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违法违纪调查报告

村官违法违纪调查报告日前，全国村干部廉洁自律建设专项督查调研组，分赴河北、江苏、青海、湖南等8个省进行了督查调研。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詹成付表示，近些年，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支持力度加大，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在一些地方，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也凸显出来，并造成上访不断。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这样大规模的督查调研村干部违法违纪，在近些年尚属首次。记者在湖南、辽宁走访了6个市7个县，通过直接入户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探讨了村干部违法违纪的原因及其解决之道。违纪违法村干部“一把手”居多曾连续三届当选XX市人大代表，并多次获得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称号的徐宝文出事了。徐宝文出事前是辽宁省XX市XX区前进乡望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望花集团公司总经理。几年来，有关部门曾根据群众的举报多次对徐宝文进行调查。调查组七进七出望花村，由于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未能发现大的问题，致使愤怒的村民到省级机关上访近百次，进京上访20多次。去年，XX市纪委排除各方阻力，会同信访、审计、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发现徐宝文在1998年，借所承包的村办集体企业望花啤酒厂转制之机，非法占有国有和集体资金1393万元。此外，他还有多起贪污受贿行为，违纪违法所得总计3124万元和8800美元。徐宝文现已被移送司法机关。这只是村干部违法违纪典型案例之一。湖南、辽宁两省纪检监察部门向记者提供的数字表明，xx年以来，湖南省共立案查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996件；xx年以来，辽宁省共立案查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975件。在调研中，记者发现，违纪违法的村干部大部分是在村里掌握实权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违法违纪涉及的数额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两省村干部违纪违法的主体，以党支书兼村主任的“一把手”居多，占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总数的90％以上，民怨极大。这些案件主要表现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以及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等，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厂房承包款等。村干部违法违纪作案手法五花八门。有的相互勾结、合伙作案；有的收入不入账，直接侵吞。有的手段相当隐蔽，如以发补助、奖金的名义将公款私分，或借待客、跑项目、购物资等事项，虚列开支、虚报冒领；还有的设账外账，公款私存等等。在调研中，记者发现，村干部违法违纪的现象十分普遍，有的情节甚为恶劣。督查组将其归纳为7种：一是借宗族势力，“拳头当权”，恃强欺弱，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权利；二是滥用职权，在土地转让、承包、处理纠纷、审批宅基地、计划生育指标等工作中卡拿索要；三是独断专行、办事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剥夺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四是发包土地、工程，优亲厚友，以权谋私；五是参与赌博、挥霍公款；六是在任职期间外出打工，对村务疏于管理，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七是在换届选举中，制造假选票，进行不正当竞争，甚至贿选。村干部违法违纪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在经济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和封闭的欠发达村。经济发达的村，违纪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土地补偿、企业改制、选举和村务管理上，多体现为利益之争。而在欠发达地区，多是作风霸道、仗势欺人。记者所在的调研二组组长，中组部全国基层党建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常月英深有感触地说：“村干部工作在基层第一线，我们一方面要关心他们，另外还要加强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民自治负重前行曾含泪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在他的《我向百姓说实话》一书中，曾发出“24个为什么”的呐喊。呐喊之一就有“为什么法律允许村民自选村主任，而农民满意的村主任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法制越来越完善了，农村上访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尽管李昌平早已离开了湖北省XX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职位，但他的疑问依然悬挂在中国乡村的地平线上。当村民自治遭遇“386170部队”辽宁省纪委纠风室副主任黄建华曾暗访过该省一个县的20户农民。村民告诉他，现在农村“脑子好的上学去了，脑子活的经商去了，健康的小伙当兵了，会手艺的打工去了，女孩子漂亮一点的也进城了”。面对记者，黄建华叹了口气：“有的村，你要想找一个像样的人谈话都很难。8个党员7个牙（当地民谚，形容留守在农村的都是老人）！要选出像样的村干部谈何容易。”在湖南，情形也不容乐观。湖南省XX市官庄乡的乡干部反映，他们那里是“386170”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留在村里被日前，全国村干部廉洁自律建设专项督查调研组，分赴河北、江苏、青海、湖南等8个省进行了督查调研。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詹成付表示，近些年，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支持力度加大，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在一些地方，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也凸显出来，并造成上访不断。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这样大规模的督查调研村干部违法违纪，在近些年尚属首次。记者在湖南、辽宁走访了6个市7个县，通过直接入户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探讨了村干部违法违纪的原因及其解决之道。违纪违法村干部“一把手”居多曾连续三届当选XX市人大代表，并多次获得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称号的徐宝文出事了。徐宝文出事前是辽宁省XX市XX区前进乡望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望花集团公司总经理。几年来，有关部门曾根据群众的举报多次对徐宝文进行调查。调查组七进七出望花村，由于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未能发现大的问题，致使愤怒的村民到省级机关上访近百次，进京上访20多次。