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崛起

公方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崛起十八大报告首次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个人、一个集团乃至国家和民族长期秉承的一整套根本原则。它从深层次稳定而又恒久地影响着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核心价值观是无形的，并且不具有强制力，但当其一经被行为主体所接受，就会形成内在的支撑和左右行为主体的价值判断、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的强大影响力。确立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惟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尤其是精神创造才拥有了骨干和建设的基础，才会成就为巍峨的大厦，而非化为文明的碎片。另一方面，当一种最根本的价值体系确立起来后，共同的约定才会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才会化为真实客观。就单个人来说，所持的观点可以不断改变，但处事的原则不能变，一个人拥有了不移不易的原则，清晰的形象便产生出来。再一方面，社会实现和谐，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多元价值观的宽容，还需要在多元价值观中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倘若大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程度，及其对未来的期待与追求，在差异性上放大至国与国的程度，多元只能带来碰撞，带来紊乱和无序，此时无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无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甚至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核心价值观--一个时代催生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这充分说明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乃至国家民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指明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用的路径。我们或许可以说，核心价值观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崛起。第一，世界每一大国崛起之时，由于打破了既有的国际格局和运行秩序，导致政治生态发生巨变，因而必然产生多方面的不适，甚至是心理上的抗拒和排斥，这也是历史上每一大国崛起之时，往往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在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要避免“中国威胁论”成为阻抑中国前进的力量，实现和平崛起，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必须放弃冷战思维，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与世界接轨，找到交集点。第二，拥有两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华民族，曾经建立了与政治和社会特征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仁义礼智信”，但这种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核心价值观，已经不适应信息时代、知识经济主导的社会，必须构建满足时代要求的新的民族核心价值观。第三，社会结构的变化，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型，决定了支撑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力量已经由体制内的力量转变为体制与非体制相结合，这无疑会把确立核心价值观，以聚焦大众的视点，影响大众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走向的作用突出出来。人们已经意识到，随着信息交流方式的变更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社会走向的力量，已经不是或不仅是纸媒时代若干主流媒体和体制内力量。如果再加上党内民主程度的扩大，由此延伸于社会，加上有独立人格、独立思维与价值判断的“个性官员”群的形成，仅仅靠体制内的力量已经难以达成最佳效果。那么，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如何才能不因民主程度的扩大，不因官员理念的相异或相左而紊乱社会，那就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就政治集团而言，表现为共同的信仰和信念，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是共有的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第四，中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有如今天这样的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没有生长的土壤便不会结出硕果。就如同孔孟教化理想在列国争霸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实现，而像苏秦那样的纵横家、孙武这样的军事谋略家受到重视，因为后者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功效，前者却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也曾经试图构建一个符合全民族需求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权”，“民有、民享、民治”，“五四”运动产生了“民主和科学”。由于种种原因，所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真正进入民族的思想深处。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党的历任领导集体陆续提出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这为创立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第五，历数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世界发展史上的大国，其兴起与没落无不与思想文化有关。道理很简单，失去精神支撑的经济繁荣，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不行，因为精神追求的虚无，价值观的扭曲，最终要反映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来。为什么丘吉尔扬言，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那是因为，在英国成为大帝国的过程中，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这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当然，同等重要的还应包括牛顿的力学定律拉开了其工业革命的序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确立了其经济新秩序，等等。为什么那个安葬了72位包括政治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内的法国先贤祠，正门上镌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那是因为，在法国人心目中这里是思想与精神的圣地，是那些伟大的人物成就了法国精神和文化。可以说，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过构建核心价值观来提升全民族的人文精神，十分重要。第六，只有拥有了科学和永恒的核心价值观，民族发展才拥有了体制创新的内在力量，才会不断超越自我，有所突破。相当一段时间来，世界在讨论中国能不能崛起的问题，焦点往往集中于人文精神。有人置疑，中国虽然有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却尚未创造出有吸引力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关于“经济时代的文化责任”国际研讨会上，有人提出“一切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是以货币流通方式换来非货币的文化成果”、“在当代，一个民族的落后和不发达是它自己的文化选择造成的”。