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尔兰问题

北爱尔兰问题北爱尔兰问题(英语：TheTroubles，爱尔兰语：NaTrioblóidí)，简称北爱问题，是用来描述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到1990年代后期由1998年4月10日签订北爱和平协议中止，在北爱尔兰发生的包括共和派与保皇派准军事组织、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英国陆军与其他人员的公众暴力活动，是爱尔兰的周期性暴力冲突中的最新一轮。北爱问题经常以不同的方式被称作一场多方冲突，一场游击战，一场低烈度冲突，甚至一场内战。概述北爱问题由30年来在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徒)社区和联合主义者(主要是新教徒)社区的成员之间不断重复发生的激烈暴力冲突组成。冲突是由北爱尔兰在联合王国内的争议性地位与对占少数的民族派社区的统治，以及占多数的联合派对民族派的歧视所导致。暴力活动的特征是由准军事集团进行的武装战斗，其中多数属于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1969-1997年战斗活动，目标旨在终结英国在北爱的统治与建立一个新的，“全爱尔兰的”(all-Ireland)，爱尔兰共和国。为回应这场战役以及感觉北爱尔兰的英国特质和联合派的统治地位被不断侵蚀，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如UVF和UVA对民族派人口发动了他们自己的战役。政府部队——英国陆军与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也牵涉其中。英国政府的观点是，它的部队在冲突中是中立的，试图在北爱尔兰维护法律与秩序。爱尔兰共和派却把政府部队视为冲突当中的“战斗员”，并以政府部队和保皇派相勾结的活动来证明这一点。警方调查官进行的“彻底”调查表明，英国部队，特别是RUC，与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勾结，参与谋杀，并在根据要求调查此事时妨碍司法。伴随着暴力，北爱主要政党之间，包括那些谴责暴力活动的在内，关于未来北爱尔兰地位与北爱尔兰政府构成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北爱问题的终结来之不易，根据《贝尔法斯特协定》(一般被称为“耶稣受难日协定”)，北爱和平进程包括多数准军事组织宣布停火并解除武装，警察部门的改革和相应地从街道和敏感界线上比如南阿马与弗马纳撤军。该文件重申了长久以来未被历任爱尔兰政府完全认可的英国的一贯立场，即北爱尔兰将保留在联合王国境内直到大多数人投票脱离。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第一次承认该原则：即从所谓的“爱尔兰因素”视角来看，爱尔兰岛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利，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解决南北问题。后者是从民族主义和共和派方面赢得支持的关键。协议也确定在北爱尔兰建立一个权力共享的政府(现暂中止运作)。该政府必须由联合派和民族派双方党派组成。虽然北爱问题中积极的参与者人数相对较少，宣称代表两个社区的准军事组织有时也并不能代表一般大众，但是北爱问题牵涉到北爱尔兰人民的日常生活，偶尔也会蔓延到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另外，在1969年至1998年之间有好几次看起来北爱问题可能升级为一场真实的内战，比如1972年血腥星期天之后，又比如1981年爱尔兰绝食运动当中，两派进行互相敌对的大规模武装。很多人今天仍然持有由于北爱问题形成的政治、社会与公共意见和观点。背景历史上的族群纷争1609-1886爱尔兰北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冲突起源于英国1609年的阿尔斯特种植园殖民计划，该计划没收当地人所有的土地，以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种植者”移民阿尔斯特。当地天主教徒和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导致了1641-1653年和1689-1691年两者之间两场血腥的民族-宗教冲突。英国新教徒在爱尔兰的政治统治地位在这些战争与爱尔兰刑法中得到保证，后者规定剥夺与英国国教会——圣公宗爱尔兰教会——抵触的所有人(包括天主教徒与不服国教者，比如长老会成员)的宗教、法律与政治权利。18世纪后期刑法体系的崩溃预示了新一轮的社群冲突。