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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陈学明（2011年5月11日）陈学明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副主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上海证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人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开始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块学术园地中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已发表论文250余篇，出版论著、译著近30部。在把哲学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第一要务的同时，他主张哲学要走向社会，哲学研究者要有天下关怀、国家关怀、民族关怀。2001年，他参与筹建了以上海和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为主要方向的民间研究机构——上海证大研究所，并担任常务副所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主持完成和正在完成省部级以上10个重点科研项目，并先后获得过省部级以上20多次奖励。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与大家共同探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解读当今社会针对生态问题的三种思潮。一、当今世界生态问题日益严峻日本近海发生了地震，地震引发了海啸，海啸继而引发了核泄漏，这一切给人类带来的危险，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并仍处在危险（核泄漏）之中。人们突然感到，生态危机和自然危机，及二者所引发的人类的灾难，离我们太近了，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意识到我们生活地球其实很脆弱，它随时有可能毁灭。有人说：“人类有可能会步恐龙的后尘，人类有可能走恐龙灭亡的那一步。”这并不是言过其实。实际上人类开始意识到生态危机、自然危机的危险并不是近期才开始。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全世界的一批最有智慧的，最有责任心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集聚在罗马这个地方，成立了罗马俱乐部来研究属于全人类的生态和前途问题。他们写出了很多震撼世界的研究报告。其中，第一个报告的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即有增长就有极限。之后，生态问题引起了联合国的高度注视，联合国出台一系列的决议，发表一系列的宣言，试图解决生态问题。其中一个宣言的题目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即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再往后我们又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地球峰会。只有最高层次的会议才被称为峰会。这些最高层次的会议，曾经在巴西、南非、日本京都等地召开，最近的一次是在哥本哈根召开。而这些已经召开的会议却无一成功，总是在吵吵嚷嚷当中收场。京都会议形成了《京都决议》，本决议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废气排放做出了限制，但是却没有得到落实。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罗马俱乐部通过研究得出的报告，尽管有联合国提出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宣言，即使我们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地球峰会，但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生态危机和自然危机非但没有解除，其危险还日益严重。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难点（一）解决人类生态问题的三种不成熟的途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为什么面对如此深重的生态危机和自然危机？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这些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思考。现在西方有一批研究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研究前途问题，研究生态问题。他们认为，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社会制度，严格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奉行的原则就是资本原则，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世界就主要是在围绕资本主义运行。而资本主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其最大的利润，即我们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利润而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最终要消除生态危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生态危机？大致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国的文化保守来思考，都是从自我本位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者和中国最近几年复兴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认为人类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方案：第一，我们人类依靠技术，或者说主要依靠技术的发展，通过技术的进步尽早拜托生态危机。比如说继续找新能源代替石油、煤等旧能源、发明低碳技术。我们不否认技术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可能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一些有利条件。但是人类仅依靠技术和新能源的发现就能够摆脱生态危机吗？不能，仅仅依靠技术来摆脱生态危机只是人类的一个梦想。第二种方案是企图建立一门新的生态伦理学，通过改变人们的伦理观念来解决生态危机。有很多人认为，现在生态危机的出现，关键在于人们观念、思想和道德出了问题。我们不能平等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缺乏一种道德水准、一种道德观念。如果说我们通过教育人民建立起一门新的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从而改变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不是人定胜天，而是天人合一。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生态中心主义。不是把自然当作一个人类欺诈盘剥的对象，而是当作我们人类的一个伙伴。但如果我们树立起新的观念，生态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吗？这仍是一种梦想。仅仅依靠人类观念的变革以及通过道德的教育教化人民。只停留在这个层面，能解决生态危机吗？道德观念的变革，背后是什么呢？由道德谈道德行吗？这又是一场梦想。第三种方案，新自由主义反复提出的，依靠市场。他们认为现在生态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都是市场化还不够导致的。一些生态资源，包括声音，包括水，甚至包括空气都没有经过市场，仅仅是一种公共产品。他们假想若把所有的生产资源，都进入市场，都作为可以交换的产品，人们都需要付出代价来使用这些生态资源。这样让这些资源在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的调动下达到平衡，这不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吗？但这只是市场崇拜者的一场梦。假如市场能解决生态危机的话，那么西方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存在生态危机了。市场化，彻底的市场化，按照市场原则主义解决的市场化，把空气，水、生命和土地统统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只能把人类引向更严重的生态灾难。假如有一个老板把杭州西湖买下来，作为他的私人财产，我们想去西湖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假想在这种局面下，将是一种什么样悲惨的情境呢？