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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与刚峰 鲁枢元东坡与刚峰鲁枢元中原腹地南下4000里来到大陆最南端的大海以南的这个岛上。不意中却走近了两个人，一位是苏轼，一位是海瑞。这两位青史垂名的古人与这个海岛的关系都是因为他们的不幸，海瑞是由于做官做得太认真惹得皇帝不耐烦，遣返海南老家提前退休；苏轼则更惨些，在朝廷党派之争中遭人构陷，被一贬再贬，在生命的晚年当无地可贬的时候，便流落在海南的儋州。也许是因为人们更容易同情不幸落难的人，也许是因为海南岛空间有限。苏轼与海瑞在这个岛上的名气比在中原腹地还大。在琼山有海瑞故里、海瑞墓、海瑞诗碑，海瑞就读的“藏书古屋”，有“苏公词”，苏轼指导开凿的“浮粟井”。在儋州，有苏轼登岛之初住过的“桄榔庵”，苏轼以诗酒会友的“载酒堂”，苏轼饮用的水井，苏轼讲学的书院。在屯昌，还有海瑞的祖居海公山，有海瑞母亲谢氏夫人的坟莹，苏轼与海瑞无疑成了特区价值不菲的一种人文景观。海南经济特区的摩天大厦和四处林立的广告牌倒是未能掩遮掉两位历史名人的身影，苏轼和海瑞的画像、塑像时时会撞到眼前、比如在我居住的海南大学校园里的文科楼外，就有一尊直立的苏轼的全身塑像，使莘莘学子们得以与这名人朝夕相见。只是雕像的艺术水准太低，怎么看都像是从河南巩县宋陵墓道边搬来的一尊石翁仲，实在有点糟踏先贤。而祠堂中所悬挂的那些苏轼、海瑞的画像又多是按照古书上的木刻画描下来的摹本，一律的乌纱红袍、单线白描，难以供给更多的信息。中国古时候当然不会有摄影、录像，也没有西洋人的那种素描、油画，而中国画人物写实的功夫又太差，苏轼、海瑞的“真面目”在我的想象中始终一片含糊。然而含糊中又有着非常确定的东西，那就是我对两位名人的“感觉”，这“感觉”竟是如此地清楚，“海”是“海”“苏”是“苏”，没有半点含糊。这“感觉”没有固定的形象，它是一团糅和了意象和情绪的流动物。语言的解析怕也不行，解释性的语言就像一张撒向心灵之海的网，尽管它总可以打捞上一些什么，而遗漏的却总是最精妙的。庄子曰：“玄珠之遗，象罔得之。”“象罔”恰恰不是由逻辑语言编织的渔网，而是凭心灵感受呈现出的似有若无的意象、用意象去表现我对于苏轼、海瑞的感觉，也许会更可靠些、苏轼与海瑞这两个历山人物在我心中生成的意象，如果用两个汉语词汇表示．那就是“东坡”与“刚峰”。这恰恰有是他们自己为自己取名号，该是得到他们自己认可的。东坡，向阳的一片坡谷，阳光和煦，空气湿润，溪水融融，芳草如茵，“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黛。”“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麋鹿逢人呈未惯，猿揉间鼓不须呼。”东坡，是一片生机盎然，生意葱茏、生气蓬勃、生态平衡的绿地。刚峰，一座直插云天的山峰，壁立千仞，乱石崩空，突兀峭拔，铁打钢铸，雷霆震击不能屈其志，风雨剥蚀不能损其客，粉身碎骨无所怨，只留青白在人间。刚峰，是一种方正清廉、刚直不阿、严谨峻刻的道德象征。“东坡”和“刚峰”，都取自天地间的自然景观，两者的风貌与情性却很不相同。究竟如何不同，你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东边的坡谷”与“钢铸的山峰”。东坡在许多要紧的方面似乎远不如刚峰高大纯粹。历来，人们对海瑞的总体评价是：“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在海瑞则当之无愧，如果用在苏轼身上，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同是给皇帝犯颜上疏，海瑞敢于置生死于度外。上疏的同时就想到以身相殉，让人抬了棺材跟在后边：而苏轼上疏之后还在晒太阳、赏画册，悠哉游哉，全想不到会有大祸临头，逮捕他的官差手持绳索找到门上，他却吓得藏在后堂不敢出来，比起海刚峰的姿态低多了。苏东坡为政多年，也算是清官，但日常生活决谈不上俭朴．在饮食上他是个美食家，自己发明过“东坡肉”、“菊花鱼”、“桂花酒”之类的美酒佳肴。酒宴上还颇会与那些陪酒的舞女歌妓逢场作戏、打情骂俏。在居室上他又务求舒适悦目，流放到惠州后还建造了一座“白鹤居”，有屋20余间，估计要花不少钱。而海瑞却一生艰苦朴素，吃的是青菜豆腐，穿的是葛衫布袍，为母亲做寿也才只舍得割二斤猪肉，办公时连半张稿纸也不浪费，虽然官至二品，死后家中除了一些破帐子烂箱子，一生的积蓄只有几两散碎银子。连给自己办丧事都不够。至于不拉帮结派，苏轼就更显得相形见绌。苏轼为官时上有皇太后的暗地支持，下有所谓“苏门四学士”的前呼后拥，作为“元佑党人”的首领，苏轼的名字更是刻在御制“党人碑”上的。