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1920年代初的陕西，全省只有一所大学、一所中学、一所师范。西北红军出身的高干张秀山回忆：“1928年春，我考入榆林中学。这是陕北23个县中唯一的一所中学，是经济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的最高学府。”（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这所榆林中学仅为初中。陕北宜君县直到1930年代初，全县未有一所中学，只有一所高小。陕西省立第一师范乃西北五省最高学府，物以稀为贵，学校师生成了当地的宝贝疙瘩。秦地一向古道古风，尊师重教风气甚浓，一斑可窥豹——中学生进戏院不用买票，一枚校徽就是免费凭证，这也说明当时陕地中学生稀少，优待得起。八百里秦川奔来眼底，三千尺黄沙漫卷西风。到1936年，西安全城仍只有三所公立中学，几所民办中学。小学教员很有头脸，是令人羡慕的高门槛职业。据某人回忆道，当时作为临潼富农之子的他，其父盼着他小学毕业后，能考上几乎是公费的师范，出来当个小学教员，一月能挣二十多块大洋。临潼全县只有一所高小，上中学就得上西安了。农村将小学毕业生当秀才，中学毕业生当举人，学校工友利用给毕业生家长送毕业喜报索要喜钱，跟旧时秀才举人放榜时一样。1930年代的甘肃，比陕西还差一截。1934年，整个兰州参加会考的高中毕业生只有40名。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全县几无读书人，很难找出一位中学生。据说，前清该县吃官府定额的秀才多为不识字者。正因为知识分子稀少，“粥”就稠厚一些，能够读书的孩子甚受器重。谷苞先生乃买卖破烂的小贩子弟，他读高小与初中，书籍文具全由学校免费配发，升入高中大学，政府奖学金全额资助，还能节省一部分倒贴家用。（《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好像比今天的义务教育，条件还优惠。1935年8月24日，范长江到达陇南陌务寺，旁有一汉人小学，学生二十余，一校长兼教员兼工友兼客店老板。所教课本为《幼学琼林》《论语》《千字文》《国语教本》及生物、自然等，但这位校长竟不知成都与西安何在。陇东庆阳各县皆无中学，高小已是最高学府。高小教师必授“学而”、“先进”、“诗云”，方得地方欢迎。如授“科书”（教科书），饭碗必砸。这些小学里有不少30岁左右的大龄生，对新知识一无所闻，然其父兄仍以他们为荣，以其子弟系“学而未进”自慰。1941年春，蒋经国首入西北，路过华阴东面村庄东泉店，房屋大多破烂不堪，村东破庙挂牌“××国民学校”，住着一位教师。蒋经国道：“他正在烧饭。问他今天是星期几，他说不晓得；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也说不晓得。在门口，有许多小孩子在那里玩，问他们为什么不去读书，他们说怕老师打。”（《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教育一落后，社会必然不开化。不要说外县乡下，就是西安城里，封建色彩亦十分浓厚。街上几乎看不到年轻女子，哪位少妇见有男人从门口经过，会马上进屋躲避，甚至把门关上。“在街上看不到一个青年的女人，听说她们都是藏在家里不许出来的”，真正“坚壁清野”，所有妇女十分“自觉”地遵守男女大防，根本没感到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似乎也不需要什么平等。文明是一个整体，经济的落后决定了对教育需求的低弱，教育的低弱又制约了整体文明的提高。经济的落后成为西北种种社会弊病之症结。蒋经国说：“在这种地方，最有权的要算保长和警察了，他们可以随便关人、随便杀人。”陇东环县、合水及陕北保安一带，一担柿子上街求售，须纳税四五角，与全担柿子等价，甚或不及此数。鸦片税每亩四五十元，亦与每亩烟价相等。庆阳一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过4万余元，支应军费每年却在12万以上。“此种额外收入，皆非法取之于民间。贪污土劣更从中多方勒索，积数十年来之事实，已使此方农民得一深刻之观念，即一切政府机关法令委员等，皆以‘要钱’为本质，故对政府根本失去信仰”。生活贫穷原始陕西农民此时用的还是汉唐时代的犁耙纺车，交通工具也是古代的木轮牛（马）车。