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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红楼梦》的思想，是红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1974年，我在几篇有关的论文里略略申述了我的意见，我认为《红楼梦》是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的，但那时我只是简略的叙述，而且我也还未对此作深究。十年以后，即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未尽才》一文，对《红楼梦》的思想稍稍作了一些深入的探讨。经过十年的揣摹，我更坚信《红楼梦》的思想，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思想，曹雪芹的思想，是初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的思想，与封建正统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从1983年以来，转瞬间又已过了十七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和阅读有关的资料。十六年来，我对这个问题又读了一些书，稍稍增加了一些阅历，因而更加坚信我原先的认识。只是深深感到要深研这个问题，更需要潜心读书，更要放开眼界看问题，抱着一部《红楼梦》就事论事，是不可能参悟这部书的深奥之处的。我虽然前后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二十五年，但仍深感读书不够，深思不够。近年来又加上多病，虽仍想多读书，然已感到体力不支，思考能力也大不如前。生怕已经反复思考的问题又会健忘，故先草此文，以为二十五年来一个老问题的继续。《红楼梦》的时代一、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明代嘉靖、隆庆到万历，共约一个世纪，也即是从十六世纪初(1522年，嘉靖元年)到十七世纪初(1619年，万历47年)，这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的时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引《歙县风土论》说：明弘[1]治时期，“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这里描写的，完全是一幅中世纪式的封闭的纯自然经济的封建田园图，但是到了正德时期，也即是20年后(弘治共18年)情况就不同了，《风土论》又说：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镏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按正德共16年(1506一1521)，正德末，就算从正德10年(1515)算起，到嘉靖15年(嘉靖共45年，刚好是三个15年)，一共才21年，然而从上述的描写，就可以看出一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重商轻农，剧烈竞争，互相凌夺，诈伪讦争的图画，接下去又说：迨至嘉靖末、隆庆年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坛，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隆庆共六年，“嘉靖末”即从嘉靖三十年算起，则加上隆庆的六年又是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的变化，比前更加剧烈，“未富居多，本富益少”，就是做生意的人愈来愈多，资本都集中到商业上去了，“本富愈少”就是靠土地收租，做田地经营的愈来愈少，也就是都去经商买卖，不愿投资到土地上做老式的地主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四句，更反映出两极分化，破产的破产，发财的发财。这里活生生地画出了一幅资本主义初期的现世相。虽然当时还只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时期，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下面还说：迄今三十余年则夐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这是写隆庆以后的三十年，也即是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三十年(1602)，也即是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开头。这个三十年，则已经到了“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地步了。由此可见，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发展态势。以上这段文字，虽然只是写安徽歙县一地，但事实上，从16世纪到17世纪，江南太湖周边及沿海的不少城镇，其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如果按照当时的发展态势，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自然会发展得更快些，但历史总是曲折的，万历末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崇祯二年(1629)，李自成发动起义，从此，民族矛盾的战争与阶级矛盾的战争同时爆发，于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自然而然地遭到了摧残，不仅是经济遭到了破坏，就连人民的生活，也完全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二、清代前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但清代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1644一1735)，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尤其是康、雍两朝的休养生息，战争的停止，政策的调整，政令的统一，于是社会得到复甦，人口开始孳生，城镇开始繁荣，工商业得到急剧的发展，到康熙中后期，社会生产基本上已恢复到明代的繁荣时期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原先就已存在了将近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这时自然就呈现出发展的态势了。曹雪芹约生于康熙54年(1715年)，上距天命3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99年，上距崇帧之年(1629年)李自成起义84年。曹雪芹的卒年为乾隆27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下距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850年)93年，下距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1911年)148年。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正是在两次农民大起义的高潮之间，也就是清政权最为稳固的时代。所以封建的史学家称之为“康乾盛世”。这个时代的时代特征是，清代到了康熙末年，经过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经从经济恢复走向繁荣了。首先是人口的增加，顺治九年(1652年)经过战乱以后的全国农业人口为14，483，858丁口[1]，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曹雪芹出生之前三年)增至24，621，334丁口，自顺治九年至康熙五十年，这六十年间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2]。至乾隆时期则激增至二亿四千二百万到二亿五千万之间[3]。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口的激增，耕地面积自然也随之扩大。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493，576顷，到康熙五十年增至6，930，344顷[4]。从顺治末年到乾隆中叶(曹雪芹卒于乾隆27年，已是乾隆中叶)的百来年中，全国耕地面积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左右[5]。人口的孳生，耕地面积的扩大，意味着赋税的增加，国库的充实，所以到康熙五十一年颁布命令，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字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作为征收丁赋的固定数字标准，以后增加人口谓之“盛世孳生人丁”，永不加赋[6]。