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危机与苏联再次出兵匈牙利

苏伊士危机与苏联再次出兵匈牙利摘要：美国、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披露的一些档案及回忆录显示，1956年苏联第二次出兵匈牙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匈牙利事件是对苏联在东欧控制权的严重挑战，苏共领导害怕匈牙利事件会波及整个东欧地区乃至于苏联，从而使整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毁于一旦。纳吉政府采取骑墙立场并越来越受反动力量的影响，特别是他已不能左右布达佩斯的局势以及美国政府所谓的“不干涉”政策等都是赫鲁晓夫再次出兵的重要原因。影响苏联决策改变的决定性促进因素是1956年10月31日苏伊士危机导致国际形势的突变，即英、法发动的侵埃战争并”频频得手”，最终使苏联决心再次以武力解决匈牙利危机，因为苏联决不能让匈牙利投入北约的怀抱，或成为反苏的“桥头堡”。关键词：苏联与匈牙利关系；苏伊士危机；匈牙利事件中图分类号：k5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119-07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的出兵实际上只有一次，所谓的两次出兵只不过是一次出兵的前后两个阶段而已。苏军自1956年10月23日晚第一次出兵匈牙利以后，使得原本民众要求摆脱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发展经济的请愿运动变成了一场反苏控制的民族大对抗。即使如此，纳吉仍积极致力于恢复布达佩斯秩序，减少流血，重建政府。但是，苏军的介入使得布达佩斯局势日益复杂，暴乱的成分也日趋变化，整个匈牙利陷入了民族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错、纷繁复杂的混乱之中。面对匈牙利复杂的国内局势，特别是匈牙利民众的拼死反抗使苏军陷入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后在中共代表团的极力劝说下，苏联才发表了10月30日《宣言》，苏共领导层终于做出了对匈牙利“政治上放松控制，军事上撤出军队”的决定，但是到10月31日，一切又有了新的变化。10月30日，共和国广场引发血案，人们长期以来对国家保安人员的怨恨都发泄在保卫市委大楼的保安部队士兵身上。共和国广场的血案证明了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对局势的判断，并引起了莫斯科的足够重视。10月31日，纳吉、卡达尔、蒂尔迪同米高扬、苏斯洛夫进行了谈判。蒂尔迪直截了当地要求在强调苏匈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成立多党制政府，苏军从匈牙利撤军以及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等问题，并称这是目前平息民愤的最好办法。对于匈牙利要求退出华约问题，米高扬表示，苏联政府和他本人完全相信匈牙利领导人，并称苏联将恪守30日宣言之责任，决不再向匈牙利派出新的部队。米高扬只坚持一点，那就是决不能让匈牙利成为反苏基地。其实，纳吉在其论著《论共产主义：捍卫新方针》中曾多次谈到匈牙利的中立问题。但是纳吉此时提出中立肯定使莫斯科大吃一惊。因为苏联前一天才发表“政治上放松，军事上退出”的宣言，第二天纳吉等就提出要退出华约的要求，这自然是莫斯科所想不到的，而且31日又正是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刻，当天英法出兵埃及，这一切因素都迫使苏联重新审定自己的选择。10月31日晚，赫鲁晓夫再次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对匈政策。从现有的苏联档案看，在此次会议上，不仅是赫鲁晓夫一人表露出对30日所作决定的后悔之情，几乎所有的人都坚持支持赫鲁晓夫的观点，即“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局势的估计，我们决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军。我们必须着手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将会大大促使美、英、法帝国主义军队的到来。他们会以此认为我们软弱，进而向我们发起进攻，到那时我们的弱点将暴露无遗。我们的党决不会接受我们这样做，到那时他们除在埃及侵略之外还会侵略匈牙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会议一致同意采取军事手段“以帮助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挫败反革命”。会议建议组成一个由卡达尔和明尼赫领导的临时政府。会议还提出，应与铁托商谈并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出兵决定通知中国、捷克、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等国领导人。会议最后决定：“1.委托赫鲁晓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进行谈判。2.批准发给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并转铁托同志的电报文稿。待收到肯定答复之后委托赫鲁晓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同铁托进行谈判。3.委托朱可夫同志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交换意见的结果制定与匈牙利事件有关的行动计划并报苏共中央。”至此，苏联最终决定再次用武力解决匈牙利危机。