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调研

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作品1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调研——基于北京市海淀区的调查分析【摘要】农民工问题已经上升为我国各种社会问题的焦点，而该群体在城市的融合程度则与推进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鉴于此，笔者在北京市海淀区对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进行个案访谈和抽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社会距离，而农民工群体却由于交往圈子的同质性，过客意识等原因，融合度受到影响。同时，笔者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与其是否经历有次序，有级别的阶梯性迁移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并提出实行制度准入，政府引导，促进逐级有序流入，同时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与农民工子弟的基础教育是解决融合度问题的最有效，最根本途径。【关键词】融合度鲍嘠德社会距离量表阶梯性迁移同质群体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农民工问题已经上升为我国各种社会问题的焦点。对于农民工，维基百科上的定义是这样的：农民工，又称民工，中国大陆特有词汇，简言之指从农村进入城市，依靠替雇主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社会群体的总称。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首先，体现在其身份的游离性与边缘化上。农民工，顾名思义，户籍在农村，但是却又长期工作在城镇，可谓“似农非农，似工非工，亦农亦工”。身份的游离，导致这些城市里的农村人处于一种“非农化了，可是却未城市化”的尴尬处境。他们吃在城市，住在城市，为城市带来了活力，解决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诸多问题，同时也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已经具有城市工人的基本特征。可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滞留的许多体制上的问题，诸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农民工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到他们所工作、生活的城市中去。此外，由于受到现行体制的误导，农民工往往被城市居民刻板为没文化，素质差的“泥腿子”、“二等公民”。由此引发了诸如农民工归属感失却，易于产生相对剥夺感，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乃至不得不借助非法途径进行宣泄等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甚至当这种情绪得不到有效合理疏通时，会演变为一种社会情绪，进一步威胁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评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可谓迫在眉睫。二、针对此领域的研究以往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往往集中在通过对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生存状态的分析,研究处于城市边缘人角色城市中的心态（朱考金，2003）。或者是把农民工群体解离为不同的子群体（例如打工妹群体，青年农民工群体），研究其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吕绍青，2001；周明宝，2004）。又或者视农民工为弱势群体，研究其权益保护（张敏杰，2004）。而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合情况却鲜有研究。因此，这篇通过调查解析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作品具有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作品2一定的时效性与创新性。此处，融合度指一个群体融入另一个群体社会生活的现状和意愿。笔者将其操作化为社会距离，对彼群体生活空间的认可程度以及在该空间内的满意度。其中，社会距离（SocialDistance）是指“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Bogardus，1925)。具体操作请见下文“关于问卷”部分。基于以上种种，笔者以海淀区农民工小样本为例，对该地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进行抽样调查，通过对当地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进行测评，剖析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种种因素，借此提出自己的见解，期望能为未来政府相关部门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工作带来一些启示意义。三、关于样本：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见附录一、二）与访谈相结合的手段，对北京市海淀区农民工以及城市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由于在研究之初，笔者已经查阅了大量资料，且对农民工群体概貌有了大致了解，所以，出于对研究目的的考虑，本次调查抽样以目标式抽样(JudgmentalSampling)为主。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在抽样过程中,对于5人或5人以内的小群体，随机抽取其中一人作为调查对象，对于5人以上的群体，随机抽取其中2人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农民工与北京市居民各采集有效样本48个，总计96个。样本概况如图表1、图表2所示：图表1样本性别年龄构成性别年龄构成（岁）男性女性≤2021-3031-4041-50≥51农民工33154231362城市居民19297481316图表2被调查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状况EDUCATIONALLEVELOFPEASANT-WORKERS6.25%14.58%60.42%14.58%4.17%不识字或识字很少IlliterateorSemi-illiterate小学PrimarySchool初中JuniorMiddleSchool高中SeniorMiddleSchool大专及以上JuniorCollegeandAbove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作品3无可否认，样本的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但是，从样本统计情况来看，无论从性别比、年龄构成还是受教育水平上，都与北京市农民工概况基本一致[2]，所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问题。四、关于问卷：本调查的问卷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层次理论为主线。马斯洛将需求分为以下五种，按照高低层次与先后顺序，分别为：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Need），安全需求（SafetyNeed），社交需求（CommunicationNeed），尊重需求（EsteemNeed）和自我实现需求（Self-actualizationNeed）。据此，笔者考虑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方面编制问卷，以期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有一个综合、整体的把握。其中，社会距离量表的改进与使用，也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为了测量农民工融入城市居民群体生活的意愿，笔者从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双方面着手，进行了双向度比较研究。在设计问卷时，嵌套了鲍嘎德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SocialDistanceScale)。通过调查之初的访谈和大量资料的研读，设置了强度依次递减的六个项目。