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司机斯托瓦：终身监禁因酒驾

1“倒霉”司机斯托瓦：终身监禁因酒驾无药可救的“马路杀手”在美国德克萨斯州，54岁的卡车司机斯托瓦(Stovall)从来不是什么新闻人物，可是最近的一次酒后驾车，却使他数天内扬名海内外，引发坊间学界无数讨论。其实事情的起因一点也不复杂：斯托瓦同往常一样，喝了几杯“黄汤”之后，开着卡车就上了路。醉意醺醺之下，卡车在公路上左右穿梭，幸好仅仅在撞伤一人之后，就被警察及时拦下。抽血测试表明，斯托瓦血液内的酒精浓度整整超标4倍，已经属于德州刑法中的犯罪。不过话说回来，酒驾在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闻。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仅在当年，全美就有大概1.59亿人次酒后驾车。如果平均到美国的3亿人口中，相当于在每两个美国人里，就至少有一个人在当年曾经酒后驾车。当然，数学计算不等于现实情况。实际调查显示，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仅有2.3%承认曾经酒驾。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美国司机都能洁身自好，但在极少数有酒驾历史的“马路杀手”中，平均每人一年酒驾多达23次。而且更加惊人的一个数字是，在第一次被警察逮捕之前，这些“杀手”司机已经平均酒驾87次。斯托瓦先生显然属于这一少数人群。实际上，早在这次被捕之前，他已经有8次酒驾定罪记录，其他未被发现的酒驾尚不知有多少。按照德州刑法典的规定，如果仅仅是初犯，酒精浓度超标4倍也只是轻罪，后果大多是暂扣驾照加强制学习，顶多再加上罚款。可是如果超过两次酒驾，就自动升级为重罪，所科刑罚在理论上可以最高达到无期徒刑。不过在本案之前，无期徒刑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因为德州2500万人口中，还没有任何人因为酒驾而在监狱度过余生。即便是习惯性酒驾2者如斯托瓦先生，尽管三番五次被绳之以法，还不一样开着卡车在德州的大街小巷撒野?显然法官们认为，对于一个每年有数百万人违反的罪名，适用无期徒刑这一极端处罚无疑不太恰当。其实在绝大多数酒驾案中，被告人甚至都不必蹲监狱，要不然美国监狱远比现在更加人满为患。对于法庭和监狱，斯托瓦先生早已不再陌生。除开8次酒驾前科之外，他还先后因入室盗窃、信用卡诈骗、唆使未成年人饮酒等罪名多次被捕。按照当地检察长的说法，在过去20年中，斯托瓦“把整个刑法典练习了一遍，毫不在乎(自身)安危和(社会)福祉”。对于这第9次酒驾，斯托瓦多半也没有放在眼里，以为和之前8次一样，大不了在监狱蹲几天，然后就可以继续游荡大街享受黄汤之乐。不过出乎他的意料——其实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一次斯托瓦走进监狱之后，可能就一辈子都没法出来。主审案件的法官认为，斯托瓦用自己的行为一再证明，他是一个完全无药可救的“马路杀手”，常规的劝导、训诫乃至短期监禁根本不起作用，唯有无期徒刑才能真正让他不再酒后驾车。于是乎，斯托瓦无意间或许成为世界第一例纯粹因酒驾而致终身监禁的司机。终身监禁VS有期徒刑斯托瓦的判决一经报道，立即在全美乃至世界多个国家引发一片哗然。在当今这个“车轮上的世界”，虽然酒驾早已成为过街老鼠，但因为酒驾者一般并非穷凶极恶之徒，而且往往缺乏实际损害后果，因此在人们的心理预期中，简单采取罚款、扣照、短期羁押等措施，已经足够起到惩罚和震慑的作用。只有当酒驾导致恶性伤亡事故，比如像孙伟铭一样带走四条冤魂，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才显得有必要。即便如此，相比谋杀、绑架、强奸、贩毒等罪行而言，即便在伤亡后果上差不多，酒驾者的主观恶意也有天壤之别。正是因此，世界各国对酒驾肇事者的惩罚，一般都大幅低于同等后果的暴力犯罪。比如在中国，致一人死亡并负全责的酒驾司机，起刑仅在三年以下;即便是致多人死亡，如果仍以交通肇事定罪，最坏结果也就是七年监禁。又如在美国各州，酒后肇事普遍以过3失杀人起诉，结果也往往限于数年有期徒刑。当然，如果案件涉及一些特殊情节，罪名和处罚就可能发生变化。比如在孙伟铭一案中，鉴于其无证驾车、醉酒飙车、肇事逃逸、多次违章等情节，四川法院最终以危害公共安全定罪，一审判处其死刑。又如在美国北卡州，一个撞死两人的酒驾司机也被控一级谋杀——大概相当于中国刑法中的直接故意杀人——检察官甚至建议判处死刑，不过陪审团最终裁定无期徒刑，而且终身不得假释。但是相对于孙伟铭等人而言，斯托瓦的无期徒刑始终看起来有些冤枉。