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九边镇守内官考论

明代“九边”镇守内官考论胡丹2012-04-1609:00:45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摘要：“镇守内官”是明代边疆军事管理体制的独特现象。永乐朝内官出镇边地，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虽然内官久已经营一地，但“镇守”的名义则可能自仁宗始，这是对前朝内官“理边”旧制的一种承认与固定。到宣德时，除了设立较晚的延绥镇，其他八边都已差派内官镇守，但镇守内官的职权却大大收缩。由于内官身份的特殊性，其腐败对边镇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更强烈。随着文官势力的扩张以及“九边”完善的统治体系的建立，内官存在的政治基础也逐渐消失。在经历了正德朝的动荡之后，这项制度最终没能逃脱被裁革的命运。关键词：明代九边镇守内官作者简介：胡丹，1971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九边”，是指明代从辽东到甘凉，沿万里北疆布列的九大边镇。到正德时，明人已有了“九边一体”的观念，但何谓“九边”，众说不一，这与边疆军事地理形势的变化有关。显然，作为屯戍重兵、兼管军民的方镇，是否具有规范而一致的统治架构，当是判断孰为“九边”的首要依据；而若以是否设置“镇守内官、镇守总兵及巡抚都御史”（通称“镇巡官”，俗称“三堂”）为标准，则嘉靖中期以前，“九边”从东到西依次为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延绥、宁夏和甘肃。内官出镇边地，作为明代边镇统制以及军事制度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时间长达百年之久。在明中期以前地方管理体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内官镇守一方，对平定“虏寇”及地方建设，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也出现过一些声名卓著、颇树功业的贤宦。但学者在研究“九边”问题时，多只注重探讨总兵与巡抚的设置沿革，而忽略或根本无视镇守内官的存在，使研究的视野缺失了重要的一角。①本文对“九边”内官的开设原因、时间及任职情况进行了考证，并分析了镇守内官的职权和该制度最终遭到裁革的原因。一、内官出镇“九边”渊源考镇守内官的始设时间，正德《明会典》云：“永乐初始命内臣镇守辽东开原及山西等处，自后各边以次添设，相沿至今。”②这是关于镇守内官初设时间及地点最重要的一条史料，但在理解上却存在一个问题：“辽东开原”到底是“辽东之开原”，还是“辽东、开原”二地？辽东是“九边”之最东一镇，开原（今辽宁开原老城）又据其东北要冲，“控扼北虏，独当一面”，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永乐九年（1411），内官亦失哈率舟师进至黑龙江流域，开设奴儿干都司，以后直到宣德七年（1432），二十多年间，九下奴儿干，都以此为前进基地。为了保障奴儿干的供应，朝廷命内官阮尧民、张童儿等在松花江流域造船、运粮，并承担采捕、“整理”夷族仇杀等任务。④明初在东北实行积极的进取政策，大量内官奉使于此，太监刘顺即为其一。据正统七年（1442）礼部左侍郎王直所撰墓表云：刘顺是女真人，自幼阉入燕府，后从靖难有功，“丙戌（永乐四年，1406年），以辽东重地，命公往镇之”。⑤这是笔者所见明初内官“出镇”最早，也是最为明确的记载；从撰表者的身份看，可信度亦高。刘顺镇辽约二年，“戊子（六年），备倭海上”。继之来镇的，是同样为女真人，也是靖难功臣的王彦，小名狗儿。关于此事最早的记载见于朝鲜李朝《太宗实录》永乐七年（1409）六月庚寅：朝鲜大臣议娶帝女为世子妃，认为“傥得联姻帝室，虽北有建州之逼，西有王狗儿之戍，何足畏哉！”又同年八月庚子，朝鲜王问太监韩帖木儿：“王大人（狗儿）何以来野人地面？”答曰：“勒兵巡塞徼，且试田猎也。”可见王彦至迟于永乐七年已“勒兵”“戍”辽，在时间上与刘顺墓表所记合，正当刘顺去任之后。《辽东志》云王彦“镇辽三十余年，累致捷功”。⑥而据《明英宗实录》的记载，王彦卒于正统九年（1444）。⑦由此推算，王彦“镇”辽的时间与上引史料合，即永乐初年，不晚于永乐七年（1409）。