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人文文化

1洛阳人文文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源头。洛阳人文文化长期作为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占据主导、主流地位。研究洛阳人文文化，对于追溯中华民族的起源，彰显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洛阳人文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对洛阳人文文化的叙述，在1990年代以来诸多洛阳地方专著中已有不同层面的呈现。对其综合概括，可知洛阳人文文化有八大要点：1.洛阳是“天下之中”“天下之中”思想与五帝和夏商时期人类对宇宙秩序的认识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中国先民看来，作为空间之宇宙是规范而有序的，中央高于四方，乃宇宙秩序的轴心。这样的观念延伸到社会领域时，在部落或酋邦时代，人们就会以自我为中心去构想世界秩序。相传黄帝居天下之中。《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这种以“土”居中央，以黄帝为统领四方之帝的理路，所遵循的即“尚中”原则。夏代据《禹贡》记载，夏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又列天下分五服，甸、侯、绥、要、荒，一圈一圈地向外推衍，以中央为中心，四方环绕中央。商朝以五方观念将全国政治疆域划分为五方，商王直接统治区居中，号称“中商”。五帝和夏商时期形成的“尚中”观念，成为“天下之中”思想的基点，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以及阴阳五行术之源。被后世儒者尊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就起源于八卦，八卦则起源于河图、洛书。《周易》中“中”的出现频率高达119次，六十四卦中过半数的“传”之内容，都涉及到了“中”。河图洛书是“天下之中”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洛阳一带。“中国”一词，曾见于《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小雅•六月序》中也有：“《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据考证，“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1965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里。铭文中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天的洛阳一带。由此，洛阳一带称为“中土”或“土中”，后来河南省也被称为“中州”或“中原”。《史记•货殖列传》说：“唐人（尧）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都国诸侯所聚会”。三河中的河南，即今洛阳地带。据考证，2洛阳被视作“天下之中”的观念，应该说夏、商乃至更早就有了如此看法。近年来洛阳地区先后发掘出的夏、商都城遗址皆去成周遗址不远，这决不是巧合，乃是周人承袭先朝观念的明证。洛阳为“天下之中”，是周公营建洛邑时明确提出的。《史记•周本纪》记载，他在陈述选择洛阳地区兴建成周时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逸周书•作雒》也提到“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土中即大地之中，天下之凑是说这里是八方辐辏之地，是朝会、贡赋、交通和商业的中心。这里周公强调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表明“中”对于王权和国家具有特殊意义。都城的空间位置代表了社会空间秩序，并凝结为一种都城的象征形式，构成王朝体系的核心观念。都城居于国土中心，既有利于发挥都城的聚集和扩散作用，也易于形成周边对中央王朝的依附和归顺，是推行王权统治和实行“王化”措施的国家根本之地。周公营建洛邑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理论，遂使其成为一种建都选址的重要标准，且使其由一般的空间概念上升到伦理范畴和方法论的高度。《周礼•司徒》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这里，“天下之中”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天下之中”是汉唐之间列朝都洛的一个重要因素。周公营洛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笼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西周以来，“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引导众多王朝都城选址的洛阳取向，构成列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西汉开国，因为“雒阳东有成皋，西有崤黾，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刘邦最初以洛阳为都。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决定迁都洛阳，“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东汉刘秀“复帝祚，迁都雒阳，以服土中”，他不仅是看中了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更看中的是洛阳“天下之中”的政治文化优势，既继承“周制”，修文偃武，崇尚节俭，实行德政，也便于利用洛阳本身所积淀的政治文化，推行国策。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和意义，不仅得到汉族统治者的认可，也得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认同，其建都洛阳的行为，实际上也成为其汉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北魏迁都于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孝文帝“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以此争取在华夏历史顺序和现实格局中的位置，确立北魏政权在华夏的正统性、合法性地位。隋朝本都长安，隋炀帝即位后，决定营建新都，其诏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唐代高宗首幸洛阳，就看中了“此都中兹宇宙，通赋3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的“天下之中”地位，将洛阳宫改称东都，并定东西都所在官员阶品相等。武后执政，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其所发布的召诰表明她对“天下之中”理论的认同。自西晋至隋的300年间，战乱不绝，东西、南北之间文化形态差异日渐显现。无论东方或是南方，文化素质均高于关中。文化上的东西差异、南北隔阂对建立和巩固统一王朝是不利的。而洛阳向为东方文化的重心，文化底蕴深厚，又地靠关中，处在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地理位置，具有“天下之中”的文化地理优势。隋唐建都洛阳，在地理形势上是向东扩展、转移，在文化形态上则是力图利用洛阳“天下之中”的文化优势，缩小东西、南北文化的差异，这与当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构建统一的周文化体系有着相同旨趣。“天下之中”是洛阳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片。因为“天地之中”的理念，对于华夏民族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它不仅以中间、中心对称为美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倾向，而且封建社会更是长期借助人们对“天地之中”的敬畏崇拜证明与巩固“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天下之中”更情有独钟。