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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陶淵明嗜酒談一個浪漫傾向與一個創作問題陶淵明嗜酒是我國文人皆知的事。考其嗜酒的原因，有兩種極為傳統、也極為普遍的說法。很多人從時代背景加以考慮，認為陶淵明是故意藉酒以避亂世；縱酒對他而言，是一種明哲保身的手段1。也有很多人從個人生活享受方面去考慮，認為陶淵明是在以酒消憂解愁；酣醉對他而言，是一種忘懷得失、遺世獨立的方法2。這兩種解釋都有道理，也可從陶公的詩文中得到佐證。例如〈飲酒詩〉第十三首云：「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王瑤說：「這是藉酒來韜晦免禍的」3。而〈飲酒詩〉末首「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一句，則常被解成「以醉而逃世網的意思」4。我看〈桃花源記〉時，常有一疑問：在該文中，作者兩度提到漁人被那些「避秦時亂」的桃源人邀去以酒食招待。這是否可證明作者在潛意識中有避世不能無酒之念頭？至於描寫陶公以酒寬心取樂的詩句則幾乎觸目皆是：「揮茲一觴，陶然自樂」(〈時運〉)，「酒能袪百慮」(〈九日閒居〉)，「濁酒聊自識」(〈歸田園居〉)，「或有數柸酒，閒飲自歡然」(〈答龐參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遊斜川〉)，「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乙酉歲九月九日〉)，「忽與一樽酒，旦夕歡相持」(〈飲酒〉之一)等等。5不過，除了以上兩大原因之外，陶淵明嗜酒還有沒有其他理由呢？在還沒回答此問題之前，我們且先看他的〈飲酒詩〉序：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這段話明白地告訴我們：當陶公酒醉之後，每每寫出詩句來。那末，我們不禁要問：酒是不是有幫助陶淵明寫詩的功能呢？在〈歸去來辭〉裏，淵明有「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之句；在〈感士不遇賦〉序裏，他有「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之語。這表明大自然(東皋與清流)與書卷都能引發陶公的詩興賦情。當然了，當其「登東皋」、「臨清流」或「撫卷躊躇」時，說不定也已經進酒了，但我們相信陶公並非時時飲酒(其實他並非時時有酒可飲)，而在滴酒不進時，也不至於就絕對寫不出詩文來。不過，話說回來，一旦飲酒，陶公似乎更有賦詩行文之興趣與能力。除了前面所引〈飲酒詩〉序以外，陶淵明還有許多詩文可以用來證明這一點：〈乞食〉一詩有「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之句。〈自祭文〉中有「酣飲賦詩」一語。〈五柳先生傳〉之贊曰：「酣觴賦詩，以樂其志。」這些都明示陶公常於酒後賦詩。其他如〈答龐參軍〉之「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與〈遊斜川〉序之，「欣對不足．率爾賦詩」，加上詩中「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之句，則是在以酒會友時相酬以詩的寫照。在〈移居〉一詩中，「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一句後，隨即接上「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之句，顯然暗示酒可助登高賦詩之興。還有像〈讀山海經〉之「高酣發新謠」，雖明為詠西王母，實乃自詠之句6，其意有如〈擬古〉之七：「達曙酣且歌」，都是表明酣醉之下，可大作詩興。但這裡有一點值得商榷：人酒醉之後，真能為詩嗎？蘇軾評〈飲酒詩〉末兩句說：「『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故讀此詩者，不必作飲酒觀，而淵明先生之意量遠矣」7。可見東坡並不認為淵明的詩句真正是醉後之言。王謠在其〈文人與酒〉中，引〈飲酒詩〉之七：「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然後說靖節「飲酒是有量的節制的」。他更引〈飲酒詩〉序，反過來說淵明「飲酒後還可以作詩」，所以「絕不會有昏酣少醒的情形」8。