动人心,端正其状,如贯于珠,言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形状如此。”孔颖达疏解使我们对《礼记·乐记》中的这段话有了透彻的了解:音乐具有巨大的魅力,当人心被感动以后,人体的各种感觉就会彼此沟通,相互作用。逐节拔高的歌声,会使人产生往上抗举东西的感觉,歌声粹然下降,又有坠入深渊的感觉,听觉、视觉、肌肉运动觉同时融为一体。之后,作者还用“方折”、“搞木”“矩”、“钩”等有形之物来描摹音乐,使人们对歌声的波折、休止、回曲等有了更为形象的感受。最后一句“累累乎端如贯珠”是指歌声一字一句都清婉悦耳,宛如一颗颗连缀起来的珠子,那样晶莹,那样圆润。听觉和视觉极其和谐地地交融在一起,使人在听觉中,同时获得了视觉的感受。《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了一则“高山流水”故事:‘伯牙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已达到“性好音,能鼓琴吹笛”的马融在《长笛(赋)》中所说的境界:“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到了唐朝,运用通感手法的诗句几乎俯拾即是,其中以描写声音的最为出色。如:“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骆宾王《在狱咏蝉》)“沉”本是触觉感受,用它来修饰听觉范畴的“响”,既可表现出“风多”对蝉鸣的影响,又可以低沉的蝉鸣比况诗人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狱中所感受到的重压,一语双关,蕴藉含蓄。宋人词作中运用通感的技法更臻成熟.“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前一句将肤觉中的温度觉“寒”挪移到触觉‘轻”上,似说寒冷亦可称斤论两。这“晓寒轻”三个字就深曲委婉地抒写出了游客贪恋春光,置“晓寒”于不顾的心理感受.后一句写杏花在枝头开得团团簇簇,红红火火,如火焰,似朝霞,红杏旁彩蝶翻飞,蜂儿嗡嗡,好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一个“闹’字将视觉诉诸听觉,写尽了春的气韵,春的旋律。因此,诗一写出便不胫而走,诗人也由此而名噪一时。现代诗文中,运用通感的例子也很多,造设的意境也更美。“海在我们脚下沉吟着,诗人一般。那声音仿佛是朦胧的月光和玫瑰的晨雾那样温柔:又象是情人的蜜语那样芳醇,低低地,轻轻地,象微风拂过琴弦;象花飘零在水上。”(鲁彦《听嘲》)。海水沉吟的声音非常轻,似乎有,又似乎无。象月光,迷离恍惚,不甚分明;又象玫瑰色的晨雾,淡淡的,轻轻的,柔柔的,这里听觉和视觉融为了一体。海水的沉吟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韵致,犹如情人蜜语那样芳香,那样醇厚。作者将听觉沟通了嗅觉,之后,又用视觉形象再次描摹听觉感受。经过层层铺叙,错综点染,一种空灵、恬淡、温馨的意境创设出来了,使人得到了高品味的特殊的审美享受通感的好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它能够通过感觉的挪移,化虚为实,把一些看不见、摸不着,难以捕捉的事物转化为意念中的实体,使之直观可感,生动具体、因而诗文作者经常运用通感来表现音乐形象。第二,它能借助转移之后的新感觉,突出所要表现的主体事物。第三,它能把各种有关的感觉联结起来,使它们交相辉映,彼此影响,帮助读者多层面、全方位地琢磨、品味,以获得立体的深刻感受。第四,作者在描绘客观事物时,往往借助通感倾注自己的喜怒哀乐,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并使主客体水乳交融,浑然天成。所使用的语言大多含蓄精练,韵味绵长,因而能够诱发读者的想象力,使他们凭着自己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情趣,去体味文句的“言外之音”和“韵外之致”。第五,通感又可化实为虚,创设各种境界,或肃穆高雅,或朦胧空灵,或春意盎然,或欢腾火爆,使人置身其中,美不胜收。通感这种修辞手法在我国的运用历史长达两千多年,这期间,真不知它给多少诗文增添了光彩。遗憾的是,尽管我国古代修辞学经历了“萌芽期”(先秦)到“丰收期”(清代)等七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问世的修辞学著作浩如烟海,可对于通感,“古代的批评家和讲修辞学的人”却“似乎都没有拈出”。除了东汉的马融曾不经意地说出个“以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孔颖达指出这种现象是“感动人心”造成的,刘舰认为“诗人感物,便会“联类不穷”而外,几乎不曾有人进行过什么研究。宋元的诗话、笔记之类,所归纳的辞格达30多种,但从未把“通感”收容进去。