西安郊边的临潼刚通火车，附近村民去看热闹，火车隔着老远噗哧噗哧开来，人们心情十分紧张，临近时突然一声鸣笛——“呜！”上面冒青烟，下面喘大气，吓得一些人当场摔倒，跌坐于地。陕北穷户一家人轮穿一条裤子，一年里大半年吃糠咽菜。他们“视水为仇”，当然不是愚蠢，而是搞不到水。陇东环县乡人挖窖贮水，一季所蓄须供一年。如遇旱灾或有大批军队过境，耗水过多，窖水涸尽，须往数十里外取水。陇东、陕北地广人稀，四五十里始有三五人家，土地荒芜极多，耕种粗放。大地主拥地往往以山川为计，某川归甲，某山归乙，彼此之间无人精确界限。1936年4月河西走廊张掖地界，五六岁女孩的身价也就5元，与陇东牛价一般；一位老爷买了三位“丫头”，共计15元。1935年7月初，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之行，一路向《大公报》发回旅行通讯，后辑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川北岷山山脉中的松潘藏区，“番子”（藏民蔑称）认话不认人，不通藏语，范长江一行找来一位藏人通司（翻译），请他代买一只羊，便不要羊皮。通司非常恭敬，索要大洋5块。后经打听，那只羊最多只要两块钱，通司实际付给卖羊人仅1.5元。上下其手，此之谓也。东西部银元差价亦甚大。川北松潘以上岷山沿岸的西固县，一块银元抵值铜元五千，高于东部16倍余。山农背一捆大柴走二三十里路进城，仅得铜元三百文，不过6分银洋。“以南方社会的工作收入，到此地来消费，必能使你不胜其舒服”。西宁回军兵丁，终年得饷仅二三元。青海省府无人负责财政，职员欠薪竟至一年，须借炭借面维持生计。反而为私人做事，虽无规定薪金，但靠津贴还能送炭送面送牛送衣。若感觉你实在劳苦功高，放一任县长或税务局长以为调剂（可刮油水）。青海政坛许多官吏不愿做虚名厅长，反愿做小小县长局长。回回兵丁的歌谣十分爽直：骑大马来背钢枪，富户门前要粮饷，大姑娘捎在马上，大姑娘捎在马上！打了一仗又一仗，仗仗不离机关枪，三八式单打老乡！黄河羊皮筏上的水手也唱歌：阿哥的肉呀！阿哥来时你没有，手里提的肥羊肉！唱的是男人提着肥羊肉去看心爱的女人，女人不在家，男人失望之调。1935年8月，范长江探访甘肃岷河两岸，“甘肃汉人社会，封建积习很深，家庭中的中年妇女，很不轻易和外面男人说话。少妇和闺女，根本就不能随便进入他人的眼帘。东南一带来的军人，过惯了比较开通的男女交际生活，到了这边也是和在东南一样，看了女人称姑道嫂，借东要西，这使甘肃人最为头痛”。但岷河两岸对官员特别恭顺，所过集镇随处刷有标语：“欢迎××委员（或×长）”、“××委员是西北民众救星！”“××委员学识高超！”“××委员是军事优良！”新旧交叠，用语欠通。到了陇南岷县，风俗有异，“岷县风气最淫，妇女皆讲究装饰，妇有外遇，并不受社会道德之制裁，群认为当然，无足为怪”。俗说岷县境有金童玉女二山，风水所关，故人事不得不如此。西北落后的根子还是在经济。蒋经国记载：“大部分窑洞里的居民都相当贫困的。在我们看来，住窑洞的固然已很贫苦，但是在西北连窑洞都没有住的人民，更不知多少呢！”“（六盘山）华家岭一带，因为终年很少下雨，每年需要的水，全靠冬天积雪融下来的雪水，所以在那里，问人家的财富，不问多少钱，而问有几缸水，而囤积居奇的人所囤的东西，也就是水，冬天囤着，夏天高价出卖。”（《蒋经国自述》）1936年4月，范长江记述甘州张掖，“没有裤子穿的朋友太多了！十四五岁以下的小孩，十之七八没有裤子，有家的人还可以在家里避寒，整天坐卧在热土坑上……有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只好在大衙门和阔人们的公馆背风的墙下，过颤栗的生活。”只要穿了裤子，就说明家里有钱，怕被加捐。“安西附近看到有许多小孩子，甚至于十四五岁的女孩子都没有裤子穿，在很冷的时候，他们仍旧要在外面跑。有人说这是习惯，但是我绝对不相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民的穷苦。”民间穷苦，溢于衣着。有的地方穷到没有燃料熬度寒冬，只得拆自己的房子来取暖。越穷高利贷越重，张掖地面一般一二三月借账，五六月还债，半年利率如下：现金最少50%，粮食100%，鸦片300%。由于太穷，赤光光一无所有，只要有人敢放账，便有穷人敢借，还债之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几个来回，放债者只好把紧源头——不再放出。