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呙中校：网络新生代——香港模式的终结者最近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香港没有地产霸权，年轻人投诉李嘉诚的成功之时，应反省为何自己不能成为下一个李嘉诚。唐英年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不但年轻人强烈不满，媒体、商界都有人表示不认同唐英年发言。今年初唐英年发表“车毁人亡”论，向80后发炮后，引起80后的不满。自2009年底率先发起反高铁运动登上社会舞台以来，香港80后给人耳目一新（也有人认为“激进”）的印象，一跃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主体。毋庸置疑，80后主导的社会运动将影响香港未来施政和政治经济发展，但从目前唐英年等香港高官的言行来看，这些把持香港发展决策的政商精英不但没有把握到80后的所思所想所求，更谈不上去理解和掌握80后现象背后社会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香港80后现象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不过，“80后”这个概念在香港社会还有比较大的争议，不少香港年轻人，并不喜欢、也不接受“80后”这个标签，因此特别反对滥用“80后”。此外，在香港，“80后”被特别用来指近年来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对象要更为广泛，不但包括1980-1990间出生的年轻人，也包括部分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因此这里主要使用“新生代”来称呼以“80后”为主体的有独立思想、以使用网络为特征的香港年轻一代。而所谓“香港模式”，则是指以“积极不干预”为哲学基础、以“中环价值”为精神导向、以土地批租制度为经济基础、以行政主导为治理策略的社会发展模式。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香港的根本制度，香港新生代的诉求和抗争最终指向都是要终结这一体系，无疑与香港政商精英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产生严重冲突。一、反高铁与新生代的诉求如果要简单概括香港新生代的诉求，用一个“反”字可以基本概括——从反高铁到反地产霸权，从反贫富悬殊到反官商一体，从反建制到反政制，从反全球化到反大陆化……年轻人都具有叛逆的性格，世界各地年轻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也都有反叛意味，因此，香港新生代的“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无论是哪种“反”，都不能以为只有“反”而没有“正”，只有“破”没有“立”，实际上，他们的“反”是为了“变”——不满现状，寻求改变。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社会运动的起点。在2009年末、2010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中，新生代不但成为整个运动的推动者，也是中坚力量。他们的行动不但成功唤起整个社会对高铁的关注，而且致使一些原本支持兴建高铁的政党和立法会议员，改变立场来质疑政府的高铁方案。也正是这一点，人们意识到香港新生代在香港社会发展和政制改革进程中的巨大能量。这场反高铁运动已完全超越反高铁本身，而是借反高铁把新生代的种种不满倾泻出来——反高铁青年以菜园村、大角咀居民的生存为切入点，反对香港高铁项目以商家为重的规划设计，质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抗议地产主义无孔不入，这样就包含了反地产霸权、反贫富悬殊、反官商一体的政治诉求；由于港府在高铁决策谘询过程中仍然延续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精英决策方式，再加上功能组别议席、建制派议席在立法会上占有重头，立法会中对高铁项目的支持票明显占优，因此反高铁运动很自然地向反建制、反政制、要普选的方向发展。而反全球化与反大陆化很少为人关注，是世界反全球化思潮在香港本土的发展，借菜园村居民的利益诉求而兴起，这点将在后面着重分析。因此，反高铁可谓是新生代各种思潮和观念的大杂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因此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走上时代舞台的历史标志，也是新生代全面表达诉求、追求改变社会的历史宣言。二、新生代社运成因分析反高铁运动的确具有很强的标志性意义，但是由此去研判香港新生代的社会心理和成因，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研究者对香港新生代社运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吕大乐先生的“第四代香港人”之说，影响比较广泛。吕大乐专著《四代香港人》，把香港社会分代研究，现在媒体所称的80后相当于他所指的第四代香港人，一般认为，由于上一代占据了香港社会各方面的主要位置，年轻人上升机会缺乏，因此起来抗争。不少人以此为理论根据来分析香港新生代，但也有人不赞成这种分析，财政司长曾俊华就曾撰文指香港的第四代不是欠机会，而是对生活的期望不断提高。而新生代认为这些说法抹杀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张铁梁、彭泽生在《八十后不是第四代》的文章中指出，“这除了过度简化了八十后的背景，也把要求政治进步的八十后误解成是争上位，抺平了他们对民主公义的追求，这对八十后的运动来说是一项抺黑。”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没有搞好是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深层原因，因此有人认为，只要把香港经济搞上去了，就业率上去了，社会问题自然会解决很多。这种观点在北京可能会很有市场，但同样是被香港年轻人嗤之以鼻甚至痛批的。参与反高铁等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其实不少有不错的工作和社会影响力，他们认为自己是因为一些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经济困局。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几年香港经济还是不错的，但是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而且还出现饭高铁的“悖论”——来帮助你们发展经济的高铁，你们怎么还要反对呢？由此可见，经济发展问题也不是香港新生代社运的根本原因。第三种观点是香港贫富悬殊差距增大，底层民众生活艰难，中产向下沉沦，向M型社会发展，也就是低下阶层与高收入阶层数目明显上升，中产家庭减少。2006年香港统计处公布1996-2005年间人口统计报告显示，月入少于一万港元的家庭占整体家庭比例在十年间由23.9%增加至27.9%；月入四万港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比例，也从15%增加至17%。但月入一万港元至四万港元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数目则从61.2%下跌至55%。香港统计处这份报告揭开了香港M型社会的讨论，但有人认为这个数据可能是很保守的估计，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原因是对中产的定义和标准有差异——月入一万元到两万元的两口之家能算中产家庭吗？在香港，家庭月收入两万元过得不是很差的话，也只能说马马虎虎，是难以达到中产的一般生活水准。从基尼系数看，在1991年，香港基尼系数是0.476，至2001年急升至0.525，2006年续增至历史新高的0.533，可见香港的贫富穷悬殊情况正逐年加剧。