到了清朝,闻名于世的戏曲评论家李渔还对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大惑不解,竟然嘲笑说:“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予谓“闹’字极粗俗,且听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当见之诗词。”近人王国维认为‘红杏”一句“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这真是画龙点晴的评析,但可惜失之太简,没有道出所以然。看来王国维也不曾注意到“通感”这一修辞手段。20世纪初期,我国现代修辞学著作陆续出版,但大多为日本修辞学的模仿之作,在修辞手法的论述里,没有涉及“通感”。1923年,唐钺发表了他的力作《修辞格》,它把修辞格分为5类27格,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辞格存在基础的奥秘。此书被陈望道誉为“科学的修辞论的先声。”其中关于“根于类似”、“根于联想”的论述如果深挖下去,就有可能探寻出通感的心理基础,然而作者却没有注意到这种修辞格的存在。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问世,这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巨著”,它把修辞格分为4类38格。这个分类体系在当时和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最科学、最精当的。在他的“材料上的”、“意境上的”、“词语上的”辞格类别里,本可以将“通感”包容进去,然而作者也没有将其“拈”出来。从20年代到40年代,出版的修辞学著作有40余种,在辞格的分类上,大多因袭陈望道先生的分类法,不同的只是在局部作些增减或变异而已,所以“通感”始终不为人所道。同样,这期间发表的数以百计的修辞学论文,也没有论及这一问题.建国后,修辞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瑰一(张志公)的《修辞概要》、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等相继出版,它们的辞格类别里都没有“通感”。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辞格研究盛极一时,是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最有成就的门类。在这种背景下,钱钟书于1962年在《文学评论》第1期上发表了《通感》一文,才把“通感”这种言语活动中习见,而在修辞学研究中却被忽略的修辞手法挖掘了出来。同年6月,周振甫在《诗词例话·通感》一文中指出:“钱钟书先生提出这种‘通感’,给我们指出修辞上的一种手法,是很有意义的。”在这篇文章里,周振甫还对“通感”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以声类声”也有唤形作用的观点。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修辞学经过长达10年的“窒息”之后,终于复苏,进入了诧紫嫣红的春天,修辞学专著及论文层见叠出,洋洋大观,但多数学者依旧对“通感”不感兴趣。在影响较大的高等学校《现代汉语》教材的《修辞》部分,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张静主编的《现代汉语》里,却没有“通感”这一辞格,胡裕树的《现代汉语》修辞部分里,选用了一个“通感”的例子,和“顺势移用(拈连)”“词类活用”、“移就”放在一起,统统归之于“词语的移用”类。只有华东师大的《现代汉语》将“通感”作为一个独立的辞格编入了教材中。通感的心理机制通感是一种心理现象,“当刺激一种感觉受体时,可触发另一种感觉受体次生反应。”我们要研究通感这一心理现象,就必须从心理机制的研究着手,只有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心理机制中去,才能使我们对通感的认识由现象进入本质。人脑是心理器官,是神经系统的最高部位。人心理活动最重要的器官——大脑皮质(又称大脑皮层),覆盖于大脑半球的表面,是高级神经中枢,各种感受器和身体各部分的运动,分别由大脑皮质的一定部位来管理,这些部位叫做机能中枢。体表感觉—肤觉、机体感觉—肌肉、关节的运动感觉、视觉中枢、听觉中枢、嗅觉中枢,味觉中枢等九种,它们在大脑皮质中都有相应的位置。人的各种分析器,诸如光分析器,声波分析器,气味分析器,运动、温度分析器等,都具有单独工作的机能,然而并不只是各司其职,“老死不相往来”的。当客观事物的某种属性作用于相应的分析器后,大脑皮质相应神经中枢的兴奋有时会传播弥散给其他的神经中枢,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分析器拓通,形成暂时的神经联系,从而造成感觉的交叉、转移、沟通和融合。这就是通感这种修辞手段的生理机制。正因为有这种生理机制,我们在听到声音时,才往往会产生视觉体验,看到色彩时,又常常伴有触觉感受。比如,音响越低沉,体验到的颜色越深,而较高的音响则会引起浅亮的色觉。红、橙、黄等颜色会引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