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核心术语之含混(Ambiguity)■含混综述■中国与含混说■威廉·布莱克《老虎》中的含混■卞之琳《断章》中的含混一、含混综述1、燕卜逊之前的含混含混在英语中的表达是Ambiguity,因为它最早来自于拉丁语“ambiguitas”,“含混”一词本来的意思为“actingbothways”或“shifting”。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具有贬义的含义,它主要是指模糊、不明确、含糊不清、“偏重的是阐释上的‘一’生‘多’”。在新批评出现以前,含混一般被视为先天的缺陷、后天的缺点。读者和文艺批评家都习惯于诗意的纯粹单一性,认为每首诗应该只有一种正确的读解的意义。思考: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是这样的吗?2、燕卜逊对含混的发展Ambiguity,在我国一般译作“含混”又译成“朦胧”、“歧义”、“晦涩”、“复义”等。但是作为一般的文学评语,经过英国文艺批评家威廉·燕卜逊的建构和正名,“含混”从此富有了褒义色彩。燕卜逊继承并发扬了他的老师瑞恰兹的学术观点:诗中大部分词是含混的,要靠读者自己选择一个最能满足被诗歌形式所激起的冲动的意义。燕卜荪通过大量的研究和精细的分析充分表明,对一首诗的读解和阐释理应是复杂多样的,不同视野的宏观考察与不同视角的微观体味,必然激活潜藏的数种各异的意义层面,可以让接受者咀嚼不已、回味无穷。WilliamEmpson(1906-1984)在《含混七型》中,他列举了200多首古典诗歌或散文的丰富实例来证明意义复杂多变的语言是诗歌强有力的表现手段,明确提出了含混的概念,并认为含混存在于众多文本中。“没有一个批评家读此书还能依然故我。”——兰色姆“‘一个符号只有一个意义的’的“迷信”时代已经结束。”——瑞恰兹《含混七型》初版后,后来经过两次修订再版,长期以来被视为文学批评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含混”这一概念也风行批评界,并且渗透到整个文学领域。3、含混的定义在《含混七型》初版时,燕卜逊对“含混”下了一个不很严格的定义:“能在一个直接陈述上添加细腻意义的语言的任何细微。”后来在1947年再版时,他对该定义加以修改,成为:“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能使同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的含混,面是很宽的,而且我们看到,这定义并非严格新批评式的。如果说世上的许多概念都是含混的,那么“含混”这一概念就更加含混了。燕卜逊使用的“含混”这个术语本身就具有文学理论(一种科学文体)所不应该有的含混,这术语的不确切造成大量误解。这是含混这一提法的缺陷之一。事实上,燕卜逊并没有明确地给出关于含混整体概念的定义,而是在给含混分门别类时才使用了“定义”(definition)一词。“含混”本身既可以指我们在追究意义时举棋不定的状态,又可以指同时表示多个事物的意图,也可以指两种意思要么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两者皆可的可能性,还可以指某种表述有多种意思的事实。——燕卜逊燕卜逊这里列举了含混意义的多种可能性,但是他远未穷尽含混意义的可能性。不无趣味的是,这段话中的“可以指”一词可以被视为作者本人“含混心态”的绝妙写照。“非此即彼”式的解读方式:意义X=A解,或B解,或C解……例:中国有“千家注杜”说。“亦无不可”式的解读方式:X1=A;X2=B;X3=C……例:陈寅恪注元稹《遣悲怀》“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指出:“所谓长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同时又说“有人解通宵不寐的痛苦煎煞,亦可以说得通。”陈先生建议:“读者不妨两存其说。”“含混”式的解读方式:X=A+B+C+……例:(在接下来的含混的类型中我们将看到。)数解不仅共存,而且组成一个家庭,互相丰富,互相补充,成为一个整体。5、含混的类型(1)参照系的含混(ambiguityofreference)这一类含混表示某一个细节同时在好几个方面发挥效力,亦即在好几个参照系里产生作用。例:莎剧《李尔王》中的一段:李尔傻瓜,这些话一点意思也没有。弄人那么正像拿不到讼费的律师一样,我的话都白说了。老伯伯,你不能从没有意思的中间,探求出一点意思来吗?李尔啊,不,孩子;垃圾里是淘不出金子来的。弄人(向肯特)请你告诉他,他有那么多的土地,也就成为一堆垃圾了;他不肯相信一个傻瓜嘴里的话。(朱生豪译)燕卜逊指出,如果孤立地看,以上细节仅仅传达了李尔王那痛苦的失落感,以及弄人的唠叨;但是上引细节应该跟当初李尔王对女儿考狄利娅的苛刻放在一起考察。考狄利娅拒绝用甜言蜜语来换取父亲的恩赐,而是直言自己“没有话说”,这引出了李尔王下面的一句话:李尔没有只能换到没有;重新说过。