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金柱试论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体制机制创新发展作者:岳金柱(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北京100743)来源:《社团管理研究》2010年第12期[摘要]社会动员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与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阐述社会动员基本内涵和传统社会动员与现代社会动员内容、形式和结果的比较,提出探索和形成体现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符合首都特点、切合北京实际的社会动员新格局的主要对策措施,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动员创新中的应有作用,以不断提高社会动员科学化水平,更好地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关键词]社会动员;体制机制;创新发展;社会组织动员是与战争相关联的术语,社会动员最初是指被战时热情所激发的寻求促进变革和发展的有计划的大规模运动,旨在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后被引用为社会发展的策略。社会动员虽然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的热点,却始终没有普适、权威的定义。但一般可以说,社会动员是政府或社会组织、民间领袖等为实现某一发展目标,通过各种形式的高强度的宣传、发动和组织行动,促使全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观念与情感,获得广泛认同、参与和支持,并调动社会组织的潜力和挖掘全社会的资源,经过整合和引领而实现特定目标、任务的社会发动过程。其目的是谋求某个政治议程或重大方针政策方面获得社会各阶层和广大公众的支持和参与,进而影响其主流价值观和引导社会舆论。严格地讲,社会动员不是资源的新增,而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以便为某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有利的物质文化环境与服务平台。社会动员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之中,也存在于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但其内容和方式、强度与效果会随着社会发展和形势演变而不断变化。社会动员始终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要求,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社会动员能力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国家或政党的“软实力”,同时也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创新社会动员体制机制,特别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动员创新中的应有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一、社会动员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比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对社会动员作如下定义:社会动员是一项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依靠自己力量,实现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的群众性运动,是一个寻求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它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基础,以广泛的社区参与为原则,以自我完善为手段。简言之,社会动员就是动员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积极行动、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的过程。这一定义表明:(1)明确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实现社会动员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动员的动力和最终目的。宏伟的社会发展目标,才可能动员和激励社会各阶层为之奋斗。如WHO在1979年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该目标反映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被认为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努力方向,得到了一致响应。(2)社会动员过程是在社会各阶层、各部门之间建立对话机制,建立伙伴式合作共事关系的过程。社会动员是促使社会成员为了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而自觉自愿地采取行动的过程,这些社会成员包括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决策和管理人员、社会各系统、工商业界、专业学术团体和专业技术人员、宗教组织、社区、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各个方面。因此,需要强有力的协调和激励机制来推动,广泛发动群众、领导、党政机关以及群众团体参与。广泛的群众基础是社会动员成功的必备条件。(3)有效的信息传播、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促使社会各成员明确需求和目标、达成共识,才能促使社会成员把社会发展目标转化成社会行动,是社会动员成败的关键。社会动员的主要任务是激发各社会成员积极性、调动自身资源、形成尽可能广泛的社会联合、协调一致、通力合作、共同努力。(4)社会动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久的努力和长远的战略规划。因此,社会动员也是有计划的、非中央集权的组织过程。在此过程中,要求参与者共同努力,互为补充,以追求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5)社会动员结果应该是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整个过程,包括确定社会需求,实施社会发展计划,以及评价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社会动员结果还应体现在强有力的行政与技术系统、非政府团体之间的广泛伙伴合作关系。当前,我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界普遍把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动员称之为传统社会动员,把新时期的社会动员称之为现代社会动员,即目前社会动员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政治为核心,以集中统一、层层动员、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的传统社会动员,具体形式如体制动员、精神动员、政治动员等;另一种是以利益为杠杆,以政策引导、制度激励、社会自主参与等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的现代社会动员,其主要是针对各种具体利益的利益动员。政治动员提供文化舆论支持,而经济动员则提供了持久的动力支持。传统社会动员与现代社会动员的主要差别如下:一是社会动员内容任务不同。社会动员内容任务的变化标志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社会动员内容主要与革命和阶级斗争相关,为当时党的武装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等中心任务服务,也是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现代社会动员内容,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通过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集中体现出来,继承发展,丰富完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突出了我国新时期社会动员的特点趋势和任务要求,又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社会动员方式手段不同。传统社会动员主要表现为组织动员、领导动员、层层动员等方式。这种动员方式适应革命战争时期的高度集中统一需要,也适应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其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主要渠道,以及政策、观念、价值取向、信息的社会发动或社会动员手段,主要是依靠各级组织,由领导层层传达、组织层层动员、群众人人参与。现在这种动员方式仍具有重要作用,但效能已明显弱化。