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演化分析和均衡分析的历史争论与现实反思

经济学中演化分析和均衡分析的历史争论与现实反思来源：《改革与战略》时间：2009-12-22摘要：在经济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上，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两种解释思路：一是基于异质性个体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动态演化分析，这是以有机的、动态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思路，它把行为主体看成是异质的;二是基于同质性个体假设基础上的静态(或比较静态)均衡分析，这是以机械的、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它强调行为主体的同质化。显然，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就是一般均衡理论，因而静态均衡分析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在均衡框架下，现代经济学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但是，这种均衡分析用于分析现实时却遇到非常严峻的问题：一者，它所依赖的假设条件是非现实;二者，无法考察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动态演化。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关键词：均衡分析;演化分析;一般均衡;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一、前言在经济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上，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两种解释思路：一是基于异质性个体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动态演化分析，一是基于同质性个体假设基础上的静态(或比较静态)均衡分析;实际上，前者主要来自生物学的分析思路，而后者则根植于牛顿经典力学。一般地，演化分析强调个人、社会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动态互动，不但需要考虑较长时段的变动过程，而且需要打破学科界限。为此，它倾向于用统一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人类行为，从而往往和历史归纳法以及个体主义分析联系在一起。相反，均衡分析则着重分析某一时点的总体特征，不但要撇开其他扰动因素，而且要将人类行为同质化。为此，它倾向于将人的偏好看成是外生的，也不存在规模递增的情况，从而更多地带有演绎分析和整体主义的色彩。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分别把个体主义和动态演化、整体主义和静态均衡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基于对社会现象和群体行为形成途径的基本视角而言的。强调静态均衡的分析尽管把孤立的个人视为行为的主体，但其着眼点却在于行为的总体效应，或者说，关注的是平均行为而不是特定个人的具体行为。相反，强调动态演化的分析则强调，社会现象和群体行为不是个体行为的简单加总，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他人的偏好和行为，也会受他人偏好和行为的影响。因此，当我们把动态演化与个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时的个体主义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因素共生在一起;同样，当我们把静态均衡与整体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时的整体主义仅仅是原子主义个体的加总，甚至仅仅是一个符号，而没有考虑整体内部结构的影响。那么，在经济学说的演变过程中，这两种分析路径的关系如何?静态均衡的研究路径在经济学是如何形成的?目前的研究取向又有何种变化?本文就此作一分析。二、两种分析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争论一般来说，静态均衡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它强调行为主体的同质化。当然，主流经济学强调行为的基础是原子主义个体，这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不是这里强调的异质性的个体。相反，动态演化分析思路则为古典经济学以及目前兴起的演化经济学所贯彻，它们基本上把行为主体看成是异质性的。同样，非主流的经济学以社群主义人为分析基石，强调人不能脱离整体，这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整体主义，而不是这里强调的同质化的整体。同时，有两点值得说明。(1)均衡分析往往以同质化行为为基础，而均衡的结果往往又是建立在演绎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是，这并不是说，演绎分析就一定是以同质化为基础，这不是数学上一个简单的传递性问题。(2)演绎分析并不一定都会导致静态均衡的结果，关键在于对行为的假设;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在主张抽象演绎法分析的同时，又认为社会个体是异质性的，因而充分拓展了演化分析的路径。当然，总的来说，演化分析确实体现了明显的历史主义倾向;而且，越往早期，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色彩越明显，从而也越倾向于采用演化的分析思路。尽管目前描述群体行为的演化分析主要源于人类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且现代演化分析方法也主要是借鉴在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综合影响下的描述生物学系统的演化理论;但是，演化的基本思想却可以更早地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古典经济学家率先采用了动态演化的分析思维。究其原因，一者，古典经济学家们大多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大师，他们的经济思想也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古典经济学家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从而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为此，古典经济学家不仅采用演化分析思维对现实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改革，而且动态地探究人性可塑性和行为历史性。例如，熊彼特就认为，演化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状态。关于古典经济学的演化特征，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强调了社会制度是演化的，这点在斯密著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斯密提出的“棋子”原理就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理性构建或设计的产物，这也正是斯密制度演化思想的精髓所在。正如F.Jeffery所说的，斯密的理论“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是极其有作用的种种实在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乎出于人为设计的政府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和政治智慧的结果”。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强调了分工组织的演进，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共识。例如，斯密强调分工是演化的：分工不是人类理性、计划或政府干涉的结果，而是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的自然产物;同时，交换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分工，而分工产生于人的交换本性。而马克思则比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不均衡过程，而不仅以分工概念为基础来深入分析技术变迁，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由报酬递增导致资本主义内在演进的宏大理论。