特别是在1780年代解除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租地活动限制之后，使得竞争加剧。因为天主教徒从前被禁止而现在被允许买地与经商，新教的“黎明小伙”(PeepO'DayBoys)组织对他们的社区的攻击不断增加。在1790年代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建立了“保卫者”(TheDefenders)组织进行反击。这使得双方阵营走向极端，新教社区之前对于民主改良主张日益开明的改革派人数剧减。许多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和自由派新教徒参加了联合爱尔兰人协会——一个受法国大革命鼓舞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目标在于结束爱尔兰的教派分裂，建立一个不分教派的独立于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国。但是，联爱协的理想被1789年爱尔兰叛乱的失败，随之而来的镇压与不断持续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教派暴力所击碎。此外，更加强硬的新教徒被政府积极武装起来以对抗激进分子。成立于1795年的橙带党是这场运动的历史悠久的表现。产生的效果就是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分成持久敌对的两个阵营。1801年爱尔兰国会的取消与爱尔兰并入联合王国为两个社区的对立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框架。另外，长老会教徒大部分放弃了他们之前与激进共和派的政治联系，选择了一种作为“保皇派”新教社区的一分子，与圣公会更趋同的身份。1829年天主教解放运动通过丹尼尔·奥康奈尔的政治鼓动，大幅消灭了法律上对天主教徒(大约占爱尔兰人口的75%)、犹太人和其他不信国教者的歧视。但是奥康奈尔的长远目标(解放运动的本质)是要解散1801年的联合。他甚至在1843年1月1日自信但是错误地宣称联合王国将在那一年解散。奥康奈尔的和平主义、民主原则的民族主义迫切要求恢复爱尔兰国会(被称为“地方自治”)的主张，在之后的19世纪爱尔兰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教徒害怕成为天主教统治的爱尔兰的少数派，趋向于支持继续由英国统治。现在冲突表现在了支持联合法案的人和反对联合法案的人之间。至1886年，随着两个社区组织了相对立的民族主义和联合主义政党，这一转变得以完成。至此，阿尔斯特联合派也有了经济动力——此地是爱尔兰工业最发达和最依赖与不列颠及英帝国的贸易的地区。当前冲突的直接原因可以在20世纪早期关于地方自治和爱尔兰独立的争论中找到。爱尔兰分治1912–1925至20世纪第二个十年，权力下放，或者有限的爱尔兰自治，由于爱尔兰议会党的鼓动已经近在咫尺。大多数是新教徒并聚居在阿尔斯特的联合派反对自治和爱尔兰独立，害怕生活在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支配的压倒性优势的天主教国家。在1912年，联合派在爱德华·卡森(EdwardCarson)的领导下签署了阿尔斯特同盟条约，誓言如有必要要用武力反抗权力下放。为此他们成立了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并从德国进口武器(复活节起义中的叛乱分子在几年之后也照此办理)。民族主义者组建了爱尔兰志愿军，表面上的目的是确保一战之后的权力下放不遭到英国或者联合主义分子反抗。但是爱尔兰志愿军逐渐被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成员渗透，比如帕特里克·皮尔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转移了危机，推迟了爱尔兰独立问题的解决。权力下放虽然被英国议会通过，但是在战争期间暂缓实行。但是这个问题被爱尔兰志愿军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分子在都柏林发动的复活节起义所激发。虽然叛乱被镇压，起义的15名领导人被处决使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大大激进化。独立问题在1918年12月达到顶点，分立主义的新芬党赢得了爱尔兰的大部分议席，在都柏林成立了爱尔兰国会，脱离出联合王国，虽然当时并未被英国或其他国家承认。同时，兄弟会志愿者将自己看成爱尔兰共和国的军队，开始在接下来的1919年1月发动对政府部队的武装袭击，打死了在蒂珀雷里郡的索洛海德贝格(Soloheadbeg)运送葛里炸药的两名天主教警察。1920年，一场爱尔兰共和军的志愿者对英国政府军的游击战期间，爱尔兰政府法案将爱尔兰岛分成两个分离的管辖区：“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爱尔兰的分裂被1921年英爱条约确认，该条约终结了南部的游击战，建立了爱尔兰自由邦——一个几乎独立的爱尔兰国家(在1949年成为共和国并完全独立)。