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大众传媒已成为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渠道,特别是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使得这种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交流交往机会与手段空前增长,社会竞争日益加剧,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价值利益日益多元;随着人们自主性增强、民主法制进程加快,为公众更多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这就要求现代社会动员方式必须汲取传统社会动员的历史经验教训,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需要,注重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和新方式,使动员手段更具针对性、多样性、多层次性和创新性。三是社会动员强度效果不同。由于传统社会动员的高度集中统一性,一般人们没有进行比较和选择的机会,所以动员结果也比较统一,动员目标极易实现。由于当前社会同阶层在思想观念、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期待诉求和价值取向等越来越明显的选择性、越来越鲜明的多样性、越来越凸显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动员内容、方式尤其是社会动员参与的选择性、强度的差异性和效果的多样性。社会动员本身也是有成本的,甚至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动员方式、手段过于激烈,在社会动员强大压力下,容易产生“为应对危机可不惜一切代价”的认识,可能产生为控制危机而不择手段的极端行为,影响社会系统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如果持续时间过长,群众热情可能会降低,动员效能也会降低;如果社会动员用于应对复合型、综合性、大规模危机,效应的不可预测性也会增加;如果社会动员内容不是百姓真正关心甚至是与百姓利益无关或违背百姓诉求的,加之动员方法也不是百姓能够接受和愿意响应的,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社会动员对于战胜单一型危机在短期内效果明显,但对复合型、复杂型危机的效果则难以保证。因此,社会动员体制机制建设尤为重要和紧迫,科学、规范、健全、迅捷、长效的体制机制及其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作为社会动员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资源保障,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二、加快社会动员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对策社会动员是新时期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工作和任务,也是新形势下社会服务与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健全社会动员体系,完善社会动员体制,创新社会动员机制,建立社会动员法制,探索和形成体现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符合首都特点、切合北京实际的社会动员新格局,是当前加强和改进社会动员工作的重要举措和迫切要求。目前,加快推进社会动员体制机制创新应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主要工作:发挥现有体制机制优势。充分借鉴、认真转化举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等志愿服务与社会动员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发挥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志愿服务组织和社区在社会动员中作用,继续探索和发挥现有体制在传统社会动员中的优势,巩固和发展现有社会动员体制机制,不断激发现有动员体制机制的发展生机和创新活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以强化公民社会参与意识、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为重点,注重引导和发挥社会自组织作用,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各项公益活动、各种公众行动等方式,把不同社会阶层、职业团体、利益群体、兴趣爱好人群等相应地组织起来,纳入“枢纽型”社会组织、街道社区、商务楼宇社会工作站等服务和管理范畴,运用不同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整合凝聚力量,形成自助互助、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格局,进一步提升自组织能力和社会组织化程度。创新社会动员体系。建立党委政府主导、组织机构健全、动员渠道广泛、条块结合紧密、属地管理为主的覆盖首都城乡的社会动员体系,逐步形成动员力量一体化、动员手段多样化、动员内容精确化、动员方式网络化、动员工作制度化。积极探索和创新社会领域动员体系,把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动员的重要载体,以“枢纽型”社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为骨干,以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为纽带,以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为主体,以社区社会组织为基础,健全社会领域动员网络体系,形成传统动员体系与新兴动员体系的优势互补,不断创新和完善社会动员体系。完善社会动员机制。不断巩固和提升北京奥运会和国庆60周年庆典社会动员和志愿服务成果,把体制内动员和体制外动员紧密结合起来,创新社会动员机制。一方面,进一步创新社会动员方式,以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为切入点,通过项目驱动把“枢纽型”社会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动员起来,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另一方面,以社区和社会组织为基础,以志愿服务为核心,在社会动员保障、经费支持、网络平台构建等方面创造条件,充分运用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和新技术,积极创新社会动员手段,努力健全社会动员网络机制。突出社会动员重点。以日常志愿服务、大型活动志愿服务和应急社会动员为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建全志愿服务长效动员机制,紧紧围绕社会动员重点,健全社会动员体制机制和保障体系。以重大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大型志愿服务动员;以社区经常性志愿服务动员为基础,实现志愿服务与社区服务的有效对接;以应对突发事件志愿服务为载体,建立应急社会动员和专业志愿服务动员机制,不断提高社会动员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尤其要重视基层社会动员,广泛发展群众参与社区建设、民主自治、基层管理和社区服务;要不断扩大社会动员对象范围与覆盖面,既要面对常住人口,也要面对流动人口,不断扩大动员对象范围覆盖面与参与度。健全社会动员政策。加快研究制定以志愿服务为主体的社会动员政策法规,规范社会动员主体、动员对象的范围及其相应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组织实施社会动员的条件、程序、方法和要求,明确社会动员的人力资源保障、物资保障和人身安全保障,建立健全社会动员的组织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使社会动员有据可依、依法办事、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动员创新发展中的应有作用社会动员重在发动,需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关键在于群众广泛参与、真正拥护和全力支持,最终落实到服务和保障工作上来。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组织不仅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动员、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到2009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各类公益组织约42.5万个,且以每年10%-15%左右的速度增长;北京市区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6768家(其中,社团3148家、“民非”3506家、基金会114家),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11683家。这些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