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展望

1杨宜勇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展望“十二五”愿景[刷新][人民网]:9月21日上午9：30-10：30，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将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展望‘十二五’愿景”为题进行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欢迎广大网友积极参与讨论。[14:20][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人民网视频访谈，据新华社报道，今年10月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也就是说十七届五中全会，将集中听取讨论和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建议，而这个“十二五”的主基调是“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有媒体和专家分析，五中全会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入手，通过“十二五”规划在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提出重大的改革任务。[09:34][主持人]: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二五”这五年当中能做哪些事情、能做成哪些事情，为了前瞻“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内容，探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改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邀请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教授，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展望“十二五”愿景为题与各位网友在线交流，欢迎各位网友参与。[09:35][主持人]:首先请杨老师与各位网友打个招呼。[09:35]2[杨宜勇]:各位网友好，今天我非常高兴受人民网的邀请和网友们进行交谈，共同展望未来的“十二五”发展规划。[09:36][主持人]:第一个问题还是比较宏观一点儿，在您看来，五中全会以及即将要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会部署哪些重要的战略任务，作为一名专家，您的期望是什么？[09:39][杨宜勇]:我觉得五中全会是十七届的五中全会，这个五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和落实好十七大的政治报告，这个五年规划也是十七大召开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所以“十二五”规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落实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关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所以，我觉得五中全会也好，“十二五”规划布局也好，它的战略任务从共同的角度来讲。首先，全面深入贯穿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几年科学发展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个精神要体现到“十二五”规划中的要求中去。第二，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还有十年，前五年我觉得对于实现小康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第一个“五年”我们做好了，后“五年”我们就会很轻松一些。如果前五年做不好，后五年的压力会更大。战略性的任务就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科学发展、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战略任务。[09:41][杨宜勇]:具体到2011—2015年，我觉得“十二五”规划有两项基本的战略任务。第一项基本任务是今年年初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然，光有这个还不够，因为“十二五”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光是一个经济规划，在经济方面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个战略任务也是胡总书记、温家宝总3理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的“在‘十二五’期间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所以社会建设的任务在“十二五”时期应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我对五中全会“十二五”规划战略任务的一个基本理解。[09:41][主持人]:正如您谈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您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哪些方面需要调整，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重点在哪儿？当前我们所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的总体思路是什么？应该往哪儿发力？这是网友提出的一连串的问题。[09:42][杨宜勇]: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的沉重，现在我们最新的表述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集中在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的空间结构，有这几个主要的方面。实际上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从1995年以来就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15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应该说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然经济结构调整从大的范围来讲也应该包括产业结构，但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仅拘泥于产业的发展。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到位，又为什么说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变不太理想，我觉得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要转变体制机制，特别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尤其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09:44][主持人]:我们有这样一个判断，基本的判断是支撑中国经济三十年增长的一些因素变了，可以说这个因素是促进进行转型的起点，您认为我们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内部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将4在我们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怎么来应对它？[09:44][杨宜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现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非常紧迫的。我觉得有内部的压力，也有外部的压力，我个人内因是主要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是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为外国人所转变，首先是为本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更加有尊严，我们也需要转变。所以内外因的东西不能颠倒了。过去经济发展，中国在全世界是一枝独秀，的确良好的环境、良好的外部需求给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好的舞台和空间，当然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把握好机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也是密不可分的。[09:46][杨宜勇]:但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发现外部的需求也发生变化了，很多发达国家也在进行调整，能尽可能地在国内生产，就在国内多生产一些，也是它国内政治的需要。