所以仅仅依靠技术，依靠观念的变革，依靠市场，是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的。生态问题说到底还是社会制度问题。表面上看，生态问题属于人跟自然的矛盾，人跟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的矛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上的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就体现在在这一点。所以最终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选择，这就是结论。既然人类把解决生态问题的希望投向东方，投向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承担起解决人类生态灾难的重要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方面提出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另外一方面提出中国要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把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历史使命鲜明的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上，认准了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应有之义。实际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已经承载起了解决生态危机，把人类引向光明的这样一个历史使命。那么，我们中国人民究竟该如何来承载这个使命呢？我们该选择怎么样的战略来建设我们的生态文明呢？我认为这是严肃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极强的现实感的一个实际问题。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模式，中国道德，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如何建设好生态文明。（二）解决中国生态问题的三种错误思潮那么我们中国究竟选择怎么样的战略呢？我认为以下三种战略我们都不可取，我们要在否认以下三种的道路基础上，我们要寻找新的道路。第一种道路是，往后走，退回去。因为，众所周知，为了现在工业文明，人类付出的重大代价就是生态破坏。现在向工业文明进军的过程就是生态被破坏的过程。人类存在一亿五千万年，真正生态的破坏还是在工业文明之后，原始社会不存在生态问题,农业文明阶段也基本上没有生态问题，只是在工业文明阶段存在生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破坏和工业文明具有必然的联系。而工业文明的过程就是人类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人类渴求现代文明的生活，我们人类正在大踏步地走向现代文明。最初的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我们东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西方国家为榜样，也要实现现代化。让现代化降临到我们中国大地上，我们中国人也要过现代生活。既然现代性、现代文明、工业文明跟生态是冲突的，那么有一种选择就是——回去，回到前工业文明去，前现代化去。让我们中国停止现代化的脚步，重新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多富有诗意啊，这叫浪漫主义。西方启蒙时期，像卢梭还有其他思想启蒙家主张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但是，一旦进入工业文明了，卢梭马上感到害怕，觉得工业文明生活并不好，还是回去吧，回到田园去，回到农业文明去，那种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卢梭那一代人，那种浪漫主义思想家向往的是往回走，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我们中国，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面，都有这种往后走的倾向。放弃现代化，来确保我们的生态安全。这种做法，我们中国人能够接纳和采纳吗？实际上，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是不可阻挡的脚步。想一想，让我们马上没有汽车，让我们没有电灯没有光明，让我们重新过原始农业文明的生活，人类能够答应吗？中国人能够答应吗？不可能。中国还是要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还是需要现代文明，只能如此向现代文明迈进。所以，往后走的做法，我们不能采取。第二种走向，也是我们中国现在主流的形态，主张的是一种现代文明建设战略。什么战略呢？人类文明的脚步不是不可阻挡的。人类文明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必然要付出代价。其中一个代价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在工业文明现代化期间，人类只能选择一个，这样我们人类只能选择牺牲生态。人类向往工业文明，中国只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走，因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跟生态破坏是伴随的，它们付出了代价。西方国家的思路是，现代文明既然成功了，现代化实现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这些代价问题，包括生态问题。先现代化，先建设，再来解决生态问题的遗留问题。中国也要走这条道路，当前我们中国的主要目标就是搞现代化，要聚精会神地搞现代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代价是不否定的，让我们承受这些代价吧。让我们像西方国家一样，建成了现代化，成为现代文明国家以后，再回过头来解决生态问题。这条道路我们能够走吗？看来也走不通。中国是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是在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西方文明的示范教育下搞现代化，我们是后发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我们是在西方现代化示范下被迫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在现代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代价太大了，很有可能出现，我们连现代文明的成果没有享受到，我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就已经葬送了我们。我们不可能先实现向现代化，回过头来再解决生态危机。这条道路不存在，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道路，它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我们走社会主义国家道路也能走通。这个层次的道路我们走不通，所以第二条的战略我们也不能选择。第三条道路，我们也不能走。那么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把现代化建设产生的负面效应和生态问题转移出去，转移到国外去。我们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等等这些问题，都转移到国外去，这也是有些西方国家所走的道路。他们有句名言，让第三世界吃下污染。即污染都让第三世界吞下，它们为什么把这么多的具有污染严重倾向的工业或者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来？它们为什么把这么多的工业垃圾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来？它们为什么自己国家的能源不开采，而肆意开采第三世界国家的能源？是要把生态环境问题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他们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却把现代文明成果相伴随的生态问题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这些西方的大国，资本主义大国走的道路，我们能够走这个道路吗？这条道路我们也走不通。首先我们从体量来说，我们的体量太大了，十几亿人口。从经济学来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没法估算，没有一个国外的空间来容纳我们中国的生态问题，有人说非洲在张开翅膀在迎接我们。我们把非洲作为我国生态问题的主要转移地，我们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而且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对这种前景高度的关注。他们不会为着眼前利益接受这种生态问题转移。所以这种做法我们也不能使用。以上三种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