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的名字叫红》中身份认同的困惑

论《我的名字叫红》中身份认同的困惑09春汉语言文学本科班陈海波指导教师闫彩桐摘要：《我的名字叫红》是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表面描述了人物之间的排挤和谋杀，但内容隐叙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和消融。文本借众多人与物的形象行动和声音揭示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源，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文化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提倡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对待两种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才能更好的保存自己民族的文化。文本涉及人物身份认同的模糊和显现的文化冲突，共同表达了土耳其人及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是夹于东西方文化之间。他们的困惑和矛盾是自我身份与文化身份在追寻认同上时产生困惑的集中体现和整个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结果。关键词：《我的名字叫红》；身份认同；困惑；叙事文本目录前言…………………………………………………………………………………………1正文………………………………………………………………………………………1一、身份认同的困惑……………………………………………………………………2-7（一）个人身份认同的困惑………………………………………………………………（二）集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二、身份认同困惑产生的根源………………………………………………………7-11（一）主体意识的觉醒…………………………………………………………………（二）社会价值标准的零碎化……………………………………………………………（三）文化存在方式的流动性……………………………………………………………三、文化交往的现代启示……………………………………………………………11-14（一）文化的发展方式之一——对抗……………………………………………………（二）文化发展的归宿——融合…………………………………………………………结语…………………………………………………………………………………14参考文献…………………………………………………………………………14-151前言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因其作品“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而1998年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它获得2003年欧洲三大文学奖项――都柏林文学奖、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该小说的主题杂糅意蕴丰富，可以说是爱情小说、推理小说、谋杀小说、哲理小说、细密画小说等。但这些多元化主题的产生与土耳其的民族、历史、文化和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都有关联。文本清晰地表述着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人们与国家在关于个体、民族、文化在身份认同时存在的不确定、不清晰和复杂多样化。然而帕慕克也并非以身份探索为最终目的，他通过对身份本质的探索，寻求土耳其的东西文化冲突、悖谬的解决途径——摒弃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以宽容的人文精神对待他者文化，这样才能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理解、融合与发展。正文威廉布鲁姆曾指出：“身份确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他从心理和社会角度强调个体对身份的追求与确认，因为个体只有从属于某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才能感觉到自我价值的存在。随着关于“身份”一词在更多领域的讨论，“身份认同”一词也就衍生了。因此身份认同是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即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而更加广泛的含义又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共存的主体体验”。【2】而在《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中，关于人物对自我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就产生了关于选择的复杂情感心态。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文本中身份认同的研究价值所在。——————注释：【1】乐戴云．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332【2】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3），P37—382一，身份认同的困惑陶家俊在《身份认同导论》中将身份认同分成四类，即“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3】根据《我的名字叫红》中关于身份认同的视点，我们归结为两点：1、个人身份认同的困惑；2、集体文化的困惑。而这两者在文本里是属于文化主体思想的递进和深化的表现，通过主体自我和主流文化两方面交汇发展的分析，来达到解读文本的内涵要求。1、个人身份认同的困惑该困惑点主要表现为人物个体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个体身份认同是指“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而自我身份认同则“强调自我的心理和身体的体验，以自我为核心”。【4】因此两者在关于身份认同时都是涉及到有生命的个人，一个强调文化环境，一个强调个人心理，因此结合两者才是一个统一的全面的关于“个体的身份认同”。而个体身份认同中提出的“特定文化”的设定也就是文本所描述的奥斯曼土耳其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和苏丹哈里发制度文化。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政教合一的直接产物，它的宗教功能大于国家功能。而苏丹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哈里发制度的非宗教性转变，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宗教功能，但是它是国家功功能大于宗教功能。因此，苏丹继承人只要表面信仰伊斯兰教则可很容易控制信仰伊斯兰教文化的地区和人民，而这些居民则只要求苏丹或者哈里发承认信仰伊斯兰教，那谁来统治则无所谓，所以这些居民是重宗教功能轻政权功能、种族功能。而关于“个体”则是指文本中描述的整个大环境中对个体身份认同存在困惑的人和物。