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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多次派遣隋史和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这些使节将唐时的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先进文化带回日本，经过吸收理解与融合终于形成大和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作为唐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唐文学，尤其是唐诗对日本汉文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日本的平安朝（794-1192）和唐朝有着频繁的往来，据藤原佐世写的日本最古的汉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记载，遣唐使曾把白居易的诗文集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NHK每天都有汉诗的相关节目，内容上几乎都是唐诗。并且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唐诗爱好者。本文主要从日本平安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菅原道真入手，浅显地探讨一下唐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深受宇多、醍醐天皇的赏识。作为政治家能力超群，曾经抵制过藤原氏集团的专政，当唐朝国势日渐衰微之时，是他上奏天皇，建议停派遣唐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不仅和歌写得好，还精通汉文学。“传题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这样的诗句放在唐诗中也令人拍案叫绝。其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他编纂的《类聚国史》《日本三代实录》成为日本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能鲜为人知，但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人们都遵奉他为“天神”、“学问之神”。菅原道真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文学造诣与唐文学有很深的渊源。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日本古代特有官职）家庭，菅原道真的祖父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石川道益前来中国，在遣唐使团中任判官职，次年回日本后，他大力提倡引进唐朝的宫廷服饰、礼仪等，向日本人讲读唐文学，参加了《凌云集》、《文化秀丽集》的编纂。菅原道真的伯父菅原善主于838年随遣唐使藤原常嗣到过中国。其父菅原是善的时代是唐文学传入日本的全盛时代，菅原是善的诗被称为“藻思华瞻，声价尤高”。这一切使得菅原道真从小就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施展文学才华的基础。菅原道真师从岛田忠臣（828-892），而岛田忠臣受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风影响最大，加之平安朝时期，朗咏诗文是贵族们的风雅，白居易的诗文曾一度受到他们的顶礼膜拜。“日本诗文集锦《和汉朗咏集》（1013）中刊载了26名唐朝诗人的诗，其中白居易的诗达135首之多。”平易的世风，易于理解；从底层上升的生涯；具有百科事典性质的《白氏文集》；白诗中雪月花的题材较多，和日本的诗歌主题基本一致；白居易诗中充满着一种佛教的无常观，符合日本“もののあわれ”的审美观点等因素导致白诗在平安朝的一度流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菅原道真，其汉诗文也就深深打上白诗风格的烙印。白居易的前期作品以体验民间疾苦的题材为主，如《卖炭翁》中的“心忧炭贱愿天寒”，《路遇白头翁》中的“无妻无子独身穷三间茅屋南山下”等。而菅原道真在讚岐府任职期间，写下《寒早》十首，分别是咏“走环人”(因困难生活而逃亡他乡，却在他乡也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重新回到故土的人)、“浪来人”(从他乡流浪到讚岐来的人)、“老鳏人”、“夙孤人”、“药圃人”、“驿亭入”“赁船人”、“钓鱼人”、“卖盐人”、“采樵人”的，反映了道真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间疾苦的创作风格。《行春词》一诗中写到：“过雨经营修府库，临烟刻缕辨沟塍。遍开草褥冤囚录，轻举蒲鞭宿恶惩。尊长思教卑幼顺，卑贫恐被富强凌。安存耄迈飧非肉，账恤孤茕饿曲肱。楼家门留门主，耦耕田畔立寻朋。”进一步深入了解民情，诗中处理政务的情形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道真还模仿白居易的《路遇白头翁》，“贞观末年元庆始，政无慈爱法多偏。虽有旱实不言上，虽有疫死不哀怜。四万余户生荆棘，十有一县无炊烟。”反映了讚岐民生凋敝的状况。菅原道真除在诗风上具备白诗风格之外，在人生经历上与白居易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815年，白居易因首上书请急捕贼以雪国耻而受到谗毁，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既是他一生仕途的转捩点，也是白居易诗风的转折点。之前白居易的诗多是取材于社会现实的讽喻诗，之后的诗则带有消极避世的色彩。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通过写琵琶女的沦落身世，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琵琶女的形象和诗人的遭遇都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菅原道真在仕途上也有同样的被诬陷被贬的经历，被贬到太宰府后的心境反映在《秋夜》诗中，“黄萎颜色白霜头，况复千余里外投。昔被荣花组缚，今为贬谪草莱囚。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诗中将自己比作萧瑟的秋天，诗人的苍白、愁苦、郁闷无助尽在其中。在收到平安京传来的家信时，写有《读家书》一诗：“消息寂寥三月余，便风吹著一封书。西门树被人移去，北地园教客寄居。纸裹生姜称药种，竹笼昆布记斋储。不言妻子饥寒苦，为是还愁懊恼余。”隐约说出了家中被剥削，生活艰难的凄惨困境。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真和白氏两人在此方面可谓如出一辙。以上主要从菅原道真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汉文学的主题，内容特色方面探讨了唐文学（以白居易为例）对日本平安文学的意义和影响以及日本平安朝时期如何在接受唐文学的基础上努力确立民族文学风格的特征。在探讨唐文学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关联时，往往容易走入单方面看待或者过分夸大中对日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平安文化是如何摆脱唐文化的影响这一误区。平安前期，汉文学十分盛行，但只限于贵族和僧侣，广大下层民众则很难学习或无条件来学习汉文，假名的出现使得文化知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随着假名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创作的诗歌物语等，到了平安后期，日本文学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日本平安朝从接触唐文化、学习理解唐文化到形成自己的文化过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今后在国际化的世界中，如何吸收异民族文化与发展本国特色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