海瑞却始终“孤军奋战”，隆庆四年春他被皇上赶回原籍时，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人替他帮腔说话．气得他掷下一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的恨恨之同，坚守了自己的“光荣孤立”。如果仅仅就此给苏轼下结论，这位东坡先生无疑就成了一个大俗人，东坡所以成为东坡，自有他脱俗超凡的另一层面，归纳起来，那就是“贪生而不怕死”，“爱钱而不滥取”，“结党而不营私”。与海刚峰的“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相比，纯净度小了很多，内涵却复杂了许多，也丰富了许多。苏轼的“贪生”，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对有限的人生非常珍惜，他曾经坐禅，服药，练瑜珈，炼内丹外丹、阴丹阳丹，姑且不论这些方法是否科学，却无不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爱护与留恋。传说，青年时代的苏轼与朋友章敦一起到山中旅游，见一独木桥横架于深涧之上，章敦与他打赌过桥，苏轼却自甘服输，不愿拿生命做赌注，那章敦却铤而走险旁若无事。苏轼一面感到佩服，一面却又发出感叹，拍着章敦的肩膀说：“老兄将来能够杀人。”他的理由是：对自己的生命不珍惜的人，就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后来，两人政见不合，追随王安石走上“法家”路线的章敦果然杀伐果断，整治起异己分子从不心慈手软。在这一点上，天生不怕死的海刚峰也颇能高扬法家遗风，当他晚年复出担任南京政府的首席法官时，第一个举措便是恢复太祖皇帝时的苛法严刑，凡是贪污公款80贯的．一律要处以“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苏东坡不行，他即使当上了法官，依然改变不了他那仁慈宽厚的天性，若要他去剥什么人的皮，即使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他也注定是下不了手的。苏东坡虽然留恋活着，但到紧急关头非死不可的时候，他也决不会辱节以苟活。湖州案发后，他虽然吓得两腿筛糠，但为了不连累别人，在押解的路上，曾经准备怀沙自沉，学习屈原好榜样。苏轼是一个花钱的好手，不过，苏轼挣钱的渠道也比海瑞要多一些。他并不光靠俸禄，他是广受欢迎的诗人、文学家，又是书画大家，北宋时代有崇拜文化名人的社会风尚，他的一幅字、几笔画就值不少钱，虽然比不上当代歌星小姐那么能弄钱，建个别墅该不成问题，这收入也应算是他个人劳动所得。从苏轼同时代一些人的记述中看，苏轼的确很有些追求生活享受的倾向，同时他又很会享受生活。前者人人几乎不学就会，后者却是只有很少人才能达到的境界。画屏华筵、美酒珍馐、清歌皓齿、秉烛夜游，自是富贵人家的奢侈，对于他人来说，玩了也就玩了，一吃一喝、一尿一屙，什么也不会落下；但在苏东坡那里却可以升华出“笑时犹带岭梅香”，“遏住行云翠不收”的绝妙诗句。更可贵的是，一旦身陷困顿，生活中全没了常人所指的“享受”，甚至没有了吃饭穿衣的基本保证，东坡依然可以从大自然中发现生活的美好，正如他自己所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这就是说他即使到了一贫如洗、身无分文的地步，由于拥有了山间明月和江上清风，也仍然是一位拥有“无尽宝藏”的富翁，《承天寺夜游》、《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不就是苏东坡留给后世的由山石、月光、清风、大江拼对而成的永恒的“精神盛筵”吗？对于东坡来说，感官与性灵总是能够相互渗溶的。待到他生命渐近晚境，夫人与朝云先后死去，自己被发配海南海州，受尽艰辛和凌辱之后，依然不减对生活的热爱。“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可怕的贬滴流放，在他反倒成了一次冠之平生的奇妙的“旅游”,这又是何等情趣！家居海南的海刚峰固然以清贫自守苦度日月，坚守节操始终不渝，比起苏东坡来，毕竟少了许多画意与诗情。海瑞志在“治国、平天下”，他生存的全部意义不能不建立在朝廷对他的提擢任用上；而苏轼却不同，他的生存意义多半是建立在自己生命内部的创造性活动之中的。包括除了写诗之外，他在杭州西湖里筑堤，在惠州东江上造桥，以及贬官后在黄州筹备孤儿救济院，在广州修公墓、建医院、成立用竹竿做水管的“自来水公司”，还有，发配海南之后酿酒、制墨的“科学实验”，其中功利目的可能占一半，另一半恐怕仍是出自他的性情和兴趣，与他写诗著文心境相差不会很多。