不幸的是，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物理学总是被推崇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因此，自然科学的科学特征也成为其他学科发展的目标，从而追求物理学般的抽象和精确也是传统主流经济学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这种取向发源于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的抽象分析思维，并在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而成为主流。罗森伯格写道：“从19世纪以来，他们(经济学家)就在追求一种研究策略，遵循着一个普遍而强大的研究范式。经济学家一直在精心构建着他们的理论，在形式上模仿那些16世纪的最杰出的科学突破……(经济学的研究)策略就是，把待解释行为看作永远向着稳定均衡运动的作用力的反映，这一作用力最大化或最小化某个理论上的关键变量。在微观经济学里，这个关键变量是效用(以及它后来的替代物)。当所有市场的价格水平都最大化这个变量时，就达到了均衡。这个策略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牛顿力学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毫不奇怪，由于这一策略在科学领域里取得了两个如此重大而显著的成就，故而牢牢吸引住了其他领域的注意力。”正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物质资源的配置，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可以更好地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米洛斯基就写道：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和物理学“这两种学科理论上的相似性是惊人的。他们之所以惊人相似的一个原因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们大胆地模仿了19世纪7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物理学理论……(新古典学派的前辈向物理学)模仿的是模型、术语和符号，并且说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方法”。当然，由于自然主义思维在西方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因而这种均衡分析的思路也可以在古典经济学中找到依据;理查德森就指出，“斯密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的两种理论”，而在卡尔多看来，这两种理论分别处理了市场的配置功能和创造功能。其实，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的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显然，在斯密看来，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究其原因，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已经受到自然主义思维的巨大影响：一者，他不仅熟悉坎铁隆、魁奈等重农主义者的观点，其“无形的手”就是发挥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的概念;二者，他还与一些自然科学家如布莱克和霍顿以及发明家瓦特等相熟，从而接受他们的思维熏陶。而且，斯密这种均衡分析思维为萨伊、西尼尔等继承，在这些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行为主体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事实上，正是由于斯密对“无形的手”的强调以及斯密对经济学体系构建的开创性贡献，使得斯密之后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相信，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独立的理性个体，理性个体的理性行动会自在地演绎出经济世界的各个具体环节和均衡秩序;而且，在“无形之手”的导引下，不仅会导致各自均衡的实现，还会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利益。同时，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走向均衡的分析道路，还有其他两个基本原因。一者，西方学者认为，市场均衡是人追求最大化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基于个人主观效用最大化分析认为，若市场未能达到均衡，那么至少有一个人没有达到最大化。显然，这就与普遍最大化假设相矛盾，因为普遍最大化假设必然意味着市场是均衡的。二者，西方学者认为，均衡分析是与个人最大化假设共生的。事实上，经济学之所以发生从演化向均衡分析思路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与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既有制度维护这种信仰有关。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完美假设的基础上，新古典理论强调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自发调节、自发平衡的机制，以致除最低限度之外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都是不必要的。正是从自身的理论与信仰出发，主流经济学家们往往只是热衷于证明市场均衡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相互吻合，而不是放弃这一观念。为此，他们宁愿放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追求，而维护经济学理论与这种观念的一致性。除此之外，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如果能够用数学工具将所谓正统经济学的这一核心信念加以精确地论证和表述，经济学便有望成为像牛顿力学一样的精密科学。因此，如德姆塞茨所说，自从《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家们的一大任务就是将斯密的这一命题形式化。事实上，自李嘉图引入了抽象的分析路径后，经济学就逐渐囿于既定制度下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再关心制度本身的演化问题。特别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开始强化从个人主观效用出发分析经济行为，从而彻底抛弃了古典主义那种对社会制度进行反思和改进的思路。例如，杰文斯就强调：“经济学如果是一种科学，它必须是一种数学的科学”，主张“一切科学的经济学家皆须是数理的经济学家。其理至明，因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经济量及其关系，但一切的量与量的关系皆属于数学的范围。曾切实声明所用方法不是数学方法的人，亦在用语上表示他们的推理有量的性质”。正因如此，杰文斯完全以数学上的函数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把价值仅仅视为交换过程中商品互相交换的数量比例。接着，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所提出的均衡惟一性的论断导致流行的均衡分析与传统的演化分析路径彻底相分离，以致经济范畴中的历史性、社会性被抹杀了。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关键革命是抛弃了传统基于演化的劳动价值学说，以统一的边际原理来完成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的整合，从商品的供求中导出商品的价值，并进而探讨经济中的均衡问题。边际革命也标志了现代经济分析的开始：由于建立了经济因素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即把一个变量的变化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联系起来。为此，它用方程式的方式以及曲线的图形来分析经济之间的联系，而寻找最优的位置使现代经济分析开始使用微分学等工具：开始以一次导数来定义边际单位，并注意到一次导数达到零值时就达到一个最大或最小的位置。经济学把注意力从总量转移到这些总量的微小变化，就开始了均衡的分析：使某些变量相等而其他的最大化，并转到了以消费者和厂商为中心。显然，正是自边际革命起，新古典经济学家就逐渐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