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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1、到底有无中国式管理？如果有，其概念又如何界定？现在讨论中国式管理有哪些现实意义？2、中国式管理的特点和基本内容是什么？3、如果把管理分为经验、科学、哲学、艺术四个领域，那么中国式管理范畴更多地是针对哲学层面而言，如果缺乏其他几个领域的支撑，那么如何成长？4、如何看待20多年来中国学习、引进国外管理的经验和教训？5、在中国本土企业中，哪些实现了中西管理的很好结合并取得良好的效果？6、哪些中国古代管理智慧可广泛应用于管理实践中？7、中国式管理的前景如何？发展的思路是什么？（沙龙现场）本站专访：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冯宗智：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中国式管理智囊沙龙。为此我们筹备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发给大家的资料袋中有关于本次沙龙的议题，请大家看一下。下面先请傅总介绍一下这次沙龙的背景和一些安排。（科技智囊杂志社主编傅强）傅强：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这次沙龙有着深刻的背景，前一段管理咨询高峰会刚刚开过，给我的感觉是整个咨询界的组织保障在加强，同时也留下深深的遗憾，因为是大的峰会的形式，给各位专家的发言时间非常短。于是智囊希望开在高峰会后造一个场，让大家把自己的真知灼见说出来。这里也有一个更深刻的想法是与杂志密切相关的，就是智囊从去年开始改版，由公众的媒体改成专业的管理杂志，经过一年，我们的品牌和管理链接上了，但我们不太满足于只做管理方面的报道，对我们来说，能否提出一些中国管理模式与发展方向的主张，起到管理媒体应有的作用是很关键的。我也和易总探讨过杂志的走向，并在去年年终的时候与中企协胡理事长和赵秘书长在今后的合作方面做了沟通，当时也考虑到媒体还没有一个专业的行业性杂志，智囊有八大栏目，咨询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也希望能从栏目的合作走向专刊的合作。现在整个的媒体发展趋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张，所以在内容上试图找一个突破点，据现在看来，不知道中国式管理是一个什么样式，是过去时、现在时还是一个未来时。我们在做专刊时感觉比较吃力，因为既要有纵向比较，横向还要和美国和日本的管理做比较，还要提出未来中国式管理的发展方向。今年3月份IBM大中华区总裁周伟焜来拜访科技智囊的时候，一眼就看到我们的西方管理墙，当时他想为什么没有中方的管理墙；无独有偶，正好在前一段柯达大中华区的总裁叶莺来拜访我们，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傅总你能不能再梳理一个中国式管理的管理墙。所以从许多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大的需求上看，我们认为这个选题是能彰显我们主张、确立我们咨询专刊的行业高度和内容高度的突破点。所以今天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推动行业和媒体方面的合作，另一个就是为明年杂志的内容找到一个支点。这次沙龙第一部分针对话题展开讨论；第二部分我们的记者编辑在做专刊时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要与专家探讨；第三部分把我们专刊的内容做一下报告，看一看我们的思路对不对。冯宗智：沙龙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国式管理的讨论；另一个是咨询专刊的探讨。主要部分是中国式管理的讨论。去年我们通过运作百期百年奠定了科技智囊在管理杂志上的地位。我们通过运作和思索，觉得仅仅是做管理还是不够的。管理有中国管理、有西方管理，智囊到底走的是哪条路？其实我们提出中国式管理这个视角是要帮助中国企业健康、均衡、可执续发展。开始并没有想太多，但越做越觉得承载的内容实在太多。中国式管理不管是拿来主义也好、回归传统也好，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企业的实际问题。中国式管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概念、怎样去定义、对企业有什么用，有待专家进一步探讨，希望大家多提供宝贵意见。郭总是美式主要搞人力资源的，对于人来说，美国、日本都有自己的管理，中国是不是也有中国式管理？我想听听您对这方面的意见。（美世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郭鑫）郭鑫：感谢智囊提供这样一个沙龙把我们聚到一起来研究、探讨、交流中国的管理模式。我觉得我们中国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最多的是与人相处。在这方面孔教对我们的影响最深。孔教的核心理念不研究人的来，也不研究人的去，研究最多的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处理以达到和谐。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化是任何一种其他文化都无法找到的。但回过头来，管理重要的一条是使企业盈利、为他的所有相关利益群体提供服务。所以仅仅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不够的。我们有的时候陷入一种误区，一提到管理就是洋的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我们很多企业在管理上没有提高到那个层次、没有提高到那个境界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我们具体的应该做的是提高管理的效率、提高管理的有效性，那么这就涉及到如何利用西方的管理。西方在管理上有非常先进的思想，有许多我们可学的地方，绝大多数时候，以人为基础的管理内容上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在文化、习惯、教育形式上。要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学习并形成中国式的管理方法、模式、工具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谈中国式管理还太早。赵晓：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问题。有人问陈工：企业发展以后主要任务是什么，他说我要把“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这种中国文化变成我们的企业文化。我说你说这句话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我要反驳你，当你走出去以后，你如何告诉你在海外的员工这就是中国文化？第一你没有办法告诉人家你这是中国文化；第二你没有办法让人家信服你这就是中国文化；第三你凭什么说人家没有好的文化？很多东西不见得是中国特有的。过去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吃苦耐劳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变成全世界最懒的、最不吃苦耐劳的。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吃苦耐劳了，并且要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完全是因为制度的变化。谁能说我们是最勤奋的，我们能比韩国人更勤奋吗？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有特点的东西一旦放到全世界去比较、参照，我们发现都很难打上中国的烙印。中国的文化很多都是死文化、都是书本里的。中国人总是引用死文化来证明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它是一种思想，但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的标准范式，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的架构理念，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很难说跟中国人有多大关系，很难说他跟中国的管理有很大关系。（吕朴）吕朴：讲中国文化，就要讲传统文化，我们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时髦的名词——发展失衡。像经济发展与腐败泛滥同时并存、环境污染等等一大堆，有可喜的东西，也有使人很担心的成分。