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关于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的看法

刘国恩:关于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的看法2009-08-1908:49:19根据网易财经访谈整理网易财经：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刘国恩教授来谈一下刚刚国家发布的基本药物目录相关的问题。刘国恩教授是这个领域的研究专家，相信会给我们在药物目录的解析上，能给出一些非常有见地的分析。第一个问题，您在一次的演讲中提到，2004年咱们统计的重要品种870种，西药1310种。这次公布的总数才307种，中成药102个，大概占1/7左右，您认为这么少的数量合理吗？刘国恩：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的实施，本来就是对于过去更宽泛的基本药物界定做一个更为严谨的，更为准确的筛选，所以这次300多种基本药物的选择，基本上参照了国际上的基本药物目录的平均数目来遴选的。因为在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在实施基本药物目录的时候，大多数基本药物的数目都在300、400左右。实施基本药物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展国家，发达国家较少实行基本药物政策，这也是适用发展中国家阶段性条件的需要，因为他资源相对来说比较稀缺，医药供不应求比较严重。那么过去从1000、2000左右基本药物是比较宽泛的定义，所以也一次从数量而言，还是比较接近国际基本药物目录的水平。至于是不是严格的按照基本药物的要求，在这么短时间里面遴选出真正意义上的基本药物，满足所要求的条件，这个我想是需要一定时间来进行完善的。所以这次特别提到了要实行动态管理，就是说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专家们不可能在一次遴选当中就那么准确的选到基本药物。市场上有5、6千种药品，很多在医保目录的范围里面，而过去的基本药物本身已有1000多种，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从数量范围上来看的话，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在《基本药物目录》的范围里边，如何更准确的、科学的去遴选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基本药物，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网易财经：我日常在接触到一些企业的时候，这个目录公布之前很多企业也都在猜测，也争取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利益加到进去，希望自己的产品进入到里面。存不存在为了跟国际上大约数字相当，然后放弃掉一些呼声比较高的药品？这次公布的第一批存不存在这种情况？刘国恩：我们目前不要把着眼点集中在具体的某一个药品进不进入目录里面，还是应该从比较宏观的遴选原则，执行政策的一些条例，遴选过程和执行措施方面，这些方面可能更为重要。这次的基本药物政策是多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政策要求在全国所有的基层医疗机构，尤其是国家举办的，全部配备和使用，所以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基本药物的基本要求，这些药品应该是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安全有效，防治必须，经济合理，换句话说是高性价比的优质产品。可以想象，他既要求这个产品安全系数高，效果好，还要价廉，那就非常不易。比如很多新药，安全性、质量和效果应该是高过老的产品，不然的话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时候就不行了。当然也有因为工作的疏忽放进来的，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应该假定新的产品比老的产品疗效更好。但是，疗效更好质量更好的产品显然投入一般也更大，研发成本更高，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从质量更高，效果更好的新产品当中选出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如果是凭人为的判定就很难了。如果一个新的产品是质优价廉，那当然选它了，但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新产品是优质，价更高，所以这就需要做科学的评判，目前越来越多的科学方法可供参考，比如药物经济学，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依靠的科学手段，有助我们更为客观的，准确的去评估这些药品。所以这次在基本药物政策方案的两个文件当中，都多次提到了药物经济学的作用，我觉得我们政府在转型当中，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的体会越来越到位。对新的药品确实是一个挑战，尤其是一些还没有过期的一些专利药品，缺乏能够比较的同类产品，所以这些独家产品要进行更为严格的评估，依赖更为科学的评估方法，包括药物经济学。网易财经：其他的品种，像那些跨国公司呢？刘国恩：对呀，比如一个新药，他原本没有和他类似的产品在市场上，专利没过就是独家的，没有竞争产品。网易财经：那那些跨国公司他也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呼吁了？刘国恩：当然了，作为一个公司来说，考虑盈利再正常不过了，否则就是慈善组织了。当然，公司盈利目标不一定必然和社会目标根本冲突，如果他盈利的前提是在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市场上的话，那他必须使得百姓受益，才能够盈利。如果不强迫，自愿购买的话，产品就必须安全有效，人们买得越多，他受益就越多。所以医药企业极力把自己的产品推荐给有关的政府机构，争取能够入选《基本药物目录》，这是很正常的，既是对他公司的负责行为，也是对社会负责的行为，如果社会各个方面都能够参与《基本药物目录》的遴选，有产品的供方，有产品的买单方，还有使用药品的需方，大家都参与，就更方便，更和谐。网易财经：有一个制药的负责人，就说这样一种制度好象不太鼓励新药，因为新药在研发过程当中，他不能及时的进入目录里边，因为他一些研发资金这方面的成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长期来讲，可能影响到《基本药物目录》，因为前期跟不上，后续的要动态的调整《目录》的话，那么三年以后还没有一些新的药梯队性的跟上来的话，长期来讲也是不好的，他就呼吁希望在新药这一块也有一些专门的基金，就是国家有一些专门的政策。在您参与的过程当中，有这方面的考虑吗？刘国恩：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确实不应该忽略，作为一个国家来说，除了基本药物政策而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范围更广的国家药物政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他们两个是高度相关的，换句话说，基本药物政策应该是国家药物政策的一个部分。基本药物政策主要解决当前药品的最佳合理使用问题，解决老百姓目前的合理用药问题。前提是这些产品已经到了市场上来，我们如何从市场上可供选的产品里面，选出最好的几百种基本药物，供目前的需要所用。而国家药物政策不仅要关注当前的药品使用，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位同志讲的，还要考虑到未来的需求，使新产品源源不断能够有机构把它提供给我们社会，供我们选用。这就需要企业和社会都进行投资。企业投资是很正常的，我们社会怎么投资？