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与18世纪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杜恂诚/李晋【英文标题】CaliforniaSchoolandComparativeStudyofMid-EuropeanEconomicHistoryinthe18thCentury【作者简介】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200433；李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200433【内容提要】“加州学派”关于18世纪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的一批成果，基于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运用了新方法，提出了新见解，但同时也存在争议。本文即是针对该学派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商榷，认为“加州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一种资源至上的唯生产力论史观，忽视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对一国转型和发展的重要性。它在进行历史比较时，抛却关于历史进步的一些普遍标准，在研究方法上也多有不尽合理之处。【关键词】加州学派/18世纪/中国和欧洲/经济史所谓“加州学派”，是指以美国加州大学一批进行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为核心，并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史学新论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彭慕兰(K.Pomeranz)、王国斌(R.BinWong)、李中清、弗兰克(G.Frank)等，还包括我国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该学派的学者高登斯通(Goldstone)在总结他们的观点时，认为该学派主要在八个方面对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①其实高登斯通的总结未必完整，所罗列的八项内容也较分散，且停留于表面，在此不予详细列举。笔者主要是研究184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对于1840年以前的明清经济史仅涉猎而已。但因为加州学派一些代表作品的观点会影响我们重新认识整个中国经济史，包括184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如西方国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作用、传统经济的地位、整个清代乃至整个近代的中国经济走势等，因而怀着学习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的目的阅读了一些在中国学界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彭慕兰的《大分流》、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对于这些作品的研读收获颇丰，觉得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充分肯定：勇于探索并提出新理论；强调历史研究中理论的重要性；广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智慧；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强调了中国内在因素的重要性等。但另一方面，笔者作为求知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疑惑和想法，主要不是关于史料考证的，而是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多个方面，拟在本文中提出，希望得到上述有关专家及其他经济史学专家的赐教。一称反对以西方模式套中国，却仍未摆脱套用西方模式的窠臼首先是关于研究规范的疑惑。加州学派的每一位学者都强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坚决主张不能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套用中国。彭慕兰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不同的国家“沿着在很多方面并行的路线发展”，但是，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历史学家告诉人们的历史是，“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做出‘反应’”，而《大分流》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人们能够同样容易地找到根据，缩小18世纪的西方与至少是欧亚大陆其他一些地方之间的鸿沟”。②李伯重说：“以往国际学界中把英国模式普遍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支配。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者依然坚信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必然之路。”③高登斯通认为，当前历史学界只是以西方为中心强调“胜利者”的历史，忽视“失败者”的历史。④加州学派的学者们希望在研究范式上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反对用英国模式套用中国，但事实上，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彻底，或者说有自相矛盾之处。我们会注意到有两个基本论点的得出，就是他们将英国模式套用中国所致。其一是“斯密型成长论”。李伯重多次引用费维恺的理论总结。费维恺认为，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主要有“广泛性成长”、“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近代以前主要的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而第三种方式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成长动力方面，第一种成长方式是外延式扩大，主要通过同类型生产单位（例如农户）数量的增加；第二、三种成长方式都有内涵性扩大，但第二种方式主要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而第三种方式则由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推动。⑤应该说，把经济成长方式总结为以上三种，只是费维恺的个人体会，其中“库兹涅茨型成长”特别令人怀疑。库兹涅茨是创造GNP（后来的GDP）概念和在国民收入统计工作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⑥他的GDP统计可以包括任何发展阶段，何以仅仅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和学派很多，除了斯密的理论，还有著名的熊彼得的创新理论，李嘉图、马歇尔的相关理论等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基础上向不同方面加以拓展而产生的多种理论，有像罗斯托那样研究历史过程的，有像库兹涅茨那样把经济史和经济分析的研究成果同丰富的数量资料结合起来，对一个国家的增长过程进行经验研究的，有像索洛和丹尼森等研究经济增长源泉的，更有各种抽象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纯理论分析。⑦此外，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独树一帜的，人们常用他的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⑧索洛将长期的经济增长归功于技术的进步作为外生的变量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之后阿罗提出了“干中学”模型把技术进步当成了增长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保罗，罗默在经验证据上研究发现知识的进步和研究开发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开创性地把知识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即内生增长模型，解决了过去经济学回避的规模报酬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⑨把丰富的经济增长理论仅归结为“斯密型”和“库兹涅茨型”已有削足适履之憾，而将“斯密型成长”的西方模式套用到明清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更有不无牵强的感觉。