在上述这种经济恢复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全国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手工业方面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清代初年，对各地纺织业机房中的织机数目是有限制的，每机房织机不得超过百张。《江宁府志》[7]说：江宁机房，昔有限制，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织造批准注册给文凭，然后敢织，此抑兼并之良法也。国朝康熙间尚衣监曹公寅深恤民隐，机户公吁奏免额税。公曰：“此事吾能任之，但奏免易，他日思复则难，慎勿悔也。”于是得旨永免。机户感颂，遂祀公于雨花岗，此织造曹公祠所由建也。自此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这个材料说明，在南京一地，取消这种对织机的限制，恰恰是从曹寅开始的，取消限制后的发展，快速到“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同治《上、江两县志》则说：“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8]。这个数字看来是江宁一地的织机总数。虽然它似应包括官机在内，但它的发展，应该说是很明显的了。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江宁府志》所说的“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当是指的个体户，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资本家，一个资本家而单独开五、六百张机，其规模当然就不小了，那末，全城织机的总数，或当远远超过“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的总数了。除了纺织业外，在全国范围内，还有矿业、陶瓷业、印刷业等等，也都有重大的发展，雍正时用铜活字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共有一万卷之多，到乾隆时，又创制木活字印刷术，使印刷业得到更大的发展。清代的对外贸易，随着当时经济的恢复，政治的稳定，康熙二十三年，即部分开放海禁，当时主要是与西方各国交易[9]。到雍正七年，即“大开洋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10]。并开设闽、浙、粤等海关，扩大对外贸易，但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则又停止闽、浙关贸易，对外贸易都归广州一港[11]。清代除设海关、管理征税和稽查等事务外，还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公行”，以实际操纵和经理对外贸易事务。洎广州成为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后，“公行”就迅速发展，成为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者。乾隆二十四年虽然停止了闽、浙海关，但实际上当时的外贸还是在发展中，据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的报告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买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万余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12]。”可见当时的对外贸易仍在发展中。三、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之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之风，也是对当时社会思想起重大影响的一个方面。这次的西学东渐，与汉魏隋唐的中印文化交流和元代的基督教传布，都有所不同。这次的西学东渐，传播者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但接受者的主要目的，却更多的是西方的新学，即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次的西学东渐，应以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利玛窦来华为标志，其后汤若望(1622年，明天启二年来华)、南怀仁(1659年、顺治16年来华)等一批传教士先后相继来华，他们来的时机正好是明末或清初，于明朝的腐败，当时一批具有初期启蒙思想的社会精英分子，都想求取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来救国救民，而利玛窦等人，深知要让他们能在中国站住而达到传教的目的，必须首先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现实和中国高层知识分子的心理，所以利玛窦明确说：“传道必须先获华人之尊重，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服，信仰必定随之。”[13]利玛窦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他使一大批传教士在华站住了脚，同时他们也带来了许多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带来了世界地图，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世界的概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原称《山海舆地图》经修改后称《坤舆万国图》，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刊于北京。数学方面，他们带来了欧几里德几何学，天文方面，他们带来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物理学方面，他们带来了《地震解》《远镜说》等等，在生理学方面，他们带来了《泰西人说概》《人身图说》，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于头脑之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书人身图说后》)在医药方面，他们带来了西药制造术。此外，还有气象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新知识。(以上均参引萧萐父、许苏民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第61页至62页)另外还带来了教育学、古希腊哲学以及有关基督教的学说，其中包括“禁止纳妾”“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等等(参同上)。耶稣会士们带来的这些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对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知识阶层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四、清代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在农业手工业长足发展的基础上，清代的商业在十八世纪也达到了繁荣。因为出现了不少大城镇，如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武昌、汉口等地，都是全国著名的都市。特别是除了这些大城市外，还出现了更多的农村的城镇，它们以常设的中小商店和集市贸易结合的方式，来展开全国性的普遍的商业活动，活跃了当时的农村经济。由于当时大城市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工业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当然随之而生的是城市居民的增加和从事手工业、工业、商业活动的市民、资本家、商人和出卖劳力的人也相应地增多，即我们习惯的统称的市民阶层的增多，逐渐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内部，在原有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外，又增加了一对新的社会矛盾，这是封建社会内部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一对新矛盾，就是旧矛盾的未来的取代者，中国当时封建社会的发展，也完全自然地在遵循这一规律前进。五、土地兼并和财富的集中除了这一对完全崭新的社会矛盾外，还有两种社会现象，也在自然地发展着。一种是土地兼并，清朝经过顺、康、雍、乾四朝，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历程，由于社会从康熙朝起逐步稳定，大批的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地方豪绅们他们将所搜刮的大量财富，用来兼并土地，有的甚至是掠夺所得，这些势家大族，一般都是恁权仗势，而且官官相护，代代相续，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阶层，在他们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