一、苏联再次出兵匈牙利的诸多因素苏联之所以做出再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苏联认为其一直支持的纳吉政府这时已不能左右布达佩斯的形势。一开始苏共中央支持纳吉的28日声明，允许其建立多党制联合政府，这对苏联来说已经是不小的让步，30日“宣言”中苏联公开承认放松对东欧的控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苏联放弃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支配地位。苏联决不允许匈牙利投入西方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反苏的前沿阵地”。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纳吉等提出的退出华约要求是顺应了匈国内反动势力的愿望。苏联政府在31日当天致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信中就声明，“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纳吉采取骑墙立场并越来越受反动力量的影响。目前，我们不公开反对纳吉，但我们不能容忍局势转向反动势力的嚣张”。这足以表明，到10月31日，苏联在决定出兵的同时，又一次准备更换匈牙利的领导了。其次，导致苏联决策转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苏共中央领导害怕匈牙利事件会波及整个东欧地区乃至于苏联，从而使整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毁于一旦。这一观点基本上被史学界的大多数人所认同。已披露的档案材料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第4期的《历史问题》载文说，赫鲁晓夫当时就从情报部门获悉：“匈牙利边境地区的居民已经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边境居民取得联系并寻求他们的支持。”事实上，匈牙利事件一开始，罗马尼亚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声援匈牙利事件的示威游行。为了防患于未然，罗马尼亚当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封锁边境以阻止匈牙利人进入，同时派安全部队保护电台、火车站、政府机关等战略要地。政府还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布加勒斯特仍然出现了以学生为主的声势浩大的游行，其它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骚乱。这当然引起了罗马尼亚当局的高度重视与极度恐慌。为了对付日益发展的各个地区不同程度的动荡与骚乱，罗马尼亚当局还成立了由四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的“总指挥部”，该指挥部有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并下令开火的权利。苏共领导从各种渠道的情报中对这一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同样，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声援匈牙利事件的示威游行，甚至提出了一些反苏口号。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认为捷克混乱的局面是由于匈牙利事件在捷克产生的“有害的心理影响”造成的。他们甚至担心这种混乱会使得“匈牙利的反革命”力量渗透到捷克斯洛伐克，并在斯洛伐克地区煽动起暴乱，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南部广大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居住区。他们还认为，如果苏军从匈牙利撤退，那么这种危险性就越大。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现有的武装力量是不可能抵挡得住反革命武装的进攻的”。苏联对捷克当时的情况也很了解，所以当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用武力挫败匈牙利“反革命”之后表示，“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措施，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将会更糟”。除了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外，苏联对东德的局势也颇为关注。匈牙利事件爆发以后，东德领导人奥托·格罗提渥就警告说：“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表明，敌人在寻找社会主义阵营的薄弱环节，并且要攻破它”，东德是这些“薄弱环节中的一环”。苏联领导人也担心匈牙利事件会给东德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因为早在1953年东德就爆发了一场骚乱，当时就对苏联震动不小，三年后匈牙利再次事发，很可能给东德潜在的危机提供一个引发的契机。谢皮洛夫曾警告东德乌布利希等领导人，提防东德内部的一些敌对分子利用匈牙利危机发起一场反对“乌布利希集团”的进攻。再次，除了担心匈牙利事件会波及东欧国家之外，苏联领导人还深深担心由此可能引起苏联本国的政局动荡。苏共”二十大”之后的非斯大林化在苏联国内已引起了不少地区的混乱动荡。早在1956年3月初，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就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示威和骚乱。尽管如此，苏共中央对示威者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动向及它对全国其它地区造成的影响当然不能漠然视之。