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二、群体性事件与和谐社会建设

热点二、群体性事件与和谐社会建设材料一：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就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一是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二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向。三是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处置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流血事件。四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千方百计地插手、利用群体性事件，企图煽动、制造动乱。当前，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特别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真正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变成疏导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针对当前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组织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力争把群众心理、社会心态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问题搞清楚，真正对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事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现场处置工作，有效控制局势、平息事态。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既要防止因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因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伴有严重暴力行为，如不及时果断处置将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应依法果断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坚决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反复。群体性事件现场事态平息后，各级党委、政府要组织干部，深入有关单位中去，深入群众中去，做好回访调查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已经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特别是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出现反复或者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苗头、信息，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消除在事件反复之前。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精心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前，尤其要引导群众学法、守法、用法，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材料二：治理群体性事件应有开放心态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分析，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问题，具有非对抗性，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有关地方和部门高度重视，妥善处理，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但是如果久拖不决，往往就使历史遗留下的矛盾问题与新矛盾新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祸。基于这一务实判断，在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上，尤其需要有关地方和部门具有开阔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利益结构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以及利益对立关系显性化，成为这一时期个体利益矛盾和群体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矛盾既由发展引起，也应当能够通过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能条件反射似的视之为“闹事”、“作乱”，更不能动不动就采取“反恐”手段或专政手段予以严厉处置。群体性事件既然基本上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少数地方和部门却由于处理不当导致矛盾激化，使事态扩大升级。2008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地方发生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甚至群体性事件，很多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不按政策办事有关。”故此，一些主持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和部门，需要时刻自警和反思，看看自己能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公正客观。分析：以开放心态治理群体性事件，应当注意疏通合法的民意表达渠道，健全和完善正常的缓和冲突、化解矛盾的机制。按照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信访部门应承担起日常性的信访保障职能，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初始阶段，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或基层。此外，还应当让群众发表意见和建议、表达利益诉求，以此促使有关地方和部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关注群众的实际困难，同时也有助于舒缓公众的焦虑与紧张，营造宽松活泼的社会环境。材料三：“实属必然”：瓮安事件沉甸甸的警示种种信息表明，6?28瓮安事件正向理性和稳定的方向发展：事件本身已经平息，各种权威信息也已迅速公开，真相正一步步揭示；同时，有关部门的深刻反思和对主政官员的问责，也已雷厉风行地进行。面对这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地党政部门正视社会矛盾的态度和清醒认识，令人印象深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基于对这起事件的清醒认识，当地在依法追究参与打砸烧的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也问责了一些负有行政管理职责的相关官员，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政委和局长等均已被免职。同样，信息的及时公开，听取各种意见的座谈会的举行，遗体鉴定的公众参与等，这些合法而理性的举措，使得这起事件渐呈平息之态势。防范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关键在平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能站稳中立的裁判者立场，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公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基本权利，建立起公众对政府的忠诚和信赖；同时，司法也要把政府和公众个人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力避出现公民求告无门的境况。否则，如果平时的一些小事处理不好、处理不公，无数的小事，在无数群众之间口口相传，最终就会酿成影响当地社会整体稳定的大事。分析：瓮安县相关官员被问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裂痕。但是，即便从瓮安县本身，这起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方面的遗留问题也需要尽快调查解决，而从更大的意义上看，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个具体事件的平息，更应该举一反三，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革新，完善公民权利保护，使权力切实受到监督和制约，防范此类事件在异时异地重演。材料四：瓮安事件与官员问责：执政理念开始变化6月28日，贵州瓮安县一名中学女生怀疑被奸杀，引发逾万民众围攻县委及县政府，放火焚烧公安局大楼；之后，瓮安事件的图像很快就传遍了互联网。三四天过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亲赴瓮安实地调查之后，指出事件的深层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一句话，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县政府行政不力、不公，人民群众积怨过深。石宗源为此先后三次向瓮安人民道歉。更令人意外的是，瓮安事件首先得到处理的不是参与骚乱的民众，而是当地主要官员，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和政委都撤销了职务，后来连州委书记也被连带免职。这种发生群体事件首先问责官员的做法，乃是第一次。考虑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迅速做了批示，有理由认为最高当局对地方政府的最初说法并不认同，要求查清引发事件的深层原因。瓮安事件的处理结果，表明中国执政党的治理理念开始发生变化。分析：长期以来，稳定压倒一切是各级政府执政的最高信条，缺乏监督导致各级官员的执政行为越来越简单粗暴，而过去上级甚至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政府的统一权威和形象，通常硬着头皮顶住不肯认错，这就导致本来只是一个基层政府官员的责任，被连带放大到整个政府的责任。如今，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明白不能再被绑架，对地方官员再不有效问责，民众迟早会对中央政府问责。查明深层原因的潜台词，即是查明每一级地方官员的责任。材料五：孟连事件促干部反省工作态度和作风2008年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在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围攻。冲突导致41名警察被打伤，9辆警车被砸坏，民警使用防暴枪自卫，15名胶农被打伤，2人被击中致死。这起警民暴力冲突事件的背后，是当地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来已久的矛盾纠纷。虽然事态已经平息，但事件留下沉痛教训，引起当地干部深刻反省。“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深刻反思，必须引起各级干部铭心刻骨、灵魂深处的反省！”在22日晚上召开的普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在场官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纪恒指出，胶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基层干部、基层党委政府的积怨，最终集中爆发引起冲突。群众利益诉求反映机制不健全，群众没有地方讲话，反映的情况得不到处理，是这起冲突事件带给广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教训。分析：胶农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集中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工作态度和作风存在问题，离群众的期盼差距太远。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听不进群众意见，离群众越来越远。正如李纪恒对这种现象提出的严厉批评：“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因此，各地要切实引以为鉴，加强基层党政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基层党政组织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号召力和凝聚力。要提高基层党员干部调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及时把各种带有苗头性的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材料六：群体性事件暴露基层治理弊端贵州“瓮安事件”刚刚平息，又发生了云南“孟连冲突”。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执行任务的民警被数百名群众围攻、殴打；冲突中，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2人死亡。从贵州瓮安到云南孟连，却在仅仅二十多天的时间里，相继发生了两起群体性暴力冲突事件。此类事件的发生，严重暴露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重大弊端。云南孟连冲突与贵州瓮安事件在背景和起因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据报道，孟连冲突的导火索，是19日清晨警方强行带走5名胶农。而起因却是当地胶农与橡胶公司的利益之争，是经济利益纠纷。也就是说，孟连冲突是一起由经济纠纷未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广大胶农经济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加之警力使用不当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它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从媒体报道情况看，至少在两个环节上橡胶公司和地方政府忽视了胶农的基本权利。一是橡胶公司滥用垄断地位，压低橡胶收购价格，显失公平，严重损害胶农的合法利益；二是在胶农与橡胶公司因收购价格发生矛盾和纠纷时，地方政府简单粗暴地动用警力，只重视了秩序的稳定而严重忽视了矛盾的解决，客观上无视和损害了胶农的合法权利。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