1936年4月19日清晨，范长江在张掖以西七十里的沙河集街上，见一位七八岁污浊孩子，下身无裤，身披破絮，身旁站着一位同样脏烂的老妇人，范长江给了孩子半个馒头。“他接过馒头以后，眼汪汪地望着我叫一声‘爸爸’，半个馒头叫‘爸爸’！”1936年，黄炎培入川，在简阳遇12岁童子饿毙街头，且叫饿四日而死，已死两日，无人掩埋。重庆《新蜀报》载，因米价陡涨，居民有的无法谋生，偶染小疾，医药无钱，只有束手待毙。每日路尸二十余具。因为川中自1912～1933年，打了22年479次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沉睡”的西安与兰州1936年的西安，晚上21时全城就已进入沉睡。全城最高级的西京招待所，从经理到厨师都是上海人，他们看到外宾或东边来的稀客，便会向他们唠叨西安居民如何如何不文明。此时的西安贵族老宅，既无下水道又无自来水，清晨洗脸需要男佣去挑几桶热水，一天要挑好几回，因为滚滚沙土一直吹钻入房，不得不经常用热毛巾擦掉身上的黄尘。妇女上澡堂一定得有丈夫或家人陪伴，否则有可能被误认为拉客妓女。一位理念先进的西安市长，修建了一座公共厕所，竟无“生意”，成了王炳南德国妻子的“专用品”。因为，西安居民习惯在家里“方便”。西北大多数家庭男女分食，就是不分食，也得男人先动筷，妇女、孩子才能跟随进，才能挟那碗菜。其时，西安不过25万人口，王炳南的德国妻子已觉得街上摩肩接踵，“那种拥挤程度是欧洲不能想象的”。剃头的不仅外带掏耳朵、修鼻子，还兼营拔牙。（《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西安乃西北首府，服装方面很保守。1944年，赵超构初访西安，“初次在西安街道上散步，总觉得好像缺少了一样什么东西，使它不能成为像昆明重庆那样热闹的城市。到底缺乏些什么东西呢？终于想起来了，只是缺少‘摩登’的女人。这里一般妇女，端庄凝重，乡下气十足；普通的装扮是短衣裤，着旗袍大概已是了不得的摩登女性了。而那种旗袍的式样，长到脚背，直得有如纸糊的，如果是重庆女郎，恐怕是死也不肯穿的。在此三天，想找一个把嘴唇染得血红、烫发，或者腰有曲线，足履高跟的女郎终于一个也没有。因为‘摩登’的女性不多，所以男人们也就省了许多事情。街道、酒楼、戏院，完全是男性的天下，市容上没有一点娇柔的表现。在我所到过的大都市中，西安可以说是最硬性的都市了”。西安莲湖公园有一座抗战士兵纪念碑，碑前跪着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铁像。汪像满是游客唾沫，陈璧君像上并无唾沫，但代替“唾骂”的是裸露在外的奶头被摸得锃亮，国人以这样方式表示轻蔑。铁像原是黑的，也锈了，唯“两个奶头亮得像镀了镍，这可见它被人抚摩是历有年月了”。赵超构叹曰：“我总觉得这种爱国的表现，有点低级。”（《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1939年初，茅盾入疆路过兰州，发现兰州城里晚上做不成事，因为电压太低，电灯泡里只见一根红线，亮度还不及一盏油灯，根本无法阅读写作。自然，也没有什么夜市。一到傍晚，全城休息，这里的夜晚静悄悄。倘若有心采风，漫步街头，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腥臭味。这是居民在用晒干的牛粪烧坑取暖，他们没有别的燃料。燃料在西北之稀缺，旅客出门需自行设法。陇西张掖附近的东乐县，全城住户不满百家，穿城不过半里，范长江一行投宿一小客店，“店内空无一物，连烤火的柴也得自己设法。最妙的是，店主人也感到燃料的恐慌，屡次来偷我们的柴草，这是任何地方的旅店所不易遇见的”。由于交通不便流通缓慢，兰州书店里居然还有京沪早就售缺的珍版书籍，茅盾流连忘返，“抢购”了一批书，装了一木箱。范长江观察能力精细入微。1935年12月16日，他记载兰州城内薪水阶层是第一阶级，军政职员尤受崇仰。“老爷们”（兰州对阔人之惯称）往往纳本地女子为妻妾。然而，“政局变动一次，老爷们跑掉一批，遗留积累下来的太太与时间成正比例的增多。以本地男子谋生尚感不易，本地女子生活自然更加艰难”。张掖以西沙河集有人告诉范长江“官价”：二三百元买一个区长（任期1～2年），地方上绅士多半花钱在军队里运动“顾问”、“参议”之类，钱多者“顾问”，钱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