据香港社会福利联会（社联）1010年10月公开的“2010年上半年最新贫穷数据分析”指出，香港约有126万人处于低收入水平，占全港整体人口700万的18%，较去年相比增加了6万4千名贫穷人口，创下历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近年不断下降。更严重的是，低收入人口中高学历者比重增加。据政府数据，2009年初最低收入劳工的12.3%拥有专上教育学历，而这种高学历人士构成是香港中产阶层的主体。在香港说到中产阶层，一般会以中小企业的小资本家、大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中上管理阶层为典型。但是这部分人中，有很多认为自己其实是“夹心层”，向上发展空间有限，又不能像低收入者那样申请公屋，因此要么是以市场价格租房，要么承担庞大的按揭贷款。在香港，成为“房奴”的中产阶层可能比住公屋的低收入者更辛苦更窘迫，生活压力要大得多。其中条件好一点的想改善居住条件，但是收入赶不上房价飙升的速度，因此有人在电台节目中向特首抱怨，特首说他们可以考虑离中心市区更远的一些地方。这几年香港媒体也在不断探讨香港中产阶层不断沉沦、滑向M型社会的危机，可见作为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也开始不稳定，已经显示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充满怨气，从这点来看，民生问题的确是香港社运的重要原因。三、探究“深层次原因”为何这几年香港实质GDP不断增长，而大多数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呢？如果计算租金上涨、通胀水平的话，生活水准是在不断下降。如果研究香港经商的运营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不难发现，租金不但占了大头，而且在每次经济扩张时期都是上涨最快、增幅最大的，结果导致香港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沉淀在房地产领域——香港股市超过6成投资支出以及3成银行贷款都给予了房地产相关行业，租金已占餐饮等行业成本的五到六成，有特色的餐饮小吃店难以扩张；香港特色的“二楼书店”现在都搬到六楼、七楼……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归于地产商和少数拥有较多房产的富裕人士。当然，作为最大的“地主”，香港政府也是获益者之一，这几年库房水浸，与土地收益不无关系。换言之，香港地租价格上涨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社会矛盾自然很容易激化。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也曾出现过租金价格飙升的情况，不过当时的香港以一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蜕变——电子加工、成衣生产等制造业向内地转移，而本土的金融、贸易等高附加值产业迅速崛起，金融贸易业的利润率显然高于制造业，因此当时能够顺利化解租金上涨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二十多年后的现在，香港租金水平仍在飙升，但是香港经济结构转型一直未实现，香港试图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等都没搞起来，而靠内地经济高速增长而带动，比如自由行、CEPA等。九十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及新加坡均完成经济转型，唯有香港独徘徊。香港难以转型的原因，各种讨论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主要观点是高地价阻碍了经济转型。香港高地价、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后果是，一是企业不愿意进行长远科研投入和人才培养，香港企业R&D水平在发达地区可能是最低的，甚至比中国内地都低。二是创业、创新的门槛很高，台湾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可以不找工作，而是自己开一个有特色的小店，这在香港不敢想像。香港有特色的饮食店，书店都在高租金的压迫下，要么远迁，要么关门。如此情景，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如何能发展?高地租高房价严重降低了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就以香港居住环境来说，在全球发达城市中可能是最窘迫的，公屋（廉租房）的人均居住面积是12.6平方米，而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人要排队等候。目前香港大概有40%的人口居住在这么狭小的居住环境中。如果说在香港经济起飞阶段这种居住环境还可以理解，但是香港经过四十年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下，居住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善，这是不人道的。因此香港新生代在反高铁之后，又掀起反地产霸权的运动。香港地产霸权不是像唐英年说的不存在，而是深入到香港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香港人几乎都在给地产商打工，畸形发展的房地产几乎绑架了香港社会，让香港社会难以转型发展。而香港地产业的发展与政府治理策略密切相关，土地在政府控制下实行土地批租制度，加上港府奉为圭臬的“积极不干预”思想，让房地产在官商一体的架构下膨胀发展，直至今日。前特首董建华看到了房地产畸形发展给香港带来的危害，因此推出“八万五”政策来压抑楼价和地价，但是因为时机和策略的不当，而造成香港经济很大动荡，而董建华则在市民的谩骂声中下台，而现在有人认为，当时抹黑搞臭董建华的人，不乏地产商与媒体造势推动。高地租与经济转型互相制约，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的结。特区决策精英为此也非常纠结，采取的一些办法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例如为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最终推出了“最低工资”立法，但是最低收入人群从事的往往是餐饮服务业，他们所在的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已经很高，其中租金还在上涨，不解决根本的地租问题，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呢？不过，他们一直认为，加快与内地经济融合，经济发展了，饼做大了，问题也好解决，而且很快能见效的。没想到的是，这几年来经济的确发展了，饼做大了但是能分享者有限，矛盾反而更多更尖锐了。这说明在香港内部根本问题未解决情况下，全球化、与内地融合等发展方向，只能强化已有的结构、恶化已有的矛盾，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种状况促使年轻人反思，这种发展方式没有效果，是不是要探索其他可能的路径?因此，从反高铁到反地产霸权，从反全球化到反大陆化，其实反的是香港精英奉为圭臬的教条——香港模式。作为新生代社运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香港反地产霸权运动就直指“香港模式”的要害，也就是“积极不干预”思维下的以地产主义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反地产主义显然动摇了香港经济的根基，难以为大财团和精英决策者接受；但是如果不反地产主义，香港经济结构就难以转型，社会经济也会持续动荡下去。这是香港决策者的两难困境，随着新生代社运的发展将会更加突出。三、反全球化与反大陆化不过，有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