文本目录中出现的每个人物有世俗主义有伊斯兰的穆斯林，他们对待种文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而文本关于故事发生年代则是奥斯曼苏丹制度强盛时期的帝国时代。但是国家政权内部已经开始出现衰弱，正所谓“盛极必衰”。面对国家是多民族、不同信仰但却共同聚集在一起，每个人对自我个体身份都会产生新的看法，不知道自己这个生命个体到底是怎样，对个体身份认同产生困惑，到底自己是谁？因此在面对这样一个特定国度文化时，作为奥斯曼苏丹陛下画坊里的一名细密画家——————注释：【3】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3），P37【4】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3），P373们自然会有很多关于个体“我是谁”的追问。像一生都只在伊斯坦布尔的人也终其一生也只是把自己当做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伊斯坦布尔人。而像黑则到过很多地方，去过西方到过东方，对个体的身份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自己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既是一个纯粹的奥斯曼帝国的公民又是一个无信仰的切尔卡西的世俗主义者。泰勒认为“自我认同就是‘我是谁’的问题，而‘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5】他的这种说法与“身份认同”的内涵差不多。而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6】他又把个体囊括在自我当中，是个体的内化。然而个体生命具有思想、思考、学习能力，他们都具有主题意识的觉醒，所以个体的自我认同是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的，从主观条件来看，自我认同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从客观条件来看自我认同则需有差异文化语境。语境是指“词语的意义应该在词语使用的具体语言环境中构成，在各词语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中确立，它强调的是一个词语在某一特定的使用语言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学之外的意义，这个可以用来确定词语意义的语言环境。”【7】因此，在文本中关于个体身份认同更多是偏于自我的身份认同。那些细密画家又多以崇尚波斯、蒙古传来的传统画技，崇尚前辈们的画技，如比萨德等。他们在面对法兰克透视法画技和意大利肖像画“阴影技巧”时心里产生了怀疑与恐惧，不敢去挑战传统和以尝试的眼光去接受新事物。这一点画家“高雅”表现的最为明显，他知道“姨父大人”秘密绘画的技巧后，他认为他们是亵渎了真主安拉，所以他内心的恐惧让他走向死亡。在这样一个大复杂的环境中，他们对自己个体所属产生了困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派的画家，表面上行动上敬崇以奥斯曼大师为代表的传统画技巧，可心里也开始怀疑传统也向往新的绘画技巧。因此就同意“姨父大人”的要求，用法兰克式绘画来画他所需要的画。所以他们在画派所属时追问的个体“我——————注释：【5】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P37【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P58【7】祖国颂．叙事的诗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P3664是谁”的答案很不明确，是苏丹陛下画坊里的细密画家，是对新绘画技艺的向往者，是为金钱而出来卖艺术的低贱画家，是为利益而互相争斗的利益欲望者，是一群没有信仰但却高喊“真主安拉”的世俗主义者。他们内心焦虑、恐惧、怀疑，在文化发展中失去了可以信赖的的精神支柱。从“人们将称我为凶手”到“橄榄”到“星期三”到“威利江”这是一个人在不同的叙述语境中对主体个人身份的认同称呼。而关于“橄榄”这个细密画家他的主体意识很强，从内心分裂出第二个“橄榄”，采用自我双重对话和交流来实现对自我身份的解构与确认。从头到尾，他一直未将“人们将称我为凶手”是名字冠在“橄榄”头上，可“橄榄”也从未承认自己是凶手，只有最后才知道两者是同一个人。因此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对于读者而言完全是人物关于自我纯粹的身份认同的困惑与追寻。在适应我是凶手时，橄榄在“人们将称我为凶手”里表明“尽管如此，要习惯一个杀人凶手的身份的确很难”、“任何一个人，如果眼中闪烁出一丝聪慧，脸上笼罩着一抹灵魂的阴影，那么他就是一个隐藏的刺客。”【8】他在自我意识清醒的状态下用分裂自我的对话来淡化自己是凶手的事实，给自我造成对凶手身份认同困惑。我们通过对文本人物这种困惑产生的分析，我们能清楚的把握到人物关于个体、自我在身份上的矛盾和分裂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个人不仅从属于个体生命又从属于本地文化圈更从属自我内心意识。2、集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得以存在的符号形式，它反映了国家民族的基本特征和内涵。对文化的一种认可也就是对国家、民族的一种认可对自我精神世界统治的一种认可。但由于“文化是一个活跃的机制，它需要不断地创新，需要不断地用新的现实修正它的历史记忆”。【9】因此，在面对不同文化和同一种文化时，文化的主体会用个体的社会属性去选择自己认同的一种文化，这样不可避免的产生文化的冲突和文化自我的认同。他们都是在用自我的价值观去修正自己的记忆和知识，从而达到真——————注释：【8】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M]．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P17【9】德特里夫·缪勒．文化是一个活跃机制，需要不断地创新[M]∥．跨越文化对话：2．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P455正的与时俱进。又如乔治·拉伦所言“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问题就会出现。”【10】因此在文本关于文化身份认同则包括宗教、婚姻和文化三个方面。①宗教的困惑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象征、迷信、统一、分裂功能。因此，信仰宗教的人有严格的人生自我、他我的意义的区分，甚至信仰比生命更重要。在文本中涉及关于宗教信仰的身份认同大体分为三类：一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二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三世俗主义者。而关于这三类人对宗教身份认同的困惑主要体现在生活中心理反映出来的实际状况。文本中这三类人分别以伊斯兰传道士努斯莱特教长、“姨夫大人”秘密绘画的画家和黑为代表。而这三者又以第二类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更为突出，第一类伊斯兰教忠诚信仰者们狂热地反对异教徒给他们物质、精神上带来的变化，认为是对其真主安拉的侮辱和颠覆。正如文本中所说“这十年间降临伊斯坦布尔的灾难——包括巴切卡比和卡珊吉拉地区的大火、每次都要夺去上万人性命的瘟疫、与波斯人长年不断损失无数生命而毫无结果的战争……都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