这个协议承认了爱尔兰人民中主要集中在古代的阿尔斯特省，希望作为一部分留在联合王国内的新教徒和全体而言占压倒性优势的，要求从英国独立的天主教徒之间的巨大分歧。北爱尔兰留在英国境内，虽然在一个独立的政府体系下它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权力下放的政府。这个制度并不是联合派要求的，但是却因政府急切希望摆脱困扰威斯敏斯特国会多年的“爱尔兰问题”而被包括在协议内。然而，联合主义分子立即向新政府示好，将北爱尔兰看成一个按照民主原则、法制和境内大多数人留在联合王国内的意愿成立的政体。但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将爱尔兰分治看成是非法和专制地将爱尔兰岛违背大多数人民意愿而分裂开来，并且争论道北爱尔兰政府既不合法也不民主，而是故意划分的联合主义分子多数选区造就的。北爱尔兰的民族派开始占人口35%[来源请求]，并不接受新政府的合法地位。北爱问题的根本在于联合派政府在北爱尔兰整合天主教/民族派的失败，后者更倾向支持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拒绝放弃民族统一。北爱尔兰在暴力中诞生——共有557人在1920-1922年爱尔兰独立战争前后的政治性或宗教性暴力活动中被杀。其中303人是天主教徒(包括共和军成员)，172人是新教徒，82人是皇家爱尔兰警队或者英国陆军人员。贝尔法斯特见证了大多数暴力事件的发生：452人被杀，267名是天主教徒，185名是新教徒。虽然在岛上其他地方，冲突很大程度上在爱尔兰共和派游击队和英国军警之间产生，在北方却被打上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族群冲突的烙印。北方地区的暴力模式是，共和军袭击安全部队，保皇派组织(包括B特后备警察部队)杀害天主教徒作为报复。民族派将这种暴力活动——特别是在贝尔法斯特——描述为一场对本社区的“大屠杀”(pogrom)。比如在1920年，共和军在利斯本的一个新教教堂周日礼拜之后，暗杀了警队的地区巡官斯旺奇，造成城内占四分之一的天主教区大部被焚毁。但是，尽管受害者中天主教徒占不成比例的多数(58%的受害者来自占贝尔法斯特30%人口的该社区)，双方都对暴行负有责任，且近半数受害者是新教徒。爱尔兰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为了回应对天主教徒的袭击组织了一场对北部商品的抵制，且某些人(包括爱尔兰自由邦的迈克尔·柯林斯)计划军事进攻北爱尔兰。该计划被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内部派别之间爆发的爱尔兰内战(1922-1923)打断，在此期间北方政府反而巩固了它的存在。另一个之后对北爱尔兰有着主要影响的爱尔兰内战后遗症是被边缘化的残存下来的爱尔兰共和军。它对两个政府而言都是非法的，在意识形态上也致力于用武力推翻两者重新建立1919-1921年的爱尔兰共和国。1925年许多民族主义者期望废止分治，至少让边界委员会把北爱尔兰的大部分割让给自由邦。但是委员会建议不对边界做大的变动——事实上使爱尔兰分裂永久化。此时，爱尔兰自由邦正式承认与接受了边界。在1937年，埃蒙·德瓦莱拉在爱尔兰宪法第二条与第三条中主张整个爱尔兰都都是自由邦领土。但是，该条款规定“搁置对国家领土的重新整合”，南部国界与1922年相比保持不变。北爱尔兰——“新教国家”？1925–1968双方都根据自己的解读叙述各自的观点。阿尔斯特联合党北爱尔兰总理詹姆斯·克雷格在1937年回应南方领导人埃蒙·德瓦莱拉1935年的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的断言时说到了“新教国会和新教国家”。从联合派观点来看，北爱尔兰的民族派天生不忠，下定决心要强迫他们(新教徒和联合派)进入一个统一的爱尔兰。这个威胁被看成必须给联合派在住房、就业和其他方面特殊待遇。天主教徒流行的大家庭和快速的人口增长也被看作威胁之一。前北爱尔兰第一部长大卫·特林布尔承认这段时期的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成了“一幢冰冷的房子”。然而，直到1990年代，联合派政治家们都能以北爱与26郡政权相较而言的经济成功来为北爱尔兰的存在辩护。从民族派的观点来看，持续的对天主教徒的歧视只能证明北爱尔兰是个天生腐败的、英国人强加的政权。受人争议的爱尔兰共和国总理查尔斯·豪希(CharlesHaughey)的家庭在1920年爱尔兰问题开始时逃到伦敦德里郡，他把北爱尔兰描述成“一个失败的政体”。联合派忽视了爱德华·卡森在1921年的警告——对天主教徒的疏远会使北爱尔兰一诞生就陷入不稳定。在1920年代早期最初的爱尔兰问题之后，北爱尔兰时不时会有动乱事件发生，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