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教学中贯彻优秀传统文化

中学历史教学中贯彻优秀传统文化——以孔子董仲舒为中心北师大历史学院李凯经济上：政治上：阶级关系上：思想文化上：井田制崩溃周王室衰微，分封制瓦解士阶层崛起，受到各诸侯国统治者的重用出现了私学，贵族垄断教育、学术局面被打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私人讲学；51岁从政；55岁起周游列国14年；68岁返鲁从教、整理文献；73岁去世孔子（前551-479年）从教40余年，三千弟子，72贤人，一生坎坷，无权无势，仅凭才学、道德、精神赢得弟子深情爱戴。二仁者爱人问题《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三克己复礼问题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关雎》之改何？童（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拟好色之】好，反内（纳）于礼，不亦能乎？”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所谓诸子学者，虽其议论横出，派别纷歧，未可一概，而要为“平民阶级之觉醒”，则其精神与孔子为一脉。此亦气运所鼓，自成一代潮流。治学者明乎此，而可以见古今学术兴衰起落之所由也。——《国学概论》儒家思想的现代精神在于其经世致用。它以尊尊亲亲的观念为落足点，以发乎情止乎礼的规范为有效约束，这种理性的实践精神维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长久秩序，对当今社会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汉书·董仲舒传》天人感应之说，起源自《尚书·洪范》，说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孔子作《春秋》，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上博简·鲁邦大旱》中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中庸》也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董仲舒是学术史上第一个借助经典系统阐发天人感应理论的学者，这样的思想并非全无合理性，它重人事，给君主带来了约束。清末民初学者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提及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佣。《汉书·董仲舒传》作“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武帝纪赞》作“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易白沙在《孔子平议》指出：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二、“孔子讲学不许商榷问题，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撰写此文的目的，即在于“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于孔之精神”，而其真正所指向的是当时袁世凯称帝和提倡“尊孔读经”。三“推明孔氏”的首创性问题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囚徒读的书，指儒家典籍）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武帝纪》说汉武帝登基就让臣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请：“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窦太后罢免卫绾。武帝不甘心，又任命好儒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二人“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新任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在建元二年，上书武帝“毋奏事东宫”试图把窦太后边缘化。“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提拔信奉黄老的许昌、庄青翟等人。汉武帝并未放弃，在建元五年窦太后病危之际“置五经博士”。在窦太后“崩”后，武帝终于完全掌权。汉武帝初年（元光元年，前134年，非《通鉴》所说建元元年），董仲舒曾以“三代受命”，“灾异之变”，“性命之情”等为题策问，董仲舒于对策（即所谓天人三策）中反复说明，天命的转移或政权的得失，都在于君主之有德或无德。这个机会被汉武帝抓住，故而董仲舒名垂青史。汉武帝接受了“推明孔氏”的主张。但汉武帝身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对于董仲舒这种纯理论派不太看重，就把董仲舒放到性情残忍的江都王刘非那里当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把董仲舒比作管仲，董仲舒主张《春秋》大一统，答以“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后来又因为得罪公孙弘丞相而被贬到更加凶残的胶西王刘端那里，董仲舒担心迟早会惹来杀身之祸，就告病在家，不再做官。四董仲舒和汉武帝关系问题建元六年（前135年），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大火，董仲舒认为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主父偃上奏，武帝大怒，问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武帝怜其才，下诏赦死，江都王相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教授《公羊春秋》，把他的思想主张都写入《春秋繁露》里。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为《春秋决狱》一书（《汉书·董仲舒传》），后失传。赢得汉武帝赏识的是胡毋生弟子、同样治《春秋》的公孙弘。公孙弘被辕固生批评“曲学阿世”，但一岁三迁，元光二年（前133年）即晋升左内史，元朔三年(前126年)，晋升御史大夫，第二年就任丞相，封平津侯，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得以寿终。——《汉书·董仲舒传》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武帝纪赞》称“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是汉武帝，更近乎实情。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顾颉刚《从皇帝到娼妓中国历史众生相》“独尊儒术”的“儒”也非纯儒，无论是叔孙通还是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都对原始之儒进行了改造。这些人物身上，因能任官、法义结合、赏罚分明的法家思想都很突出。董仲舒论证春秋大一统，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吻合；天人感应，明显带有阴阳家色彩；道之大原出于天，也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如出一辙。汉宣帝说霸王道杂糅，应非虚言，文法吏和儒生的身份合一，是汉代政治的常态。外儒内法，虽有简单化的嫌疑，但也从一定角度看有道理。有人用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说明其保守性，事实上《举贤良对策》在这一句之后，董仲舒引申说：“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董仲舒指出尧舜禹是治世，所以不必改革；但乱世一定要改革。他强调，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恰恰是让汉武帝“退而更化”。也有人用董仲舒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申天”（《春秋繁露·玉杯》）来说明董仲舒“罢黜百家”背离民本思想。但这里的“民”应该指的是诸侯国君，老百姓没有权力，不能和中央王朝对抗，只有诸侯国君有实力和中央王朝对抗，“屈民而伸君”正是亲历七国之乱的董仲舒总结出的历史教训，旨在维护统一；“屈君而申天”有讨伐无道昏君的汤武革命的意味，本身就包含了民本思想。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我说过，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