从明初的史实看，开原与辽东（都司在辽阳，镇巡官治所在广宁）尚未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层级结构，即开原为辽东一面，受辽镇辖制；内官亦失哈、阮尧民等亦主要在以开原为后方的辽东边外活动，不受王彦节制，因此《明会典》所记，当为“辽东、开原”二地。《辽东志》记亦失哈为“分守（开原）内宦”，阮尧民为“镇守（辽东）内宦”，实无根据。而且“分守”的名义，是正统时才有的。除了辽东，《明会典》还提到山西。《明英宗实录》所载最早镇守山西的内官是林春，宣德间镇守，⑧永乐时期的情况尚无直接证据。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早期史籍中有大量关于内官出镇的记载且出镇地点集中在西北的甘、凉等地，而恰恰为《明会典》所遗漏。笔者怀疑，《明会典》所谓的“山西”，其实是“西北”或“河西”之误。王世贞《中官考》载：“（永乐八年）敕内官马靖往甘肃巡视：‘如镇守西宁侯宋琥处事有未到处，密与之商议，务要停当，尔却来回话。”’案语云“此内臣出镇之始也，然职尚止巡视，事毕回京。”⑨但同样在《中官考》中，王世贞又于“（洪熙元年）二月，敕甘肃总兵费瓛、镇守太监王安”条下加案语云：“此镇守之始见者，计永乐末已有之矣”，则又否定了前云“出镇之始”的说法。或他所谓“出镇”，乃内臣出京到镇公差之意。但《明史》卷304《宦官传》的理解是“镇守”，所以直书曰：“命马靖镇甘肃。”这一说影响很大，多为人取信，如乾隆《甘州府志》录“明太监镇守者”，也首书马靖。⑩马靖事迹，《明实录》不载；王世贞的记载也属孤证，无从考对。但若依其敕书所云，他的职责只是与年轻缺少经验的甘肃总兵宋琥“商议”，属于“事毕即回”的“巡视”，似不可遽视作“镇守”。《明史·职官志三·宦官》的作者可能注意到“巡视”与“出镇”的差别，故而说法又异：“（永乐）八年，敕王安等监都督谭青等军，马靖巡视甘肃，此监军、巡视之始也……敕王安镇守甘肃，而各省镇皆设镇守矣。”其结论是：“镇守太监始于洪熙”。《明史·职官志三·宦官》据“敕王安镇守甘肃”而推定“镇守太监始于洪熙”，显然是只据《中官考》，而没有细查《明实录》原文。《中官考一》作：“其年（洪熙元年）二月，敕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镇守太监王安。案此镇守之始见者也，计永乐末已有之矣。”而《明仁宗实录》卷7上洪熙元年（1425）二月庚戌条的原文是：“敕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镇守太监王安：‘尔奏沙州卫都督指挥困即来报云奄克失里等欲抢掠沙州，事具悉。此虏谲诈……’”原来朝廷“敕王安”，别有指令，并非敕其镇守甘肃。《明史·职官志三·宦官》照抄《中官考》的简写文字，又不寻绎王世贞缘何作“计永乐末已有之”的推测，乃得出“镇守太监始于洪熙”的结论。考《明太宗实录》卷75，王安（女真人，原名不花都）自永乐初即在西北活动，永乐六年（1408）曾出边往“别失八里”侦察虏情。据《明太宗实录》卷187，永乐九年（1411）王安与都督吴允诚共同追击甘肃叛虏。从王世贞搜集的“北征诏令”看，王安与辽东的王彦至少在永乐八年（1410）、十二年（1414）两次随驾北征，均统领军马，(11)都是“将兵”的内官。但他们在永乐时是否奉敕镇守，没有证据。当时在西北执行使命的内官中，著名的还有鲁安（又名王贵），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他在永乐间曾与内官王良共同镇守宁夏。(12)王良其人不详，考鲁安事迹：据《明太宗实录》卷177，永乐十四年（1416）赍敕与礼部郎中陈诚送哈烈、撒马儿罕等处使臣，次年年底又伴送各国使臣来朝；卷212，十七年（1419）送失剌思等处使臣，并往劳其国王。据《明仁宗实录》卷4上，二十二年（1424）又奉使以仁宗即位诏谕哈密。其任务以通使西域为主，或在宁夏有所活动，却不大可能在此镇守。以上是史料显示了北边在永乐中有内官“出镇”的几处地方，这些史料来自墓铭、地方志以及后人的笔札，而在《明实录》和正式的官方文件如敕谕中还找不到命内官“镇守”的确凿证据。“镇守”这个词虽然被用于这些内官，但当事人未必就奉有“镇守”之命；它有可能是用后来惯称的“镇守”一词来追加于那些长期在这些地方活动的内官。这些记载说明，自永乐之初即有大批内官在北疆活动——备御、出使、采办，领军征进及开设卫所。一些内官，如辽东之王彦、亦失哈等，甘肃之王安、鲁安，当然还包括云南的云仙、交阯的马骐等，他们长期经营一方，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掌握一方统治，即便无镇守之名，亦有镇守之实。