社会投资就是给他更合理的补偿，所谓优质优价，只有企业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他才有经济基础，不断的去为人类开发新的药品。所以国家药物政策必须包括但要超越基本药物政策的范畴，这里创新是其扩展部分的核心。所以我们在强调药品的合理、有效使用的同时，这是基本药物政策的核心，还要强调一个国家对药品未来的研发和使用，这个工作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是和基本药物同等重要的。比如我们关注今天，更有关注我们的未来，我们关注自己，也得关注我们的后代，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认识，要有基本药物政策，还要有国家药物政策，这里研发和技术创新是其核心。所以在实施基本药物政策的时候，包括昨天的文件以及4月6日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改革的意见，都一直在强调基本药物政策主要是在基层医疗机构实施，而不是集中在二级，甚至在三级医疗机构推行。因为基层机构主要应对大众多发病、常见病，疑难重症还得需要更好的技术，同时还要考虑更新的产品来应对我们人类未来疾病的需求。所以这有一个主次之分，百姓的高端医药服务需求，应该更多的由医疗保险政策来涵盖，而基本药物为医疗保险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换句话说，300多种基本药物全部都由医疗保险政策涵盖，但是医疗保险政策要比他宽得多，不属于基本药物目录里边的很多药品通过医疗保险来补偿。这样子我们一方面能够满足老百姓更高层面上的需求，一方面又可以给企业提供一个更广的范围，获得合理的回报，这样他们才有一个经济基础，能够可持续的为我们创造和提供新产品。这两个概念大家一定得清楚，基本药物政策和国家药物政策是两个概念，这是一个小范围和大范围的关系。网易财经：您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下一步我们国家还会针对这一块有一些政策要出来？刘国恩：当然了，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比如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卫生部陈部长领导的国家“健康中国2020”里边就有五个大的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国家药物政策，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桑国卫副委员长领导的，我自己也参与了。几个重要的学者型领导都直接主持了“健康中国2020”其他部分的研究设计。网易财经：国家药物政策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刘国恩：这个我们一直在探索，应该强调的是，我们在开展基本药物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医药产业科技创新的力度，推行产品的优质优价政策，同步实施。我想，医药产品的创新发展，必须依赖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首先是法律法规杠杆，怎么理解呢？一个新产品研发出来，如果我们社会能够有更好的保护措施，确保这些研发机构和个人的合理回报，不至于让他人随意、无代价的抄袭，那么他们就可以在市场上占据应有的份额，获得应有的回报，这样才有动力和基础继续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一个国家的新药保护和专利政策的建立和实施非常重要，在过去，好象这只是更多在保护国外主体，因为中国基本上是仿制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创新的能力要逐渐提高，也必须提高，所以不仅是外国的研发者、发明者，越来越多的中国研发者、发明者，需要更规范的法律法规提供更好的创新平台，使他们有动力和能力进行新药创新。第二个就是资金杠杆也可以发挥。作为国家来说，有些研发基金可以做一些倾斜性的支持政策，去扶持新药的研发、使用、推广，这应该成为更为明确的发展目标。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作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中国今年年底将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措施，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目前的仿制品生产阶段，这对目前的发展不利，对未来发展也不利，对树立国际形象更不利。网易财经：对老百姓也是不利的。刘国恩：所以国家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战略性的措施，把一部分资金用于优惠政策，鼓励创新。说老实话，在我们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投资里面，比如能够拿一小部分出来，几十亿，拔一根毛，用于支持新药的创新，新技术的研发，我觉得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都更有贡献和意义，这是第二点讲的资金杠杆作用。第三个就是价格杠杆，我们的药品上市以后，药品的价格如何来确定，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的药品最高限价还是由政府机构在定。大家知道，政府机构确定价格的时候，不管多么努力，人们获得市场信息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一旦我们的能力不能够适应我们获取市场准确信息的要求，那人定出来的价格就不能够正确反映产品的真实价值，就不利于产品的合理补偿，最后就不利于这些产品的创新、生产和流通，以及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网易财经：这个事前面有教训。刘国恩：有很多教训，因此我们要从长计议，要考虑如何去探索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这在4月6号的国家医改方案里面特别提到了，我们要加大探索医药价格的形成机制，逐渐从行政干预转型到一个更为客观、科学的机制上来。所谓优质优价，不是坐到办公室里就可以把理念变成现实的。如果不通过市场的信息，市场的条件，市场的供需来反应，很可能就不是优质优价，而是优质低价，或者劣质低价，这不是主观对错的问题，而是能力的先天不足。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的杠杆，都应该充分发挥，促进我们医药产品的创新：一个是法律法规杠杆，一个是资金杠杆，一个是价格杠杆。我以为基本药物政策是很好的，但还要有促进创新的国家宏观药物政策。网易财经：要做的工作比这个多得多了。刘国恩：是。网易财经：我印象中，好象是前两年国家发改委动不动就公布一批药品的限价，像您刚才说的，人为的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但是后来被证明，一旦公布这个限价，这些厂家就不生产这些产品了，老百姓没有得到好处，还限制了一些最基本的需求。他不生产这种低价的东西，他就会用高价的东西替代，对老百姓而言也是受损失的。刘国恩：并且很可能会产生对企业的负面激励，让他不去进行产品的创新。因为简单的以成本定价的话，那他就抄袭别人是最简单，最方便，也是最划算的。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目前被动的，主要做仿制药的状态，过渡到一个自主创新，做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领导角色的互换。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四万亿能拨出一小部分，对社会效益是非常大的。刘国恩：四万亿只是一个例子而已。网易财经：医药行业不是也有8500亿的规划？刘国恩：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