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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电视文化的诡异景观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导言近年来，在电视屏幕上，一股“真人秀（RealityTV）”浪潮在全球兴起和蔓延，已然成为当下不容忽视的电视文化奇观。真人秀，至今还没有一个严格的概念和定义，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真实电视、真人秀，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等，但较为普遍的说法是“真实电视”或者“真人秀”。它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竞赛游戏节目。先是始于荷兰，后被澳大利亚、德国、丹麦、美国等18个国家广泛移植的真人秀《老大哥》（BIGBROTHER）在电视屏幕上成为收视率的最有力竞争节目；紧接着，美国CBS推出的真人秀《生存者》（SURVIVOR）在2000年夏季，成为当年度收视率最高、影响最大的大型电视节目，以后又陆续推出了依然广受关注的续集；此外，像福克斯电视公司的《诱惑岛》（TEMPTATIONISLAND），法国的《阁楼故事》（LOFTSTORY），德国的《硬汉》（TOUGHGUY）等等真人秀，也都在电视屏幕上成为新宠；香港的电视台随后也开始引进真人秀，大陆也出现了《走进香格里拉》等电视真人秀，各种真人秀或者准真人秀、各种模仿或者移植的真人秀都在紧锣密鼓地炮制着，真人秀俨然成为成为当今最炙手可热的电视节目，而在这些真人秀换取观众的热情的同时，社会各界又对这种节目的社会影响和效果颇多非议，一时间，真人秀成为一道人们关注的电视文化新景观。真人秀在许多国家的电视播出以后都赢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和受到了广泛的争议。真人秀是在消费文化和文化消费、电视市场化与娱乐化、电视节目日常化、故事化和游戏化背景应运而生的，它也是数字化时代真实与虚拟更加模糊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真人秀节目自出现之日起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便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在经济效益方面，收视率急速飙升，为欧美各大电视台创造了巨额利润。法国的《阁楼故事》平均收视人数达770万,节目结束之日观众达11700万，每30秒的广告最高达231000法郎；《生存者》的最后一集的家庭收视率高达28.2%，全美约有5800万人同时收看此节目，广告收入则创下了单集3600万美元的天价。在社会效益方面，拥护者与反对者并存，反对者的声音处于上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节目对个人隐私的暴露尤其是性的展示、充斥节目中的残酷的竞争与人性阴暗面的展现以及巨额奖金的设置。真人秀游戏是资本逻辑运作的必然结果。所以尽管有人抨击电视对丑恶的赤裸展示，有人呼唤媒体的社会使命，但是这场“高潮迭起的精彩游戏”并不会因为这些善良的愿望而终止，因为它背后的体制和逻辑犹如巨大的车轮，正按照自身的运动规则轰然转动。生存者游戏的背后是一场资本的游戏。哈贝马斯曾说，公共领域的商业化必然导致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而当电视把收视率作为其基本目标，也必然会如此。中国已经有意或无意识地开始了真人秀的尝试。广东电视台的《生存大挑战》和维汉文化传播公司等的《走入香格里拉》就属于这种节目类型。中央电视台《地球故事》率先引进了《生存者I》和《生存者II》的版权，一方面为电视工作者提供了直接的借鉴，另一方面也为这类节目培养了观众。而且，一些在国外直接接触到这类节目的从业者正逐渐介入到这类节目的研究和制作中来。当然，中国在引进和制作真人秀时，必然会面临一种文化差异的考验。中国的真人秀在娱乐趣味、道德标准、人性深度的表达和调用方面都会受到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方式的制约和规定。所以，无论是《走进香格里拉》或者《金苹果》，无论是《重走长征路》或者《宝宝秀》，都是一方面在模仿和移植国外的真人秀，一方面又在试探中国的真人秀之路。如何在收视率与伦理性、娱乐性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到一种文化的平衡，将是真人秀难以回避的疑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对真人秀节目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这种节目类型的特征、基本元素以及他的流行背景和引起的广泛的社会反响乃至批评，为中国电视理论与实践提供一种借鉴和参照。这里发表的是课题研究的三篇文章，分别从意识形态、女性主义以及受众心理等角度对目前西方的主要真人秀节目作了文化阐释，既有真人秀节目形态的描述，也有对主要真人秀节目的文本分析，这些文章也许对读者了解真人秀节目以及真人秀节目的本土化具有一定的意义。清华大学影视传播中心主任尹鸿收视率驱动下的电视奇观——西方真人秀节目透视冉儒学当今,真人秀节目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它们已经或正在为各大电视台带来巨额利润。