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尽管先后9次因酒驾定罪，但除了致人轻伤以外，斯托瓦从来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严格地说，如果德州刑法没有规定累犯应当加重处罚，那么斯托瓦的9次酒驾基本都属于轻罪，也就大概等于中国的轻微交通违法，连犯罪都算不上，顶多也就行政拘留几天，更别说施以无期徒刑。不仅如此，即使考虑累犯因素而定为重罪，按照刑法中的比例原则，对于这样一个“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的“无赖型”罪犯，似乎也没有必要剥夺其终身自由。正是因此，当斯托瓦案件判决一出，坊间学界的反对声音迅速高涨。不少人均斥责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对斯托瓦的科刑过于严厉，以致他可能仅仅因为几杯黄汤就要在监狱终老余生。需要说明的是，这还不仅仅是普罗大众的声音，包括法律界的许多人士，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也极为反对判处斯托瓦无期徒刑。笔者看到这篇报道时，也正好在一个美国法官家里做客，便顺口问及法官夫妇对该案的看法。两人都有多年法律经验，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无期徒刑有些过分，10年左右有期徒刑可能相对比较合适。但是另一方面，斯托瓦案的判决也得到诸多支持，尤其是来自警方和检察官。比如当地检察长在回应有关批评时抱怨说，“如果斯托瓦端起一支枪，对着大街上盲目扫射，那么判他无期徒刑估计不会招来任何批评。其实在本案中，斯托瓦不过是把他的卡车当做一把枪而已。”这话也并非没4有道理。根据斯托瓦的履历，他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酒驾恶习。如果放任他回到社会继续开车，每时每刻都会是公共安全的重大隐患，而且迟早他会酿成大祸。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与其等他闯祸以后再绳之于法，不如干脆防患于未然，完全禁绝他酒驾的机会。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当前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只有终身监禁。于情于理，检方的立场都还说得过去。其实谁都清楚，斯托瓦已经无药可救，常规的惩罚方式，不管是强制学习、吊销驾照还是短期监禁，都不能阻止他酒后驾车。一定程度上，他就像一个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如果任其逍遥于大街之上，伤人乃至杀人都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后果。但是根据现行法律，又不可能将斯托瓦像精神病人一样进行医学禁锢，避免其危害社会。如此一来，利用刑罚措施将其终身监禁，可能就是司法机关的唯一选择。何况严格说来，斯托瓦并非就一定要在监狱终老余生，因为法官的判决并未要求不得假释，所以按照德州刑法规定，只要斯托瓦决心悔过，他在5年后就可获得假释。当然，如果他依旧难以拒绝酒精的诱惑，假释时间就可能推到10年甚至15年以后。斯托瓦现年已经54岁，如果等到15年后才假释出狱，估计再酒后上路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由是观之，德州法官这一可谓惊世骇俗的严厉判决，实际上已经放弃罪刑相适应和司法平等原则，不再严格基于犯罪行为本身进行惩罚，而是着眼于犯罪人的潜在危险性，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威胁采取预防性措施。因为缺乏有效的替代性措施，法官不得已动用最为严酷甚至有点非人道的刑罚;而斯托瓦的个人自由，很大程度上则成为这种制度性缺陷的牺牲品。自主行为VS生理疾病反对将斯托瓦终身监禁的声音中，不少来自一个特殊的专业群体——精神病医生。其实早在1784年，一名美国医生就指出，酗酒本身是一种生理疾病，而酒精无非是引发疾病的诱因而已。5随后的200多年间，越来越多的医生认为，酗酒者的基因中带有某种缺陷，导致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饮酒冲动。1957年，美国医学会正式承认这一判断。自此以后，美国精神病学会、美国医院协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也先后将酗酒列入疾病范围。不仅如此，经过医学界的长期呼吁，以及一系列颇具说服力的研究，“酗酒=疾病”这一判断正逐渐受到普罗大众的接受。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概90%左右的美国人认同酗酒与生理疾病存在直接关联。