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的统治

嘉庆帝的统治一、咸与革新乾隆帝并未放弃权力；2、嘉庆四年（1799）正月亲政后“咸与维新”1、颙琰(yongyan)继位后的局势(1)清除和珅(2)诏求直言，开通言路；(3)戒除欺隐粉饰之风(4)罢贡献，黜奢崇俭(5)力戒怠惰偷安的官风内政弊败；内乱频仍（一）起义的社会背景二、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1、人口增长问题：经济发展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康雍乾以垦荒为中心的传统的人口对策，没有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不能开辟吸纳人口的新途径，人口增长势必突破社会经济承载力的临界点。一方面人们赖以生存、以土地为中心的资源毕竟有限；一方面传统社会固有的弊病—土地兼并、吏治败坏、贪赃枉法等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更使有限的资源相对于大多数人口匮乏到了极点。大批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工和流民在人口高压、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端倪已现的背景下，奢靡之风于上层士商人群和沿江沿海地区愈益蔓延、发展。2、物价上涨：乾隆末年物价水平较之康熙时上涨了300%清代财政收入，自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正赋地丁钱粮基本不变，财政收支大体维持岁入银4000多万两、岁出银3000多万两的格局，特别是岁出中的兵饷、百官廉俸、河工岁修银、漕运费等几大项开支绝不允许有大的调整。经过一百多年后，经济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使财政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1）首先，官营的与国计民生枚关的经济支柱滇铜、漕运和盐业，在物价持续上涨的冲击下，由于成本提高而一筹莫展。3、盛世的根基开始动摇，乾隆中期后，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全面发展。4、乾隆年间，南方各省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进入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认地开荒。地主、土豪、厂主与地方官吏压榨移民，使他们生活极不稳定，生命毫无保障。*（2）其次，文武官员、满汉兵丁的收入受到了极大影响。——陋规的盛行——又加重了吏治腐败与经济、社会危机清廷的高级将领们有的互相妒嫉，唯恐功劳旁落；有的积怨深久，伺隙报复；也有的贪生怕死，畏葸避让。清军虽屡遭败绩，可是在向清廷奏报战况时，各路领兵大员却虚报战功，竭力夸饰功绩，以此邀功请赏，骗取利禄。（二）嘉庆亲政前清朝镇压失利原因：1、义军规模大，流动作战*2、清朝方面原因（1）清军各路将领分散作战，将领及地方大员推诿塞责、畏缩避战。尽管清廷耗用大量的军费，而义军却久剿不绝。（2）各地领兵大员又借清廷大举用兵围剿义军之机大发国难之财。军费的大量流失使各路兵丁的生活难以维持，由此引发大量军队哗变、集体逃跑的事件。（二）嘉庆亲政后调整镇压的措施确定了统兵大员，设经略大臣，以归事权*去贪惩懦，对围剿不力的将吏加以惩处1、清除军中积弊3、推行寨堡团练，坚壁清野2、采取剿抚兼施政策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镇压的代价：先后调集了十六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军时，被击毙的一、二品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军官四百多人。清政府的武装力量因而受到极大削弱。三、抑制英国入侵严禁鸦片输入1、嘉庆十年（1805），拒绝英王以“兵力帮同缉捕”起义军的意向“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官兵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2、嘉庆十三年，勒令入侵澳门英兵退出3、加强广东方面防备“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准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境地，即严加驱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对中外贸易交往作了以下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馆。4、嘉庆十五年查获鸦片后，严断鸦片流入“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四、嘉庆帝的守成思想1、嘉庆帝的守成思想表现*其一是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2、守成思想形成的原因其二，康乾盛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嘉庆帝产生了康乾盛世即理想政治的认识。其三，是由嘉庆帝的自身因素决定的的。一是他缺乏统治经验和开拓的素质；二是当时的时代对统治者的素质要求又特别高，嘉庆帝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因而只能采取遵守祖宗成制的保守政策。其四，是清代历朝统治传统的影响。清朝自太宗后即有所谓的祖传家法，太宗死前即留下了“勿易国语骑射”的遗训，康雍乾时期对此坚持不变，乾隆去世前也给嘉庆留下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所谓的八字方针，要求他坚持不懈。这也是嘉庆帝统治的一个指导方针。严重的民生问题和政治上的严重腐败问题导致了乾嘉时期的社会大动荡。而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同样需要对传统的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改革或改变。此外，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己发生了根本变化。3、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反过来又阻碍着当时一切问题的解决。（1）当时严重的官吏贪污与库项亏空问题。制度性腐败，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最主要的是财政制度问题：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廉银和办费用没有相应增长。导致官私费用皆入不敷出。嘉庆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不但不加赋，甚至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但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2）八旗生计问题，关键也在于八旗制度本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原有的优待己经不能满足其生存的需要。加之不少旗人不善也不愿经营，以致旗地不断流失，更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乾隆年间种为此采取官方赎买土地、增加食粮名额、节日赏赐等措施，但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到嘉庆时期这个问题仍很严重。由于长期以来的和平环境使他们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惯，八旗军事制度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它是祖制，不得随意改变。拒绝“可令其纺织为生”解决生计的建议。（3）漕运问题，也牵涉到祖制的改革变通问题。漕运的畅通对保证京师百官之俸、八旗官兵粮饷、稳定京师及其附近地区的物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漕运制度到乾嘉年间也己出现问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快捷便利、费用较少的替代方式，如海运方式等。然而采用海运方式也涉及变更祖制成规问题，故一直不能正式推行。一是它与治理黄河水患的矛盾：有时不畅通二是漕运费用愈来愈高（4）盐政积弊问题。清朝对盐实行官督商办，由官府指定的盐商领取特许运销的许可证“盐引”，按照指定的区域定额销售。这种经营机制在乾隆中期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它既为国家带来高额的盐税收入，又为盐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乾隆中后期，由于官府的层层盘剥，盐商的贪得无厌，造成官盐短斤少两、质次价高的问题，私盐因之兴盛，官盐滞销，盐税大量流失。在此情况下，打破旧的垄断制度，实行官府收税、听民贩运的盐政改革势在必行。而嘉庆帝却不愿改变这种祖宗成制。（5）发展工商业问题。解决人口剩余劳动力，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嘉庆帝重农抑商，且是坚定的禁矿者，认为开矿聚集众人，以谋利之事容易聚众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