此后，在苏联国内的其它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及一些团体利用人民长期以来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组织示威游行和罢工的迹象。因此，当匈牙利事件发生之时，苏共领导最担心除了东欧国家发生链锁反应以外，同时他们也唯恐苏联国内出现不测。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苏联第一次出兵镇压，这在苏联国内的一些地方也引起了不小波动。一些地方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抗议政府的干涉行为，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虽然苏联国家安全部队平息了这些示威游行并逮捕了一些抗议者，但苏共领导确实担心国内会有进一步的骚乱或动荡发生。同时，一些周边国家的领导人感到匈牙利事件也挑起了他们本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威胁到他们的政权。因此他们积极要求并催促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以武力解决匈牙利危机，他们以借挽救社会主义匈牙利为名要求苏联出兵，实为害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害怕自己的政权也在匈牙利的枪炮声中坍塌。由此可见，赫鲁晓夫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对苏联在东欧控制权的严重挑战，所以他说：“如果匈牙利革命成功了，那么北约将在社会主义国家扎根，那么它势必对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甚至于苏联造成严重威胁。”早在10月25日，赫鲁晓夫在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唯奇谈话时就曾表露出以武力回答武力的立场，尽管当时他说支持在匈牙利实行政治解决的办法，但前提必须是这种政治解决办法确实可行。赫鲁晓夫同时指出，匈牙利发生的流血事件是西方煽动反苏分子拿起武器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西方要求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从匈牙利开刀，随后逐一窒息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看来，赫鲁晓夫等领导人认为，匈牙利事态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于苏联的安全，是西方意欲改变“二战”以来欧洲现状并从匈牙利人手逐步消灭社会主义阵营，对战后苏联长期在东欧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严重挑战。最后，美国政府的“不干涉”政策也是赫鲁晓夫做出出兵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匈牙利事件以来美国政府一再地向苏联政府表白的“不干涉”政策，也使得赫鲁晓夫等苏共高层决策者认为，没有了美国的干涉，苏联就可以在东欧地区无所顾忌地大胆行动。无论是杜勒斯的达拉斯演说，还是艾森豪威尔的电视讲话以及美驻苏大使波伦的私人表态都声明，美国无意于对东欧事务的干涉，美国不把这些东欧国家看成是潜在的军事盟国。言下之意，即美国不想打破雅尔塔会议以后形成的欧洲政治格局，不愿意去触动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二、影响苏联决策转变的决定性促进因素影响苏联高层决策转变的一个促进因素便是10月31日英、法对埃及开战。持续很久的苏伊士危机由于英、法、以三方合谋而最终爆发。10月29日，在英法的默许下以色列进攻埃及，30日英法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31日英法对埃宣战。长期以来，中外史学家一直认为苏伊士危机对苏联的最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影响到底有多大，是怎样影响的，史学界众说纷纭。近几年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对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说苏伊士危机，特别是英、法对埃及开战对苏联决定以武力镇压匈牙利事件的决策有着加速和促进作用。苏联自匈牙利事件爆发以来一直小心谨慎，力图避免卷入像英、法在苏伊士危机之中那样的外交争吵之中。赫鲁晓夫一方面深知英、法在苏伊士危机中所处的外交困境，另一方面又怕苏联重新陷入类似的处境之中。他在10月2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就曾说：“英法陷于埃及泥潭之中。我们就不应步其后尘。”赫鲁晓夫显然是说，如果苏联允许匈牙利事件一直拖下去，那么苏联也将会遇到像英法那样在苏伊士危机中的纠缠不清的困境。言下之意，苏联应尽快处理好匈牙利事件，于是便有了30日的莫斯科《宣言》。苏联当时似乎是想从“政治上放松控制”，从“军事上撤出军队”。但是31日国际风云突变，苏联的决策又变了。10月31日，英、法向埃及开战，虽然这对苏联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苏联在中东的盟国埃及遭到英法的军事打击处境危险，而且当时对匈政策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成败，如何处理匈牙利危机更加成为一个难题。是继续坚持30日的决定呢？还是采取断然措施武力解决一了百了？赫鲁晓夫当时考虑最多的问题有二：第一是担心对匈事件处理不好会影响苏联对整个东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