仁宗即位后，作为对已存状况的一种承认，加以“镇守”或“守备”的名义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至洪熙元年（1425）七月的一年时间里，《明实录》中忽然出现了命内官“赴南京镇守”（永乐二十二年八月）、“镇守交阯”（永乐二十二年九月）、“镇守甘肃”（洪熙元年二月）等记载，又“遣中官云仙往云南镇守”（洪熙元年七月），宣德元年（1426）颁降“镇守交陆内官关防”，等等。一种现象如此集中的出现，可能显示了“镇守内官”这一职衔的设立，正始于仁宗。(13)它既是对前朝内官“理边”旧制的继承，也是对其名义的一种规范。二、内官镇守是明代边政体制演变中的一环对内官出镇，《明史》还有一说，该书卷6《成祖纪二》云：“是年（永乐元年），始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这也是诸种记载中时间指向最早的一个。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指出其依据是明人著作“革除备遗录”，(14)并引如下一段话：初，惠帝御内臣严，燕兵逼江北，多逃入军中，漏朝廷虚实，帝深以为忠于己。及即位，封赏既行，诸宦官言功不已，帝患之。会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出镇贵州、广西、辽东、宁夏诸边，乃命宦官中有谋者与之偕行，赐公侯服，位诸将上。未几，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宁波亦各相遣使。(15)这样有着精确时间而没有可靠史源根据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但它给出了朱棣为什么遣内官临镇的一个解释，即报功。这个解释看似合理，却是对一个重大决策的简单表述。对于永乐朝内臣出镇现象，研究者往往忽略北边军政体制的缺陷、某些“统制权力”的缺失以及明初抑文重武这样一些现实条件，因而容易接受朱棣因报功而任用宦官的说辞，或空泛地视之为“皇权的扩张”。其实永乐朝内官出镇，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对此《嘉靖宁夏新志》的纂者有一段精辟的评论：“我太祖高皇帝注意边服，既简勋贤之臣以总戎务，而又分封亲藩监之，盖欲以同姓制异姓，涉虑远矣。我太宗皇帝虑亲藩弊于尾大，始解兵柄，更出中禁近侍之臣，托以腹心之寄，镇守其地，盖又欲以异姓而制同姓。其为计也益远益密，善美尽矣！”(16)这段话揭出了明初边镇统治体制的一个演进链条：洪武初大将镇戍→洪武末设“塞王”守边→永乐初总兵镇守，以监“塞王”，又以内臣监大将。朱棣以塞王发迹，必然以限制塞王为能事；派总兵出镇一方，又害怕其握兵专权，故监之以内臣。这正显示了制度在“否定”中发展的脉络。随着明初开疆拓土，在北边普遍设置卫所和（行）都司，多数原有州县也改为卫所；凡遇征进，由朝廷赐大将印，就从卫所征调兵马，事毕大将解印，军士还卫。这种制度设计固然能防止大将专兵，但当边疆军事形势持续紧张时，却不利于有效防御和反击。同时，卫所与州县各属不同的系统，实行分治，但军民杂处，钱粮相关，词讼纷杂，事实上很难截然分开。这种缺乏集中统驭的体制，必然造成诸多不便和效率低下。洪武晚年用亲王守边，命其节制诸司卫所，亦属无奈之举。朱棣即位后，削夺亲王的权力，改命大将佩印镇守，实际上已砌下了对洪武旧制进行改造的第一块砖石。而这个“否定”的过程远远没有结束，它不断因应形势，进行改造，直至最终抛弃洪武旧制，催生出一个新的边疆统治架构来。在武将赴各地镇守的同时，内官在边地开展了更为积极的活动，几乎独揽了通番、开边等大权。作为朝廷钦差的“心膂重臣”，内官监临一镇，必然处处染指、无所不管，甚至总兵于军中诸事亦“不能专”，不得不“悉听中官指使”。(17)与此相对的，却是北边文官力量的长期缺失。朱棣以胜利者身份荣登大宝，并接受了一个降顺的文官集团，但他马上得天下，又以“祖制”为号召，必不肯违戾洪武朝重武贬文的传统而给予文臣过大的权力；同时，尽管他一再声称大小官员都是“皇父作兴的人才”，但对前朝遗臣他其实是十分疑忌的。这些都决定了他将放手任用自己的亲信，也就是那些在靖难之役中立下大功的宦者们。可以说，永乐朝宦权的极度扩张，是离不开文官权力在国初的萎靡这个大背景的。仁宗时正式形成内官镇守制度，内官在边地的地位合法化。宣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