斯密的理论，似不宜抽象地简单地定义为分工、专业化和商品贸易的理论，而应有其更为丰富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和特定的针对性。斯密写《国富论》是在1776年，那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虽然大机器生产尚未普及，但工场手工业已经普及，英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近代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距象征其确立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1688年光荣革命已有88年之久，诺思(North)和温格斯特(Weingast)揭示了1688年光荣革命对导致安全的产权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制度变迁不仅包括对王权单方面剥夺所有权的限制，而且还包括建立足够强大的独立司法体系以限制国会的恣意妄为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违约能力。⑩斯密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天赋自由体系”，他写《国富论》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粉碎支配着当时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势力的重商主义观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殖民主义，反对政府特许的垄断，引导英国和世界各国向普通人命运的“最大程度的改善”前进，也就是呼吁给人们经济自由，让劳动、资本、货币和产品自由流动。(11)分工、专业化等只是斯密对现实的总结，还谈不上是他自己的独立创造。而他的独立创造的思想核心便是经济自由。这种适合英国的理论完全不适合同时代中国的实际。王国斌说，黄宗智拒绝用斯密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变化。(12)笔者以为，黄宗智的拒绝是有道理的。(13)他至少坚持了自己的理论逻辑，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决不抽象地套用西方模式。而加州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却要通过一个抽象的表述（斯密型成长），把英国标准套用到中国来。其二是“地下和海外”说。加州学者都把琼斯和雷格莱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理论支点。琼斯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推迟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是因为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从而获得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而雷格莱则指出：英国之逃脱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以煤为新的热能来源而以蒸汽为新形式的机械动力，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率，这是欧洲一些地区的工业化，在19世纪变得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工业化大相径庭的主要特征。(14)这是彭慕兰《大分流》的主题。实际上他是用欧洲或英国的“地下和海外”作标准来衡量中国，中国不具备“地下和海外”的条件，所以与西方分流了。这仍是以英国为参照坐标。彭慕兰的《大分流》并没有发掘新的第一手史料，其为学界所推崇的原因之一就是观点的新奇，认为使用煤和发现殖民地这样在历史长河中看似细小的差异，居然导致欧洲与非欧洲地区如此大的不同。用前人所收集的数据得出出人意料的结论。但是“煤和铁”的观点，在雷格莱之前，马克斯·韦伯早已提出。他在《经济通史》第27章提到工业技术发展的观点时指出：“若不是劳动工具方面的这次革命，发展未始不会停顿下来，而最具有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也就不会出现。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由煤和铁决定的。”(15)韦伯尽管强调煤和铁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但他是在技术革命的层面这么说的，并没有认为这对一个社会发展和转型能够起到至高无上的最关键作用，却是强调了“需求的大众化”，强调了“合理的劳动组织”和资本主义精神。(16)韦伯的这些观点是大家熟知的。但彭慕兰却认为“煤和铁”是决定中英分流的因素，以此解释中国的落后。二批判“西方中心论”，仍须坚持历史评价的普遍标准较早美国学者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反对“西方中心论”，说持“西方中心论”观点的美国学者都“坚持认为19、20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世史的一切可能”。(17)柯文的“中国中心论”是说要找出中国近世发展变化的内因。加州学者尽管并不接受“中国中心论”的提法，但实际的立场则可能比柯文走得更远。弗兰克认为，即使像柯文这批主张强烈的“中国中心论”者，更不用说几代“西方中心论”者，都“没有认识到，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按：指中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弗兰克根据自己的统计，“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而这些白银则“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18)以吸纳金银的多少来衡量一国的国力，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观点。中国只生产少量的银，16世纪开始，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与铜钱形成双重货币体系，对民间而言，地域间的贸易结算需要使用价值高的白银，对政府而言，白银是一种稳定的流动性资产。特别是1581年一条鞭法的实行，如果没有日本及南美白银的输入，以银缴纳江南等地的赋税是不可想象的。(19)所以，中国吸纳大量白银改造了自己的货币系统和赋税制度，与国力在世界上的相对强盛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麦迪森的研究结果为加州学派的理论提供了数量依据。按照他的计算，170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22.3%，仅稍落后于印度，1820年则上升至32.9%，居世界第一，而整个欧洲加在一起才占26.6%。(20)尽管《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的译者说麦迪森“在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完全透明的方式，实际上为挑战者准备了条件”。(21)但笔者穷尽全书，没有找到1700年和1820年中国及世界各国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又是按照怎样的原则处理的说明。也可以说是完全不透明的，后来查了其网站，也只知道其1820年的数据除了大量引用珀金斯的农业数据外，(22)还使用了插值法(23)——即依据前后的数据猜测估算，有极大的随意性。其实，这本书的主要价值也就体现在中国1700年和1820年这两组数据的估值上，之后的已有人估计，且越往后相对越容易。笔者以为，这是两组作者至少需要花全书一半的篇幅来详加演示或“透明化”的数字，不管他是怎么做出来的，他总该向读者说明才是。现在的结果是：1820年的中国被戴上了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的皇冠。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应成为一种教条式的学术口号。厉以宁认为，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因为这种历史观忽视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认为西欧文明的发展代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成果。但是，那种认为提出“近代文明开始于西欧”或“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就是贬低西欧以外的国家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了”。他指出：“然而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西欧的荷兰、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