至于“结党”，更应当说是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常识。因“国体”所拘，中国人的“结党”意识井不算太强，汉之“清流”，明之“东林”，也只不过是小打小闹．今日西方社会中“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自民党’们无休止的龙争虎斗，无疑是西方政治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油盐酱醋。海刚峰坚执“君子群而不党”的古训，显然是受孔老夫子影响太深。孔老夫子是教育家，也教人怎么搞政治，但绝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也许他吃亏就吃在这个“君子群而不党”上。政治斗争如此酷烈，要抢先占上风，就看谁的手段高明强硬。还讲什么君子不君子呢？海瑞没有自己的“党”，只把成败的全部希望寄付在最高统治者皇帝一个人身上，若是皇帝看不中他，或一时看不到他，他也就没有了一点施使抱负的力量。苏轼就没有这么多的书生气，在政治斗争中他知道找后台、找靠山，而且一下子找到皇帝的高堂老娘那里，颇得皇太后们的宠爱。他也很知道讨他崇敬的那些政坛前辈的欢心，从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到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始终把苏轼当作自己的亲信加以提携和保护。在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苏轼还颇懂得进退之道和韬晦之计。他能够运用怀柔之策把敌手的儿子拉到自己的营垒中来，分化敌人的力量；他在身陷囹圄，迫不得已的时候，为了保存实力也会耍一点小小的两面派，向皇帝恳切陈词表示自己的反省和悔过，说一些“永不翻案”之类的空话，诱导专政者对他掉以轻心、放松监视。所有这些，都是海瑞所不齿的。若是凭他的德行，尤其是凭他上书嘉靖皇帝而震撼朝野的名声，当嘉靖死了之后，只要他稍稍表示一点谦恭和顺从，表示一点积极靠近“新班子”的姿态。多向领导汇报几次自己的“活思想”，他肯定会得到宰相张居正和后继宰相申时行的重用。然而他不肯抛弃自己刚正不阿的做人的原则，所以被搁在琼山老家的茅屋里一晾就是16个年头。45岁方才出仕的海刚峰在磋跎16年后又能干些什么呢？不过，苏轼们结党并不营私，因此他们“结党”结得不很到位，“元佑党”终又斗不过王安石们的“变法党”，因为“元佑派”中多半是些死要面子的正派文化人，“变法派”中多了些无操无守的职业政客，“元佑派”结党而不营私，便注定要败给结党而又营私的“变法派”。回头再看海瑞，他虽然因孤立无助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作为人，他真是一条刚刚正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海瑞做官做人原则性很强，处处严格按制度的条文和法律的规定办事，决无半点通融和含糊。当他还是浙江淳安县的一个七品小官时，就曾照章办事整治了总督府的胡衙内，继而又因严守接待的规格，得罪了御史鄢大人。后来，他竟然又把祖宗遗训、国朝圣典对照运用到一身毛病的嘉靖皇帝头上，惹得龙颜大怒，差一点被判了绞刑。在南直隶巡抚任上，他以法治世，从境内官员的起居到民间男女的婚嫁，以及帽巾、糖果、糕点等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型制标准，都有严格的规定，违者必究，严惩不贷。海瑞绝对是说到做到的人，在稍后的“退田”运动中，他的救命恩人、退休丞相徐阶属清查重点，态度又不是很好，海瑞便下令逮捕了他的兄弟，并强令他本人主动进行交待。从此以后，海瑞便以铁面无私的“南包公”誉满天下。比起海刚峰，苏东坡身上有着太多的人情味和温情主义。比如，他在杭州任太守时，一位年近花甲的穷举子进京赶考，只能背了朋友资助的一些棉纱沿路卖掉做盘缠，为了逃税就在包袱上贴了苏轼转交苏侍郎（东坡之弟）的字样。这个“诈骗犯”被押送到知府大堂之后，苏东坡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换了张标签，亲手写上原来的内容，假戏真做让这个穷举子度过了难关，这个穷知识分子自然感激涕零，据说后来还真中了进士，成了人才。苏轼的政敌，即前边讲到的那个章敦，曾一再将苏轼往死里整，后来自己也倒了霉，当苏轼遇赦奉诏北还时，章敦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