去年，XX市纪委排除各方阻力，会同信访、审计、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发现徐宝文在1998年，借所承包的村办集体企业望花啤酒厂转制之机，非法占有国有和集体资金1393万元。此外，他还有多起贪污受贿行为，违纪违法所得总计3124万元和8800美元。徐宝文现已被移送司法机关。这只是村干部违法违纪典型案例之一。湖南、辽宁两省纪检监察部门向记者提供的数字表明，xx年以来，湖南省共立案查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996件；xx年以来，辽宁省共立案查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975件。在调研中，记者发现，违纪违法的村干部大部分是在村里掌握实权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违法违纪涉及的数额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两省村干部违纪违法的主体，以党支书兼村主任的“一把手”居多，占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总数的90％以上，民怨极大。这些案件主要表现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以及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等，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厂房承包款等。村干部违法违纪作案手法五花八门。有的相互勾结、合伙作案；有的收入不入账，直接侵吞。有的手段相当隐蔽，如以发补助、奖金的名义将公款私分，或借待客、跑项目、购物资等事项，虚列开支、虚报冒领；还有的设账外账，公款私存等等。在调研中，记者发现，村干部违法违纪的现象十分普遍，有的情节甚为恶劣。督查组将其归纳为7种：一是借宗族势力，“拳头当权”，恃强欺弱，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权利；二是滥用职权，在土地转让、承包、处理纠纷、审批宅基地、计划生育指标等工作中卡拿索要；三是独断专行、办事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剥夺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四是发包土地、工程，优亲厚友，以权谋私；五是参与赌博、挥霍公款；六是在任职期间外出打工，对村务疏于管理，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七是在换届选举中，制造假选票，进行不正当竞争，甚至贿选。村干部违法违纪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在经济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和封闭的欠发达村。经济发达的村，违纪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土地补偿、企业改制、选举和村务管理上，多体现为利益之争。而在欠发达地区，多是作风霸道、仗势欺人。记者所在的调研二组组长，中组部全国基层党建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常月英深有感触地说：“村干部工作在基层第一线，我们一方面要关心他们，另外还要加强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民自治负重前行曾含泪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在他的《我向百姓说实话》一书中，曾发出“24个为什么”的呐喊。呐喊之一就有“为什么法律允许村民自选村主任，而农民满意的村主任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法制越来越完善了，农村上访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尽管李昌平早已离开了湖北省XX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职位，但他的疑问依然悬挂在中国乡村的地平线上。当村民自治遭遇“386170部队”辽宁省纪委纠风室副主任黄建华曾暗访过该省一个县的20户农民。村民告诉他，现在农村“脑子好的上学去了，脑子活的经商去了，健康的小伙当兵了，会手艺的打工去了，女孩子漂亮一点的也进城了”。面对记者，黄建华叹了口气：“有的村，你要想找一个像样的人谈话都很难。8个党员7个牙（当地民谚，形容留守在农村的都是老人）！要选出像样的村干部谈何容易。”在湖南，情形也不容乐观。湖南省XX市官庄乡的乡干部反映，他们那里是“386170”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留在村里被选上当村干部的，也只能是矬子里拔将军，同时，许多村支书仍是老党员，后备党员严重不足。”湖南省有关部门曾调查过150名村民对村干部的评价，结果是：认为村干部能胜任或基本胜任本职工作的仅有26人，占17％。XX市XX区会元乡党委书记赵连生说，当前，在农民文化水平、法律水平都比较差的情况下，一些由宗族势力选出来的村干部，并不是村民真正想选的人。辽宁省民政厅纪检组组长杨军则直言不讳：“在东北，你一进村，看房子谁家最好，肯定是村干部家。”有一个村，原村干部工作作风霸道。后来村民一赌气选出来的村主任连小学文化都没有，大字不识一个。乡里有事，通知这位村委会主任到乡里开会，他从来不参加，说：“我是选出来的，你们想开会就到我村里来开！”辽宁省XX市碾盘乡乡长张灵高的感慨是：“最先进的法律面对最落后的人群。”张所称的“最先进的法律”是指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民主治村、村务管理，该怎么办，按什么程序办，法律规定得清清楚楚。但目前一些村干部的综合素质不强，有的平时不学法，遇事不懂法。辽宁一村委会主任多次截留、挪用公款高达385万元，直到立案后，才知道触犯了法律。湖南省XX市XX区计生局长刘卫国说，当前村干部年龄结构大，思想陈旧，后备干部严重不足。一些村干部经海选产生以后，坚持原则性不够，因担心下一次选举的选票，遇事不敢挺身而出。谁来监督村官村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到底由谁来管，没有谁能真正说清。XX市民政局副局长惠安成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哪个部门是管理村干部的主管部门，都管，又都不管，对村干部没有有效监督。惠安成分析，村干部不同于公务员，不同于企事业单位领导，又不同于个体私营企业主，到底由哪个部门来管？是组织部门还是人事部门？还是民政部门？目前，许多村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是“一肩挑”。在农村，工作方法往往是家长制，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这是村干部不能廉洁自律，走向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调研员韩全永认为，对于村干部，当前有关部门是按职能分工各管一段，缺乏协调机制。组织部门管党建，民政部门管选举，农委（农经）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违法违纪归纪检监察部门，刑事案件归公安，连村干部的基本情况和统计数据也要几个部门相互来凑。其次，由于政务繁忙，人手不足，各部门对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基本上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以辽宁省XX市为例，该市基层农业经管站的编制一般只有两个人，平时应付各种报表都很紧张，兼顾村干部的审计工作，就更吃力，遇上年度村委会集中换届（离任）审计，三县四区580个村，2140多个村干部，根本审计不过来。从对两省的调研情况来看，乡镇一级，对村干部监管则持“三不”态度，即“不能管，不敢管，不愿管”。有的乡干部反映，按照法律规定，乡镇与村委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