(朱生豪译)由于多了后面这一参照系,“nothing”(没有)一词的意义陡然增殖:李尔王对弄人的一席话其实是百感交集的产物,其意思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还至少有四。其一,李尔王终于意识到考狄利娅当初“没有话说”是对的。其二,当初李尔王指望考狄利娅乞讨爱怜,然而真正需要乞讨爱怜的是他自己。其三,李尔王此时已经丧失了一切。其四,从本质上讲,李尔王是一无所有,因而任何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的企图犹如从垃圾里淘金,最终将一无所得———他的另外两个女儿高纳里尔和里根虽然曾一时得逞,但是最终却赔上了性命。这一例子还体现了贯穿于《含混七型》全书的一个观点:对含混的充分理解有赖于对上下文或语境(context)的全面把握。(2)所指含混(ambiguityofreferent)例:艾略特的一首诗:韦伯斯特一心想着死,看到皮肤下面的骷髅;地下没有呼吸的生物,仰面咧着无唇之口而笑。第二句使用的分号作用不明,如果相当于句号,则第三句中的“生物”就是主语;如果相当于逗号,“生物”就与前面句中的“骷髅”并列为宾语。微小的怀疑就能使诗歌的主旨出现许多可供替换的意义,注意重点的偶然转移,就会从适当的解释中分解出怪异的意义。(3)意味含混(ambiguityofsense)(4)意图含混(ambiguityofintent)(5)过渡式含混(ambiguityoftransition)(6)矛盾式含混(ambiguityofcontradiction(7)过渡式含混(ambiguityoftransition)细心人很快就会发现,燕卜逊在界定以上7种类型的含混时并未能把它们截然分开,事实上它们之间也不可能泾渭分明。界线的含混,这恐怕是含混的必然特征。对大部分读者来说,燕卜逊的最大魅力并不在于他划分出了7种类型的含混,而在于他凭借类型的划分,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们品尝到了文字不同内涵之间以及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微妙差别。5、含混存在的基础——语境语境(context)旧译“上下文”。瑞恰兹认为语境即与我们诠释某词语时有关的一切事情;是该词全部使用历史留下的痕迹。由于“语境”的存在,词的含义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语言的字面义会被扭曲、扩展、压缩和变形。这样,文学作品的“语义结构”就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丰富。新批评认为文学特性就是文本“语义结构”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多义性、丰富性既冲突又统一的独特性质。《含混七型》的缺点之一就是对新批评派的语境原则理解得不够,瑞恰兹本人要到六年后,在《修辞哲学》一书中才把语境原则说清楚。燕卜逊在《含混七型》中分析的例子,往往脱离了原作语境,所以有时候解错了原作。被反对含混论者一一拣出讥笑他书没读通。但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年青大学生,这是情有可原的。比如他分析济慈的《忧郁颂》中的两行诗:呵,正是在快乐的圣殿,蒙纱的忧郁女神之屋不可侵犯。“她变成蒙纱的忧郁女神:蒙纱(的样子)像一个寡妇那样,或是正在用手擦泪,或者蒙上什么,如山坡披绿,以为她初看像是快乐。”如果人们都从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去理解诗歌,那么诗歌就会有不同的理解。诗歌的意义便会不可穷尽。7、含混与隐喻、张力、悖论、反讽的联系新批评非常重视“隐喻”(metaphor)对文本语义朦胧所起的重要作用。隐喻的结果是文本语义结构的多重性与朦胧性。文本的含混产生于语言意义所形成的“张力”(tension),这是新批评对语义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的又一重要论点。从语义学角度看,“悖论”(paradox)实际上是文本所存在的语义矛盾现象。新批评相信,诗的意义正是在这种语义的“悖论”中产生。“反讽”(irony)概念的目的仍然是揭示语义在文学文本中的复杂变化。根据新批评“含混”概念,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是语义朦胧和语义多重。“反讽”这一语言现象正好符合这一文学定义。前面所提到的几个概念,都是新批评用以概括文学特性的关键性术语。它们都是为揭示语义结构的朦胧性和复杂性这一基本目标而服务的。是否具有语义叠加、语义冲突、语义交织、意义复杂等特征成为新批评区分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的最根本的标准。