按照目前较为公认的医学定义，酗酒是一种受到生物基因、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慢性疾病，表现为对饮酒行为的控制力减弱，沉溺于酒精，思维受阻等，而且往往逐步恶化甚至引发致命后果。既然酗酒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生理疾病，那么根据“责任基于过错而生”的基本法治原则，酗酒之人就不应对酗酒造成的损害后果负责。换句话说，作为意志自由的行为主体，个人只应对自己主动选择的行为承担责任。其他超越自主意志的行为，比如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都应当免除刑事责任。从这个意义出发，以严刑峻法惩治酗酒者的醉驾行为，无异于将生理疾病归咎于个人过错，是打错了“靶子”，不仅难以真正遏制酗酒者的酒驾行为，更会误导社会其他成员，造成“杀人放火原来和酒后驾车差不多”之类的错误印象。医学界因此主张，刑罚——尤其是像无期徒刑之类的极端做法——并非处理习惯性酒驾的有效方案，正确的措施应当在于医学治疗和心理辅导，就像强制戒毒一样，通过消除酗酒的生理和心理病根，防止酗酒者继续饮酒。毫无意外的是，医学界的建议遭到法律界的强烈抨击。最为常见的反驳理由是，即便酗酒本身存在生理缺陷基础，难以从根本上禁绝，但酒后驾车显然属于个人意志的自主选择。言下之意，如果因为生理原因不能戒酒那是情有可原，但是喝酒之后开车上路则是故意置他人安危于不顾，依法就当受到刑罚处分。所以说，法律并非处罚人力无法控制的疾病，而是处罚对自身行为不负责任的危险分子。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美国嗜酒者其实不在少数，但多数人都能做到酒后远离方向盘;有人知道自己酒后容易犯傻，可能迷迷糊糊中开车上路，所以往往提前就将车钥匙锁起来，或者干6脆把车交给他人临时保管。相比之下，那些习惯性酒驾的杯中君子，显然具备危害他人安全的重大过失甚至间接故意。不仅如此，如果允许酒驾者以疾病为借口逍遥法外，那无疑是鼓励公众毫无节制地享受杯中之物。这样一来，马路上横冲直撞的“杀手”司机可能要呈几何倍数增加，整个社会的交通安全系数则必然直线下降，甚至达到人人自危、无人敢上路的境地。极端情况下，个别人甚至会借酒驾之名，行故意伤害乃至谋杀之实。此等恶果，即便是那些主张“酗酒=疾病”的医生们，估计也不会有人愿意看到。正是因此，法律界的立场迄今还没有受到真正有力的挑战。倒是在医学界内部，一直有不少尖锐的反对声音。据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内科医生认为酗酒纯属个人恶习，而非生理疾病。更有评论者认为精神病学界的主张无非是“屁股决定大脑”，目的并非在于挽救酗酒者，而是为精神病医生们招徕生意，谋取不当利润。何况即使把酗酒司机当做病人来处理，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目前的医学水平和医疗资源都不足以应付如此大量的酒驾司机。不仅如此，考虑到酗酒还同时包含心理和环境因素，纯粹的医学治疗即便能从生理上消除饮酒基因，如果不改变病人的心理习惯和生活环境，同样难以杜绝酒后驾车现象。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姑且不论效果如何，所有这些治疗方案的经济成本都可用天量计，没有任何一个司法系统能够承担。因此，所谓以医学治疗代替刑罚处分的“人道方案”，很大程度上只是“看起来很美”的镜花水月。刑罚处分VS技术控制7透过斯托瓦案件的争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当代国家在习惯性酒驾面前的无奈：如果付诸刑罚处分，符合比例原则的轻缓刑罚很难起到预防作用;只有不太人道的无期徒刑才能保证实际效果。如果寻求医学手段的帮助，一则技术水平尚不够理想，二则容易造成执法逻辑的混乱，导致纵容甚至鼓励酒驾。而且不论长期监禁还是医学治疗，纳税人为之付出的代价都过于高昂。比如相对于斯托瓦造成的些微损失，无期徒刑的关押成本可谓天上地下;但若等到大祸酿成方才采取行动，则再大的付出也难以弥补无辜生命的逝去。于是乎在法律的威严和人道之间，在对酒驾者的惩罚与挽救之间，在对执法成本和潜在威胁的权衡之间，国家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巨大尴尬，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正是针对这种尴尬，一个名叫“反酒驾母亲联盟”(MothersAgainstDrunkDriving，简称MADD)的非政府组织在全美极力推动一项新法令，要求对酒驾司机的汽车强制安装酒精锁点火装置(AlcoholIgnitionInterlock)。这种设备直接和汽车点火回路相连，司机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