“中”，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要素，“在空间上，中代表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相对完整的聚落环境的几何中心。在气象上，中则象征寒暑、干湿适宜的气候环境。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中则象征终极的权力。”“中”成为一个神圣地带，而寻求这个天然而唯一的“天地之中”，目的在于确立和证明自己在“天下”的唯一优越地位，同时剥夺任何边缘地区拥有高峰权力的机会。“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出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还顽强地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关于“中”的思想还发展为一种中和、中庸的哲学与伦理思想，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凝固的空间意识、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之伟大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中和主体文化意识的体现。“天下之中”是洛阳人文的制高点。中华民族对“天下之中”的信仰和崇尚源远流长，对洛阳的“天下之中”有一种持续性认同和崇拜，这不仅给洛阳笼罩上一种神奇的向心力，而且还具体化为对洛阳空间特质所具有的经济交通地位和文化内涵的认知与认定，无论是强大或者弱小的王朝都是如此。洛阳虽然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但洛阳的崛起和发展，实际上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天下之中”位置以及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带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洛阳作为“天下之中”，正是由于地理优越与人文优越的独特结合，使其逐渐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中心、经贸中心和文化中心。2.洛阳是华夏文明原点河洛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类重要的活动地带。1957年，在三门峡、陕县、渑4池等地，发掘出土了相当于北京人时期使用的石制工具；1984年，又在卢氏发现了距今约十万年的原始人头骨化石；1978年还在洛阳市凯旋东路南侧，发现了距今约五六万年前的旧石器40件，并有古象化石出土；2000年，在黄河小浪底库区发现了距今4000万年的世纪曙猿化石。这一系列考古新成就，证明了河洛地区曾是我国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是黄河流域早期古代文明的先驱。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都在河洛地区有典型的遗存。裴李岗文化，为距今约8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初期。孟津县寨根遗址、渑池班村遗址、偃师西高崖遗址、新安县西沃乡黄河对岸的长泉遗址，都有不同器物的考古发现。距今7千年到5千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洛阳地区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命名的。近年来发现的王湾遗址、孙旗屯遗址、锉李遗址等，都是仰韶文化时期典型的先民聚落地，证明在距今约五、六千年前，河洛流域的伊、洛、瀍、涧沿岸和涧西的周山脚下，已经是村落棋布，人口密集的地区，河洛人在这里过着相对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龙山文化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五帝活动的中心即在河洛地带。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4千余年前时，河洛文化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或称为煤山类型。从考古发现来看，此时，河洛地区的生产力有了一次巨大发展，出现了青铜礼器、文字和城市，在全国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并从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河图洛书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先民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易•系辞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洛地区是河图洛书的发祥地，也是周易八卦的故乡。相传，距今七、八千年的伏羲时代，有个马头龙身的神物从黄河里跃出，它身上的旋毛变成一块玉板献给伏羲，玉版上的黑白点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这就是河图。伏羲依照河图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画出八卦。今孟津老城西北位于黄河岸边的负图寺（亦名伏羲庙），据说就是当年龙马负图的地方。到大禹治水时，有个神龟从洛河爬出，背上的黑白点数排列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中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这就是洛书。大禹依照洛书制定出治理天下的九章大法，后成为《尚书》中的《洪范篇》。今洛宁县洛河岸边的西长水村旁有“洛出书处”古碑两通，相传这里就是当年“神龟贡书”的地方。撩开河图洛书的神秘面纱，就可发现它并非天书，也不是陈抟伪造出来的，而是华夏文明史上渊源有之的两部杰作。它不仅在《尚书•顾命》和《洪范篇》中有明确记录，就连从不言怪力乱神的孔子也曾发出“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的感叹！河图洛书是以天地之数的奇妙组合来构建的原始宇宙图式。5河图之数的思想内涵，在《管子•幼宫》、《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素问经•金匮真言论》和《太玄图》等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均有记载，反映的是以太阳为中心的五星体系，侧重于自然天道；洛书反映的是北辰为中心的二十八宿体系，侧重于社会人事。河图洛书通过十个自然数字的奇妙组合，把天文、地理和人事之间的万事万物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原始先民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的深刻反映。河图洛书的出现是洛阳原始文明与文化的界限，它凝结着河洛先民的智慧之光，不仅是我国文字产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部哲学大典，其所反映的思想是东方哲学的精髓，对中华民族心智的启迪意义深远。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母体。炎黄二帝生于洛阳。《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战，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可见，炎黄二族是由少典、有蟜两大氏族部落裂变而来的。有蟜氏是以蜜蜂为图腾的部落，他们活动的中心是平逢山。《山海经•中次六经》说：“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毂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砂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蟜（jiǎo）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据此，平逢山地望应在洛阳西北，为邙山一峰。有蟜氏在洛阳平逢山，那么与之通婚的少典氏不应该离此太远，也应在洛阳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战胜蚩尤、炎帝，“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