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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启示“工业４．０”是当前遍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浪潮的一部分，这将对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正如２０１２年卫维克·维德瓦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为什么说现在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所言：三项技术进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正在改变制造业的版图，而三者互相融合则将引发制造业的又一场革命，发达国家将籍此重新夺回制造业的优势。面对挑战，我国又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要正视挑战，认识到发达国家可以充分运用先进制造设备和先进制造技术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这种变化将减少简单劳动的数量，增加对劳动者知识和技能以及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从而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形成冲击。工业机器人的迅速普及就是一个鲜明的实例。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２０１３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销售量增速为２％，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预计将达到６％。２０１１年，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表示，未来３年内将新增１００万台机器人取代人工劳动力。由于目前全球工业机器人的主导企业集中在欧美国家，如德国的库卡公司，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可以想见，欧美机器人制造企业将成为产业升级的最大赢家，成千上万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工人将会丢失饭碗。其次，要勇于迎接挑战。德国曾经比我国更早经历产业升级的阶段。当时，德国勇于直面技术进步的挑战，通过积极努力顺利完成转型。当前，德国在初步克服了欧债危机的困境后，面对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毅然提出“工业４．０”战略。这种直面困境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在具体方法上，我国可以采取以下立场与措施：第一，化挑战为机遇。德国的“工业４．０”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机遇。正如习近平主席今年３月访德期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的文章所言：“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呼之欲出，世界各国争相调整、适应，抓紧实施必要改革。中国决心顺应时代潮流，全面深化改革，抓住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机遇体现在两个方面：（１）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新技术启动期尚存较多的技术空白点，这对于研发能力日渐提高的我国企业提供了赶超的机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与技术，在制造业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全球竞争力，如通讯领域的中兴、华为，装备与机械制造业的三一重工、振华港机等，中国移动的４Ｇ网络建设也走在世界前列。在新兴的３Ｄ打印领域，也涌现了一批创新性企业，它们还联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等共同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成立了中国３Ｄ打印技术产业联盟，并于２０１４年６月在青岛成功举办了世界３Ｄ打印技术产业大会与产业联盟理事会；（２）寻求现有条件下的互利合作。先进制造业也无法完全脱离传统制造，发达国家开发先进技术必然将创造新的需求，或者提供新的制造手段，这些都是我国可以利用现有优势大展身手之处，比如华晨宝马在沈阳的铁西工厂就充分利用了西门子ＬＩＳ超宽带实时定位识别系统来大幅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第二，国家要进行顶层设计。“工业４．０”就是德国针对再工业化的顶层设计，为未来德国工业发展描绘了细致的发展蓝图，反映出德意志民族特有的认真与严谨。此外，为推进“工业４．０”计划的落实，德国三大工业协会———德国信息技术、电信和新媒体协会、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以及德国电气和电子工业联合会共同建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办事处进行必要的组织与协调，还开设了网站作为信息发布与公众交流的平台。这一做法值得我们仿效。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压力的我国较早就意识到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为全面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给出了战略性指引，并且给出了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当前，工信部正在编制《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规划。这一规划的一大特征就是弱化了传统的、以“五年”为限的中短期计划编制惯例，尊重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客观规律，编制中长期的十年规划，并且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参与起草。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值得期待，它或将成为中国版的“工业４．０”计划，为中国在未来从工业大国成长为工业强国规划好切实可行的路线图。第三，重视制定产业标准并采取开放式的体系结构。德国“工业４．０”的主要目的是再次占领全球制造业的制高点。除了在经济上获得现实利益外，抢先制定行业标准则将更为长远地确立德国制造的优势。因此，德国在８项举措中将实现技术标准化放在最为优先的地位。我们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积极从事先进技术研发并力争成为科技革新红利的受益者，为了做到这一点，完全有必要采取开放式的体系结构。这一方面是网络化体系需要大量的接入者，开放一定的技术标准能吸引更多厂商和消费者的加盟，产生网络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开展国际合作，与包括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一起分享技术与市场。第四，强化人才培养。在“工业４．０”中，具有知识与技能的劳动者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成为“工业４．０”战略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德国早在２００８年德累斯顿教育峰会上，联邦和各州政府就确定了至２０１５年将教育和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提升至１０％（２０１１年为９．３％）的目标，２０１２年教育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为６．６％，而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近年来虽有较大增长，但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于２０１２年也仅达到４．２８％。在“工业４．０”中，（１）只有掌握了专业技能的人员才能操控智能制造的自动化设备；（２）增加了对具有电子工程、信息技术、机械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３）智能制造的多学科、跨地域和大数据特性，对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４）需要大量的高端服务业从业人员从事智能制造的配套工作。鉴于这些因素，我国在继续加强高等教育不松懈的前提下，可借鉴德国的经验，增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重视在职人员的岗位培训，为制造业发展做好人才储备。最后，还需注意“高低结合”，不犯“去低端工业化”的错误，即全民追求高端而全盘放弃低端制造业。这是因为：（１）我国依然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２０１３年已被媒体称为高校毕业生“史上最难就业年”，２０１４年毕业生又增加２８万，再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压力很大；（２）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尚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２００９年中国制造业平均月工资为２７２８元，而德国达到２３１２欧元，西班牙为１８５８欧元，美国是２６７４美元，中国约相当于德国的七分之一，西班牙和美国的六分之一；（３）中国在低端制造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品供应链，同时背靠广大的消费市场，这是大部分比中国工资水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中国对外资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４）我国区域之间差异较大，只要善加引导，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区域间的产业梯度来实现产业高、中、低端制造业的合理布局。因此，“削足适履”以求高端制造业并不可取，全面均衡发展才是正道。参考文献：1.彭勇、乌梦达：《富士康：未来３年增１００万台机器人取代人力》，载新华网，２０１１年０８月０１日2.习近平：《中德携手合作造福中欧和世界》（中文版），参见新华网：《习近平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3.杨漾、王心馨、李跃群：《德国工业４．０｜探访工业４．０时代：西门子的“工业３．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