其中有的节目已被多个国家移植,《老大哥》已经有18个国家的版本；有的不断推出续集，《生存者》已经推出第三集。这种新型的电视节目使西方电视观众趋之若鹜、如醉如痴，创造了一个个电视收视的神话。然而,在大众狂欢的背后,是商业资本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被贩卖的真实“真人秀”最早出现于美国，在英语中最常用的词是“REALITYTV”,在汉语中也有“真实电视”的译法。从节目的原始概念看,“真实”是这类节目定位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早期的这类节目来看，它与纪录片很接近，如1973由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制作的《一个美国家庭》就是追踪拍摄一个美国家庭一年内的真实生活。那么,目前西方的真人秀节目是否贯彻了“真实”这一原则呢?我们先分析一下真人秀节目背后的几个值得质疑的要素。一个是志愿者的选择。组委会事先借助报刊、网络和电视等媒体征集志愿者,报名者成千上万,但最后的“幸存者”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人，他们必须符合组委会的既定标准,与电影演员的“选秀”活动毫无二致。这与其说是一种真实的“过程”，不如说是一种先行的宣传和商业炒作。其次是环境的选择。目前出现的真人秀节目按环境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野外真人秀”,环境多为奇观化的原始地域，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的《生存者》系列,地点分别是南太平洋上的荒岛、澳大利亚的荒原以及非洲丛林；另一类是“室内真人秀”,志愿者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很明显,组委会对环境选择煞费苦心,他们在为后面的“戏”进行铺垫。生活在资讯空前发达的现代人(开放)与充满原始奇观的空间(封闭)构成了一对潜在的矛盾,这种蓄势待发的矛盾(人与环境的错位)正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卖点。而真人秀最重要的“秀”——既定的游戏规则更是体现了商业资本的力量。真人秀节目都有设定的规则，这些规则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如在《生存者》中，就有吃虫比赛、点火比赛、射箭比赛等多种竞赛项目和智力问答。这些规则确保了节目的矛盾冲突的出现。可见，真人秀的重心不在“真实”而在“秀”上，它几乎是组委会所导演的一场游戏，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构造矛盾，所有的“真实”都是为了“秀”得更好和更逼真。这种“秀”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日常收视经验和道德准则，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的广泛质疑与批评。这些批评集中在节目中出现的残酷的竞争、隐私和性的展示等。在《生存者》中，志愿者为了夺取最后的100万巨奖可以采取除暴力之外的其他一切手段，明里的唇枪舌剑自不必说，暗地里的尔虞我诈、挑拨离间也屡见不鲜。在节目中，自私、贪欲、狡诈、残酷这些人性的阴暗面被极大地渲染。以至于进入决赛的凯丽也说她后悔参加了这场竞争，因为在此过程中她的一些性格被迫改变了。很多人认为，《生存者》的竞赛规则鼓励人们暴露人性弱点，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甚至相互倾轧，完全建立在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之上，与相互宽容、和平共处的道德理想不符。隐私和性的展示则是《阁楼故事》这类真人秀节目的最大卖点。一群男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专职“培养感情”，十几台摄像机每天24小时全程跟踪长达一个多月之久，甚至在厕所、浴室和卧室都有摄像机昼夜监视。节目中充斥着大量的打情骂俏、挑逗、裸体甚至性爱的场面。有人尖锐批评道，它反映出的一种现象只能是电视的无聊和人们的低俗，时代的空虚和社会的堕落。社会学者说，电视节目已退化到用来填补我们空虚的生活的境地，看这个节目意味着倒退。政府官员的评价是，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商业运作1。在评价这些节目时,也有人这样辩护:该节目让观众每天都能看到意想不到的新情景，这些活生生的普通人的生活就像一面镜子，让电视机前的人们看到了自己的日常行为。他们认为，竞争、性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节目只是客观反映1参见田蕾《“同居故事”：冲击法国电视观众》，《南方周末》2001年10月11日第17版。人类的生存状态。无可否认，节目中确实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验的暗合之处,这也可能是吸引观众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节目背后的商业资本的逻辑。商业资本的最终目的是利润，它关心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实现自身价值的增值。西方真人秀节目就是商业资本实现增值的一个有效载体。