正是这些观点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近年来，由于我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参与国际性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世界都在探寻中国发展的奥秘，如果他们看到的总是古人的“四大发明”、京剧脸谱、万里长城，往往产生一种茫然感。因为这些虽能告诉人们一个古老的中国，但却无法告诉一个发展的现在；可以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创造，但却无法告诉人们当代的贡献。今日之中华民族，要实现崛起，最大挑战就是民族创新能力能否实现跃升。在上个百年，媒体公布的世界科技重大发明18项，其中美国人完成9项，英国人完成4项，前苏联完成3项，德国人完成1项，只有基因图谱排序吸收我们参加，也仅占了1%的工作量。美国几个学会曾经评出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重大发明20项，竟然没有一项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人发明的。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其中在一级组织中担任主席的仅1人，在二级组织担任主席的仅占1%。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至少有文化传统的原因。数千年的封建文化造就了顺民和盲从。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就再没有出现过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而汉武帝在嵩山、芝罘山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后，更导致整个民族跪了下来，跪着的人是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独立的创造。再加上长期推行的“八股文”，屡屡出现的“文字狱”，一个原本聪明智慧的民族，其创新能力终于被窒息掉，到这时，知识分子能做和愿做的仅仅是解读和诠释。这一点以现代社会科学原创于我国的极为罕见，独树一帜的考据学曾经盛极一时即可佐证。客观地说，不仅在科学组织中担任领导者少之又少，在世界其他公共组织中担任领导者也不多。为什么我们在非科学组织中担任领导成员者同样稀少？恐与拥有独立人格，敢于独立负责，善于独立思考者太少有关。凡事顾左右而言他，惟命是从，没有独立判断，没有为社会负责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力量，则不足以为他人所接受、所尊重，因而不足以担任领导者。或者可以这样说，有强烈的喜剧心态，而绝少悲剧洗礼的历代文人们，一直没有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把道德境界提升起来，再加上缺少永恒而又崇高的信仰、信念作支撑，或者说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结果只能走向功利主义和媚俗化。[分页]核心价值观一定与时代相联系。那么，哪些变化在影响着核心价值观或呼唤着核心价值观呢？第一，大国博弈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国家之间存在三大博弈--政治制度博弈、利益博弈和核心价值观博弈。目前，世界正在走向以核心价值观博弈为支点的时代。能不能在博弈过程中成为胜者，关键看文化的先进性，进而看是否有一种先进的核心价值观注入其中。在博弈重点发生变化以后，我们需要把核心价值观凸显出来，有所突破，以此引领我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这是时代的呼唤。第二，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需要将核心价值观作为新精神力量的增长点。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处在革命阶段，赢得阶级基础，获得阶级力量，关键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是赢得胜利的理论支撑。而进入执政阶段，中国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再加上利益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精神力量增长点。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背后涉及许多问题、观念、方法论的变化。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核心价值观恰恰为我们找到了新的精神增长点，找到了看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观点。所以，结合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内在需要，新精神力量的增长点在核心价值观。第三，中国社会转型要求以核心价值观来引领价值追求，规范社会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道德价值观开始瓦解，而新的与市场经济、信息文明相适应的道德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由此导致一定程度的价值观紊乱现象出现。社会发展规律早就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都带来新的价值系统产生。当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五伦道德”或“熟人道德”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后，就必须建立“六伦道德”或陌生人道德。其他领域的观念与此相类似。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证新的价值系统有效运行的支点或基础，只能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确立起来，就会驻存于灵魂深处，随时发挥作用。我上过战场，直面过死亡的威胁。有人说，“战场上的英雄是一念之差”，问题在于这一念之差指向哪里？是逃避还是冲上去，这个区别很大。而决定选择的，就是灵魂深处的价值观。综观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规范，我们欢呼的、愤慨的、痛苦的，都要切入到核心价值观上来，并且利用核心价值观来调解、引领和改造。核心价值观--折射的是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充分认识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同样必要。第一，以二元价值观判断和处理事物，意味着尚未走向科学和理性，同时意味着代表人类文明走向的核心价值观没有确立起来。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曾经存在着僵化的以二元价值观判断和处理一切事物的问题。举例来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远征军与日军在云南腾冲进行过一场战役。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最大的反攻战役之一。作战中，远征军一个连坚守于高黎贡山路口，日军久攻不下。后来日军找了一村民带路，绕道山后，把这个连的官兵全部打死。解放后，有人举报那个村民，村民辩解说，自己没有错，因为自己是带着坏人打坏人。审问者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生产队长。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永恒的价值标准已经不存在，剩下的仅仅是功利主义和扭曲的政治图解。这种情况其实还存在于更广泛的领域和层面。比如，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有几个阶段的特点表现明晰。一个是以二元价值观看世界的阶段，即秉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第二个是藏拙阶段，在需要表达我们观点的时候，我们常常选择了弃权。第三个阶段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毫无疑问，现在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备受好评。前两个阶段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站在今天的条件下评价昨天，但是关注因此而来的外部评价，却能引发思考。香港《风凰周刊》题为“中国需要增进负责任大国的意识”的文章说，“过去，中国曾经长期以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对抗性面目出现，后来外交指导方针从注重意识形态变成注重国家现实利益，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而尽可能地减少对国际矛盾冲突的介入，但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的程度加深，中国利益的国际化程度同样也在加深。作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