同时，为了更加精确地描述社会距离，笔者将鲍氏量表与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相结合，即，赋予每个项目下的选项以不同的分值[3]。因为鲍氏社会距离量表的项目在强度上有差别，即如果某人针对某种强度的项目选择了愿意，那么，从经验上看，他（她）通常都会接受此项目之后的所有正面项目，否定此项目之后的所有负性项目。所以，修正后的鲍氏社会距离量表能够较为准确的描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对于对方群体的社会距离。最后，将各项目分值进行累加，用30（30=5*6）减去累加值，就得到社会距离值。下面就是笔者对本次调查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五、调查结果分析不对称的社会距离为了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笔者考虑从反面着手，即通过测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SocialDistance)，进行双向度的测量与比较，来考察农民工融入城市居民群体生活的意愿。而对社会距离的测量则采用修正后的鲍嘎德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SocialDistanceScale)。具体操作步骤见前文“关于问卷”部分。调查结果如图表3所示：图表3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比较社会距离值NumberMaxMinMean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社会距离482409.12农民工对北京市民社会距离4824012.78[1]由于本次调查系笔者一人完成，在经费和人力方面难免受到限制，所以，样本的覆盖面只限于海淀区。[2]参照数据来自中国广播网2005年6月4日消息《农民工已是首都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3]考虑到项目的语意差异和正负方向，正面项目的选项依次赋予5、4、3、2、1；与之相对应，负性项目依次赋予：1、2、3、4、5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作品4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在社会距离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前者对后者的社会距离显著大于后者对前者的社会距离。即：农民工融入城市居民生活社会生活的意愿较之于后者要小。此差异也可以通过如下的图表4反映出来：图表4问题肯定选项(%)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对方相处时，他们是否感觉到不自在？16.6747.92您觉得您和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心理隔阂？27.0887.50那么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何以会呈现出如此强烈的不对称呢？为什么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作用在农民工这里会被放大呢（我看人看我——费孝通）？笔者认为，因为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适应性问题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诸如身份歧视，人际关系冷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等。尤其是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这些负面报道很容易产生刻板效应，使农民工群体产生一种先验的感觉，将城里人刻板为冷漠，不近人情。由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才会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态势。可见，提供更多的沟通机会，促进二者对彼此的了解，是解决这种不对称社会距离的关键，同时也是促进融合的有效途径。交往片面：局限于同质群体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农民工离开乡土社会，进入城市，必然面临着一个角色的重新建构与扮演的过程。城市的社会规范，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等都需要农民工去学习，去适应。如李汉林所言，人们的社会化所走出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由单纯的与同质群体的互动逐步扩展为与异质群体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扩大交往和加深相互间的理解[4]。因此，融入一个异质群体之前，首先应该能够适应并融入到自己所处的内群体，在同质性群体中获得情感与物质支持，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据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流入城市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老乡亲友引导[5]，而由于种种因素，农民工的交往圈子往往局限在老乡与工友构建的内群体之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熟人社会”。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具有群聚的本能，并希望在群体中满足其各方面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自尊的需要等等[6]。因此，当农民工首次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可能会遭遇通常所说的“文化震惊（CultureShock）”。所谓文化震惊是指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当他初次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4]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R].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北京：2002[5]“目前工作以何种方式找到？”在818位调查对象中，有612位现在已有工作，约占总数的75%；412人现在的工作是老乡亲友介绍的，占50%。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赵树凯针对818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的评点。[6]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8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作品5的压力[7]。在这样一种压力下，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依赖自己所属的同质群体，即建构于地缘、业缘关系之上的内群体或者熟人社会，在该群体内构筑较为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获得安全感，归属感等等。而根据笔者的调查，在融入了以地缘，业缘为基础的内群体之后，农民工却很难再发展与异质群体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当适应了同质群体内的规范、准则之后，农民工很难再突破熟人社会，融入到异质群体之中去。在身份认同上，相当比重的个体已经完全形成了身份认同，认同自己为这一群体的成员了。如图表5：图表5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选项您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农村人半个城里人说不清数目232113此外，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圈子非常狭窄。往往局限于基于地缘与业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小群体里，或者称之为农民工的内群体。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往往局限于雇佣关系，缺乏更加深入的互动。如调查显示，农民工在身处困境时求助的往往是熟人社会这个小圈子，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所他们认可的亲密关系也往往在这个圈子里构建。如图表6：图表605101520253035遇到困难找谁帮忙最亲密的人是谁遇到困难找谁帮忙291102123最亲密的人是谁32900007老乡工友雇主政府媒体当地朋友其他虽然强关系[8]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