如果国内失业现象非常严重的话，不增加就业，那他们的日子可能也不会安定。但从我们的角度里讲，过去我们都是为外国人生产，外国人得病了，吃不下了，更多今后的目标是要转过来，如果说一个大国的经济过度对外依赖，可能安全性就会比较差。我们现在要为本国人生产，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为人民服务，更多是为外国人民服务，我们很多人口红利变成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变成了发达国家消费的福利，我们也赚到了一些利润，那是非常微薄的。[09:46][杨宜勇]:所以，对中国来说还有很广阔的市场，向西还有5500多公里，本国人民应该成为今后经济服务的重点，过去都是为外国服务、外国人民服务，今后更多是为本国服务、为本国人民服好务，我认为这个市场是非常巨大的。[09:47]5[主持人]:其实“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调整结构是一个主要的基调，同时作为一个观察经济的重要指标来看，经济增长率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您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何理性地控制？[09:48][杨宜勇]:理性的控制，“十二五”的东西都是有边界约束条件的，不能乱搞，近期最强的约束是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十七大的政治报告里已经说了，我们调整之后的2020年的目标过去是讲GDP20年翻两番，到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人均GDP翻两番。人均GDP2020年比2010年翻两番就够了，现在我们十年过去了，已经翻了一番多。根据现在的速度，我们大概需要百分之六点几的速度就能够实现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我个人认为，“十二五”规划，如果我们淡化速度的话，不以GDP为中心，我们可以增长7%，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在7%到8%之间都是合适的，七上八下都可以。[09:49][主持人]:对于目前的经济增长，目前有权威人士说，当前投资是我们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需求这块还没有调动起来。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非常重要，经济的发展最终是要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把经济的活力带动起来，您认为在“十二五”乃至“十二五”之后更长的时期内，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调控的重点路径、结果有什么不同？两者如何更好地结合起来？[09:50][杨宜勇]:中国在投资这么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地方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地方政府要特别重视投资？包括国有资本的投资，也包括大量的招商引资，就是因为他们以GDP为中心，喜欢搞6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所以这个导向一定要扭转过来，通过我们基层的人大和两会，把地方政府目标考核的导向扭转过来。消费起不来，我觉得市场方面有原因，市场里面有企业的原因；作为消费者来讲，中国的老百姓也有原因，中国的老百姓比较节俭，善于投资、喜欢投资、偏好投资，节制了当前的消费，中国人下一代人消费做准备，或者为自己的老年消费做准备，都是为了更好的明天。[09:51][杨宜勇]:外国人为什么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呢？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今天而生活，明天美好是美好，但确是漂泊不定的，所以今天生活的好了，那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老百姓不是完全没有能力消费，但现在偏向投资。所以，老百姓也要善于消费。今天和明天要生活得一样美好。外国人说没有美好的今天，哪有美好的明天。所以这种底层的消费文化的转变，对于消费主体的培育，对于启动中国的消费市场也是同等重要的。[09:51][主持人]:下面我们谈谈收入分配的问题。近年来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呈现失衡的状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您觉得现在收入分配存在哪些非常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环节是什么？网民提问，从经济发展方式特定的背景出发，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有一些什么政策建议？[09:52][杨宜勇]:分配不合理、分配不公，大家反映越来越强烈，我们的分配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表现在收入差距太大，而且这个收入差距还在持续扩大，更加不合理。所以“十二五”规划期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收入差距不应该继续扩大了。你刚才也谈到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不合理，十七大报告期间已经提出来了要提7高两个比重，在收入分配当中要提高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在三者分配中要提高居民分配所占的比重。如何提高这些比重，作为政府方来讲，政府就有一个让税的问题，但税里有国税、地税，国税怎么让、地税怎么让，还要细化地研究。[09:53][杨宜勇]:作为企业来讲，要让利。实践证明，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还是有让利空间的。企业让利是让得多一点儿呢？有的说国企应该让多一点而，民企应该让得少一点儿，这都是应该研究的方向。分配机制，不是一个文件、一个政策的出台，这都是一次性的，一过性的。但这种收入分配工资协商集体谈判机制一旦建立，合理增长就会成为一种现实。所以，我觉得机制建设现在更加重要。[09:54][主持人]:说完了收入分配，说说城乡二元体制的问题。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是“十二五”以及“十二五”之后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体制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如何农民工成为市民，您有何建议？您如何规划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城市化为工业化如何推动？[09:55][杨宜勇]:后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意思，未来十年中国城市化对工业化有何推进作用，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没有推进作用，因为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我们的城市化是户籍的城市化，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现在由于城市化进程偏慢，已经成为一种阻力了。什么是城市化？就是就业的非农化，就是你刚才谈到的工业化。所以它是对工业化，居民居住、聚集方式的一种认可。[09:56][杨宜勇]:二元体制的破除，就是把二元分割中的“篱笆”拆除就可8以了，如果我们既要维护篱笆，又想提二元化，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市民和农民平等了，无论他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只要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或者是非农就业的方式，他就可以是市民。现在北京市很多地方，城乡结合部，你让他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他都不愿意，因为城市户口没有什么含金量了，但对偏远地区还是有吸引力的。但城市化并不是说让农民的土地换户口，我觉得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必须和工业化联动，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09:57][杨宜勇]: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拆除那些不该人为设置的障碍，让人为设置的障碍越少越好。我预计到“十二五”末中国城市化能够超过52%。[09:57][主持人]:这个问题是关于公共服务的，网友提到在公共服务中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是公共服务的采购者还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09:57][杨宜勇]:这是一个很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唯一没有答案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能找到某种理论的反面。公共服务到底是政府和市场的问题？我认为公共服务首先必须是政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