市场经济发展后，我们的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曾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物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和我们传统的“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完全不一样。美国很少宣扬奉献精神，他讲的是要有回报、他讲的是个性的解放，他是讲个人崇拜、个人价值，讲自己的物质需求，但他的这套体系就能在企业里变成一种最先进的产品、变成最高的效率，这种社会系统就能使科技成果源源不断的出现，你说这个社会是好是不好？现在很多思想把美国看成一个妖魔化的东西，把美国看成一个最坏的、最差的东西，其实是这样吗？不是。其实最好的在那个地方，最坏的也在那个地方。我们的这种管理观念是不对的。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是把美好变成虚荣。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大家天天早请示晚汇报，但就是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如果计划经济再延续20年，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谁都不要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变腐朽为神奇。我们认为美国最个人化的、最腐朽的管理思想恰恰能转化为一种神奇的力量，这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说过。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人是物质的。美国的管理系统适合人的物质性，他有他的约束、有他的激励，才能产生效率。我们的这套系统不适合人的物质性，非得把人说成一个阶级的人、正直的、精神的人，那么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与管理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然是一种没有效率的企业。我们的坐标上起点是传统文化，但现在的发展是非稳态的，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认为是现代管理。发展失衡就意味着我们的管理缺失。我们杂志抓的这个话题太棒了。现代管理是什么、中国传统管理是什么、差距是什么要弄清楚就好办了。（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胡新欣）胡新欣：我们要更多的交流，大家的观点可以不一样，但要面对面的直陈自己的意见。这个话题非常好，为我们做咨询的人出了一个大题目、出了一个难题。可能一言难尽，也可能十年八年也不一定有定论，中国式管理不是过去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一个很完整的体系若干年后也许会有。借此我谈三点看法。第一个观点，管理科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企业家、专家学者及咨询界人士三方互动的良性互动关系。不管哪一个国家，企业管理要发展，都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超级强国一定有超级商人来支撑这个国家，中等有中等支撑，弱国有弱等的支撑。有强经济才有强企业、有强企业才有强管理，这个寄希望于中国的企业家。第二个观点，教授专家学者是创造理论的，首先他要研究企业，才会去创造理论。我研究过大部分管理理论都不是实践者创造的。我觉得理论家作用非常重要。但目前理论家的理论研究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差很远，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大学里，教学理论还有案例都是西方的。中国有没有案例呢？我认为有，我们把很多中国的案例推荐给清华大学以搭起理论的桥梁。咨询界人士起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他介于理论与企业实践之间，这种距离很适合去总结中国的管理理论。第三个观点是要从总体角度全面研究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可从四个层面着笔。第一个层面是哲学层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诸子中找到很多管理思想，但为什么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我们的管理科学却没有走向世界，这说明这还只是宏观的、比较虚的东西。第二个层面是专业管理理论。我听有的人说：中国的企业管理有观点无理论、有理论无体系、有体系无原创。中国的教授专家有义务有独创。第三个层面是企业管理的相关制度。既不同于文化，也不同于思想。有人说20世纪我们管理科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及适应这种方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恰恰是这种体系支撑了微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四个层面是管理的工具、方法、管理手段。这方面西方的管理学中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国有没有？有。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大庆、鞍钢，但科学性比较差。从这四个方面看，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管理体系应该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可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但它不是一个特性的管理模式。我们现在去预测很难。但我认为第一它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作中国式的管理。李肃：我觉得这个命题很难得出结论。中国在学习西方管理时也在追忆传统文化，怎样在这两方面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又凭什么去超越世界，这太难了。说到底第一要研究哲学起源。但中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管理理论是适应工业社会管理实践的。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从人本管理出发的，他不管科学命题，他只管关系。这种哲学重新挖掘能不能适应信息社会是个深层次的问题。西方哲学到中国时会怎样同化、怎样异化、怎样磨合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第二我们需要研究管理理念。西方最初的X理论其实是讲精细化管理，是讲管理制度。它实际上是科学的动作、科学的制度结构，把管理思维套在这个体系里按照工业体系去复制。Y理论就不一样了，随着事业部的发展、控股公司的结构，它越来越知道人的行为。现在我们总说中国的管理就是人的行为，其实不对，对行为的量化西方比我们科学得多得多、早得多得多。90年代公司再造理论说到底是说体系革命出现新的思维，但按照这样的模式走到最后世界就被组织化了、被大客户组织化了，这样就会发展到一个极端。其实西方的管理也没有能适应未来管理的，他也要重新学习。日本的管理体系是在特定历史、特定地域里的一种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产业文化，这些理念都不能完全站得住，也不能完全适应未来的发展。西方的技术派的东西、定量派的东西向人本主义管理走的时候，越走越要适应发展的时候他也在调整。真正传统的东西有没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东西，我认为是有的，所以在管理理念上要顺着这种思路去挖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裁王璞）王璞：我的角色既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技术派的领导人，也是一个咨询界人士。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点，要保持国家、企业长盛不衰，就要考虑好各方面的因素。要研究管理的技术性、管理的科学性。这方面要跟上信息社会的发展。过去有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