在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新批评的“含混”概念将我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但是,新批评对文学特征的理解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它对语义问题的理解上。在新批评看来,语义具有客观属性,坚决反对语义的主观任意性,反对读者对语义的任意引申和延展。虽然瑞恰兹等新批评家也较深入地讨论过“语境”对语义多重性的积极影响,但是他们仍然将语境当作确定语义范围的限制性力量而较少将其理解为开放性、多元性的积极因素。随着20世纪西方文论向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转型,新批评用以概括文学特征的“复义”概念逐渐黯然失色。8、含混的对“延异”与“不确定性”的影响就文学发展规律来说,燕卜逊也只不过是一个过度性的人物。后来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对含混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延异”是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的文本术语。据德里达在著名的《延异》一文说,“延异”是一种非原的“本原”,是一种以缺席形式体现的“在场”。解构主义旨在焕发出文本(或语义)的多重意义,从这一点来看,与燕卜逊的含混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后现代主义文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确定性,其概念简而言之,是指后现代主义放弃二元对立,放弃对终极意义的解释与追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是含混的延续和发展。二、中国与含混说1、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含混同燕卜荪的含混理论相应,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相似论述。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说:“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隐者,含蓄也。含蓄,指言外另有深意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蕴藉含蓄就是含混的东方表达。含蓄就是创作者将丰富的多重而不确定的意义蕴含蓄积在有限的文本话语中,令读者体悟无限、回味无穷。这种理论是中国古典美学历来标举的艺术思想,如老子的“恍惚”,钟嵘的“滋味”,刘勰的“隐秀”,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的“兴趣”,叶燮的“含蓄无垠”等。中国古典诗歌用语讲究精确、简洁和凝炼,从而创设出含蓄的境界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诱发和开拓他们审美想象的诗意空间,将原有的意和象在自我的心理世界里任意延伸和扩展。比如杜甫《江汉》诗中有两句:“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虽然其语词和声音是恒定不变的,却蕴藉着至少三种彼此相似或相反的意义。前一句,由“落日”与“心犹壮”的组合可以引申出三种意义:其一,“虽然我的心已如落日,但它仍然强壮”,这是相似而相反;其二,“我的心不像落日,它仍然强壮”,这是相反;其三,“在落日中,心仍然强壮”,这是将“落日”释为“心犹壮”的时空条件。同理,后一句就“秋风”与“病欲苏”的组合也可以产生三种释义:其一,“虽然我的病已如秋风,但它会很快痊愈”,这是相似而相反;其二,“我的病不像秋风,它会很快痊愈的”,这是相反;其三,“在秋风中,病将要痊愈”,这是表时空关系。2、中国现代文论中的含混朱自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中将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在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学批评遗产。尤其是他的《诗多义举例》一文,可以说直接受到新批评派含混理论的影响。《诗多义举例》选取了四首脍炙人口的诗歌,通过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创造性地把新批评的语义分析法和中国的文学批评的考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