我們按一般常識來判斷，也認為大醉者只會失態惹禍，不太可能出口成章。可是，陶淵明為什麼要說「既醉之後」才「輒題數句」呢？在考慮此問題前，我們先提一個英國詩人的故事來互相參照：在公元一七九七年，柯立基(Coleridge)寫了一首內容奇異的詩，名叫〈忽必烈汗〉(“KublaKhan”)。該詩的另一標題是「一個夢中的幻影」(AVisioninaDream)，在此標題後，又有「一個片斷」(AFragment)的字樣。同時，在出版時，作者也為此詩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寫了一個不算短的序言。序言的第一段說該「片斷」的詩，是應某大詩人之請而出版的，該詩只宜當個心理奇蹟看，不具任何設想的詩歌優點。第二段以後的大意是：詩人某日身體違和，乃服鴉片劑止痛，於閱讀某書至忽必烈汗命令建造宮園時，遂陷入沉睡。此後三小時內，詩人於歷歷夢境中，成詩不下二、三百行。初醒時，即提筆記之。然有不速之客前來打擾，後面大部分詩行遂忘而不可復得。柯立基的這個序言，在英詩的世界裡，引起了不少爭論。除了懷疑創作年代的正確性與作品是否真為「片斷」之外，很多人相信〈忽必烈汗〉一詩是真正夢出來的。到一九三四年，有人發現柯氏另有一短註，該註說此詩是作者在吃兩粒鴉片劑後，於「某種夢想」(asortofReverie)中作成的。而在一本書中，施耐德女士(ElizabethSchneider)便振振有詞地剖析說，該詩絕對不是鴉片夢或任何不可思議的「自動寫作」(automaticcomposition)9今天已經很少人相信柯立基會夢出詩來，但卻沒人否認柯氏曾因鴉片而得詩。大部分的人相信鴉片會帶領柯氏進入一種似夢非夢的夢想狀態(即英文Reverie之意)，而此狀態也許真的有利於柯氏的賦詩行為。同理，我相信我們大部分的人，也都不信大醉失神的陶淵明會寫詩，但我們會承認酒有幫他賦詩的功能。也許當他幾杯下肚後，就像食鴉片者一樣，會進入一種半醒半醉的夢想狀態，而此狀態也真的有利於他的寫作。但如果超越此限度，如果他喝到爛醉如泥，神智完全不清，則恐怕只有扶他上床了，談不上為詩為文。那末，柯氏為何要直說「作夢」，而陶公為何要明言「醉後」呢？會不會是他們太迷糊說錯了話？我說不然。我覺得他們兩人的序言都是故意寫的，而且是神智很清醒時寫的。只是當他們寫序時，都帶有一種浪漫詩人常有的傾向，才會如此。這傾向是甚麼呢？西方自柏拉圖以來10，就有一個觀念，認為詩人是在受詩神附體感召，進入一個類似瘋狂的狀態後，才會寫詩的。這種觀念到了浪漫時代(十八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初期)，為許多浪漫詩人所承襲，但加以修改。他們不再強調詩神附體，但相信詩人特別擁有詩歌的想像力，有特殊的能力可以感觸然後寫作。而感觸是自發的，所以渥滋華斯(Wordsworth)說：「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溢」11。在反傳統、反造作的心態下，像渥氏與柯氏等浪漫詩人，都不願承認詩是經過頭腦用人工不斷切磋琢磨而成的。柯氏曾提出一個「有機形式」(organicform)的理論。在他的觀念中，一個文學作品就像一棵樹，是個有機體，是個從內向外逐漸生出枝節，形成各部互相牽連的自然物，不是以機械模子灌料形成的呆板品12。所以柯氏等浪漫詩人便有個傾向：他們經常有意無意地要讓別人以為他們的作品確確實實是由一點靈感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刻意建造起來的。我相信柯立基就是由於以上所說的傾向，所以自稱〈忽必烈汗〉是「一個夢中的幻影」。因為夢是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人在夢中得詩，決沒有用「心機」，而可能只是一種靈的作用。此種詩既然未經大腦思考，當然不會造作，而只更像自然成長的有機物。同理，當陶淵明說自己酣飲賦詩時，恐怕也有此等浪漫傾向。當然了，陶公一生沒發表甚麼詩歌創作理論(這點不像柯式)，但沒發表理論，不見得就沒有詩觀。就算他沒有明顯的詩觀，他的創作行為也可反映他對創作的看法(要知浪漫詩人的創作理論是從創作經驗歸納出來的)。當然了，我們不能強說靖節先生一定有浪漫的表現論(expressivetheory)思想，但我們可以說他有表現論的創作傾向。在他引酒買醉的時候，固然有避世與消憂的意向．但同時也可能要藉此脫離太過清醒的感官世界，然後進入如幻如夢的無意識狀態，以便真情至理可以自然浮現出來。而當他說自己醉後成詩時，恐怕就是要宣告說，他的詩不是強思長考的結果，而是在此狀態下自然冒出的「酒後真言」。