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躲过台湾特务暗杀

周恩来如何躲过台湾特务暗杀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件发生在1955年，由台湾当局主使，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政治谋杀事件。这一事件中，中国及越南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团部分工作成员以及一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因人为破坏爆炸失事，机上乘客全部遇难。周恩来因临时改变行程而幸免。一1954年12月31日凌晨，周恩来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这时，秘书轻轻地走进来，低声说：“总理，黄镇大使从雅加达来电。”“哦，茂物会议有结果了？”周恩来接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遍，然后高兴地对秘书说：“好，黄镇大使给我们送新年贺礼来了。”原来，亚非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亚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希望坐下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1954年12月，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这对于尚未恢复联合国应有的席位且被许多西方国家孤立封锁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1955年2月10日，周恩来收到了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他当天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之中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二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将要在印尼万隆共聚一堂，讨论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消息，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但是，亚非会议要达到预期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最害怕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觉醒，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理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或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自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总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正当周恩来紧张地为这次会议做准备之际，中国有关部门获悉：台湾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随行人员的暗杀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情报确实可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到底还去不去，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还是乘飞机前往印尼参加会议。限于当时国内的条件，中国代表团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我国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3时从香港启德机场直飞雅加达。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进行会议准备之际，他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吴努邀请周恩来在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参加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参加的小型非正式会晤，研究一下出席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吴努对中国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但外界并不知晓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周恩来的行踪。三4月7日上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中的一部分人离开中南海前往西郊机场。当年的随行警卫成元功回忆说，由于当时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总理去昆明。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决定对飞机下手。在周恩来一行登乘伊尔-14飞机前往昆明前，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到，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周恩来阅后，极为重视，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4月8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昆明，稍事休整，准备前往缅甸。此时，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4月9日21时多，周恩来打电话到北京嘱咐邓颖超：“我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邓颖超设法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4月10日上午9时半，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派西欧司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对代表团人员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把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没有得到落实，又于次日凌晨1时半派人专程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他通报有关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1个小时，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中方人员严正交涉后，这位印航经理表示届时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会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的态度有点勉强，便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最后，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新华社香港分社才放心。当天下午，还在昆明休息的周恩来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恩来、陈毅和中国代表团在昆明的成员都松了一口气。但是，到了下午18时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通讯联系，且有一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这一下，大家放下的心又都提了上来。周恩来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当晚，大家一直都忐忑不安。晚上，北京打来第三次电话，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确已失事。“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心头就像压着一块铅，感到十分悲愤。大家既对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代表团成员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感到迷惑不解。不幸中的万幸，周恩来由于临时改变路线，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而幸免于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四台湾国民党保密局为了实施破坏计划，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4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从台湾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香港情报站拿到了炸弹感到非常兴奋，接下来就是要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这个人要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并可以把炸弹安放在飞机上。特务机关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这个人最好是长期在机场工作，而且一定要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周驹，20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人，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立即开始接近周驹。从3月27日到31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多次找周驹，先是跟他闲聊，对他的个性、嗜好、人品进行了观察。接下来，开始详细地询问他在机场的工作情况。几次下来，特务机关完全摸清了周驹的底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可以利用。3月31日，吴姓特务再次找到周驹，这回他没有再兜圈子，而是直接摊牌，明确提出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不是愿意。周驹一听这话，顿时吓了一跳。他虽说是个整日吃喝嫖赌的“烂仔”，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心里还是知道的，弄不好是要蹲大狱掉脑袋的。周驹连连摇头，说：这太危险了，不干！见此情形，姓吴的开始软硬兼施。他告诉周驹，既然特务机关选中他了，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怕把周驹吓着，姓吴的又说，特务机关会全力配合他行动，到时候香港情报站特务将负责现场指挥，有详细的行动计划和安全稳妥的脱身方案，对周驹来说不会有任何危险。同时又对周驹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60万港币在当时堪称是天文数字。周驹听了之后，开始动心，但毕竟事关性命，所以他当时还是没敢答应。当天晚上，姓吴的又来到周驹的住处软硬兼施地劝说，周驹最后终于答应下来。为了防止周驹泄露消息或临阵退缩，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住下，派人时刻监视，以防意外。接着，特务们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周驹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演练，并教会他如何安装使用定时炸弹。4月11日上午近12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这是一架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星座式749A型飞机，已经安全飞行了11163小时，飞机状况良好。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统统下飞机用午餐。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经通报港英当局，美蒋特务可能会对飞机实施破坏活动，要求港英方面加强保护措施。然而，此时香港警方却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机场的地勤人员，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监控，只是派了一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在他印象里，这种事情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于是，卡尼克赶紧离开飞机，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让他们找找行李。据从空难中幸存的卡尼克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离开飞机有十来分钟，“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机内，两分钟即够”。卡尼克估计，炸弹应该是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因该处机板只要两分钟便可打开，顺利放进去”。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两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广州，向中国有关部门详细报告了当时的情况：4月11日早晨5点多钟，由一个姓黄的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乘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云。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钻过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两人驾驶一辆汽车，停于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周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途中，黄邓对周大加奖励，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及在国内的弟弟周锡培等到美国，如其弟不能来港，可由特务机关派人在国内办好出境手续。至于60万港元待回台湾后才给。当天中午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8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2名记者和1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按照事先与印航的商定，代表团可以免除检查，直接登机。于是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跟前。这时，印航经理已经站在飞机旁边，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潘德声上前询问：“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印航经理答道：“OK!”潘德声又问：“引擎也检查过了吗？”印航经理答：“检查过了。”两人随后登上飞机做进一步检查，之后开始办理登机手续。紧接着，代表团登机。随机还托运了三十几个箱子，里面是亚非会议期间准备对外送礼用的工艺品，以及宣传用的书刊资料等，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下午13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不由得舒了口气，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飞机升空后平稳飞行，一切正常。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傍晚18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