电视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消费文化，而当今消费文化是一种快感文化，电视节目正充分发掘具有快感意义的资源。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生理欲望成为他们选择素材的直接依据。在《老大哥》以及《阁楼故事》中，人们消费的是同居一室的廉价的男女情感与性爱；在《生存者》中，人们消费的是残酷竞争中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在这些节目中，性、隐私和残酷的竞争不仅是构成节目的重要元素，而且成了节目本身。正是它们成了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在《生存者》这类节目中，奖金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为了集中矛盾冲突而消解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生活状态和目标的多样性；节目极力渲染人们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各种人性的阴暗面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合作、互助、温情等人性善的一面则被最大程度的削弱。《阁楼故事》则将镜头聚焦于事先“导演”的感情和性，不仅将人们复杂的生活状态极大地简化，而且感情和性本身也完全丧失了神秘感和神圣感，成了一场场浅薄的游戏。弗洛伊德将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现实中的人（自我）的欲望被长时间地压抑。西方一些真人秀节目正是利用廉价的快感制造迎合观众的潜在欲望，他们在观看的过程中满足了自己的窥视欲。而且，西方真人秀节目是以商业节目和游戏节目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人性阴暗面、性等经常避讳的因素也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且在节目中被大肆渲染,在迎合观众的感观需求的同时也淡化了伦理道德的谴责。总的说来，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游戏节目，它无意对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现实关怀，没有提出更不可能回答人们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相反，它们只是挖掘一些能紧紧抓住观众吸引力的快感元素以提高收视率来获取可观的利润回报。当然，西方真人秀节目的出现是与西方现存的商业电视体制紧密相关的。如今，除了教育和公益节目的电视台之外，其他电视台均被商业资本所控制，因此就必须遵循商业逻辑。商业资本的目的是利润，西方目前的真人秀节目则是一种有效的载体。正如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所说，“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须满足相互抵牾的需要。一方面存在着金融经济的中心化、同质化的需要。任何一种产品，它赢得的消费者越多，它在文化工厂现有的流程中被再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它得到地经济回馈就越高。”1大众狂欢真人秀节目是以“平民化”的姿态出现的:不仅节目的志愿者是从“民间”征集的,他们都是普通人,似乎拥有获胜的同等机遇；而且观众在一些节目中还拥有淘汰参赛者的权利。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中心化、反权威，英雄缺席而普通人成为主角。那么，真人秀是否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意识形态呢？首先，从志愿者的选择来看。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有参加角逐大奖的机会。实际上，在节目背后有一场场精心设计的“选秀”活动,只有符合组委会既定规则的志愿者才可能最后被选中,而这些规则的设定是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一般来说最终的志愿者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形象好，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需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具有个性魅力,“有戏”。《生存1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34页，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者I》中的志愿者就来自不同阶层，从职业上看，包括退役军人、公司培训员、卡车司机和教师等；从性别上看，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大联欢”。但是不难发现，他们都是典型的主流社会的成员，既没有街头的流浪汉，也没有身在贫民窟中的民众。而且，这些志愿者全是美国本土白人，没有黑人及其他族裔。最终的获胜者理查德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