普瑞斯葛特(FrederickClarkePrescott)在其《詩歌心靈》(ThePoeticMind)一書中，曾指出詩人是夢者，詩是一種夢，詩的幻象(poeticvision)與夢影同是無意志、沒勞力、與短暫性的自由聯想(associativethought)，而酒精與鴉片之類正是某些人用以修飾、提昇、或渲染此等幻夢的媒介13。如果我們相信這個理論，則不難瞭解為何柯式有鴉片夢詩而陶公有醉後題句的說辭了。陶淵明的「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遠雨獨飲〉)、「氾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飲酒〉第七)、與「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之十四)等句，都是在描述詩人藉酒進入物我兩冥的境界，而此境界就是普式認為可能成詩的夢幻境界。其實，不管詩人是不是夢者，不管鴉片與酒是否真能助人寫詩，反正浪漫詩人都講求「任真」、講求「自然」。在柯式與陶公等人的心目中，詩不能強求，在「忘形」時，如能「得意」，就讓詩句如行雲流水，否則詩與人一樣，「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當柯式特別標示〈忽必烈汗〉只是完整詩篇的「一個片斷」時，他是企圖告訴我們他的詩已隨靈感的消失而自然終止，他不想(也不能)有意地加添補足14。當他說此詩是應某大詩人之請而出版時，言下之意好像當他寫詩時，並沒考慮到出版。也就是說，他的詩是「無意中」自然而來的，不為其他目的。又當他說該詩只是個心理奇蹟，不具任何設想的詩歌優點時，就等於說該詩是靈感的自然產物，不是先想好要使它有什麼詩歌的優點才動筆去完成的造作物。同樣地，當陶淵明說自己的飲酒詩「辭無詮次」時14，他也在表明自己並沒有特別費盡心血去布局鋪排或鍛字鍊詞，只是聽其自然存在罷了。又當他說題句是為「自娛」，命故人書之只為「歡笑」時，他也在暗示自己為詩沒帶其他目的，詩句只是一時興起之所得，抄詩也只為大家作興而已，一切極其自然。其實，柯氏與陶公的詩都含有相當的哲理，不印出來悅人與誨人．詩人怎會甘願呢？不過，這麼一說，是不是意謂此等浪漫詩人為了表示自己創作的自發性(spontaneity)，不惜說些騙人或至少引人誤會的話呢？我想我們不必去懷疑這些人的真誠。我相信柯氏與陶公在寫那兩個序的時候，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創作的原始動機與過程。他們寫詩時，可能真的只是樂而為之而已，可能鴉片或酒真的已經讓他們忘掉寫詩以外的名利或創作本身的問題了。創作的過程是個很難理解的心理過程。今天科學雖然發達，卻依然無法令人滿意地解釋一首詩是如何誕生的。我們假定鴉片與酒會幫忙某些詩人進入為詩的幻夢狀態。但在創作過程的哪一階段來幫忙呢？是詩人在外逍遙感受自然影響的時刻呢，還是詩人在提筆運思的階段？在陶淵明之前，我們已有一篇講述浪漫的創作過程的文章(雖然沒用浪漫之名)，那就是陸機的《文賦》。該篇文章也許以作賦的體驗為主，但相信也可運用於包括詩歌的其他文體16。依我個人的了解，《文賦》裡所闡述的是一種「二段的表現論」(two-stageexpressivetheory)，它指出作品是作者經過兩個主要創作階段而產生的心靈表現17。《文賦》的開頭是個序，序後的第一段(自「佇中區以玄覽」至「聊宣之乎斯文」)就如張亨所說的18，是指出創作的基本準備工作和創作素材的來源，那是文人接觸外物以求「感應」的階段。概括來說，在此段裡，陸機認為創作之始，必先體察萬物或閱讀書籍19，才有感觸、有意念。《文賦》的下一段(自「其始也」至「撫四海於一瞬」)是描寫創作真正開始後到構思完成的心靈變化，也就是文人提筆運思的第二個大創作階段。這個階段的初期過程，陸機說是：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按照多家注疏的共同意見20，這幾句話的意思大體上是說：構思開始時，先要摒絕視聽等一切容易分心的感官活動，然後才能專心思考，廣求各種合適的寫作材料21。當題材羅致後，原先朦朧的文情便可逐漸明朗，而意象便清晰地互相浮現在腦際。陸機所說的這種創作過程是渥茲華斯式的(Wordsworthian)。渥氏的第一個創作階段是詩人在自然或社會中流浪，運用其觀察力、感受力、初級想像力22、與記憶力等，來與外物接觸，以使「強烈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