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全新战争观

大国强军攸关中国命运：21世纪的全新战争观刘涛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具体说来，战争具有内在的特征和规律，是可以去掌握和把握的。克劳塞维茨堪称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全面完整研究战争独特形态和运行规律的军事家，同时克氏深刻认识到战争本身尽管有其特定的逻辑规律，但是战争的发动和实施却必须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笔者认为，在对战争和军事的研究过程中，抽象和哲学的思维非常重要，归纳和演绎的手段也有助于我们在宏观层面探求现代战争和现代军事的规律。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军事理论的支撑，我们就会停留在对单一事件分析和简单描述性的层面上，从而失去对世界政治大趋势和世界军事大趋势的深刻把握。美军在1993年推进的新军事革命时面临的就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国际政治经济的空前变局，新时代要求新思想、新观点、新哲学观和新理论，因此在当时的美国，包括中高低各个级别的军官纷纷撰文探讨分析美国的未来军事学发展之路，并力求对最根本的问题作出回答：“美军要与谁作战？”，“美军的敌人主要是谁”等。在全球化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人民解放军要与谁作战？我军在新时期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什么？我军的主要敌人和对手在哪里？”我国军事界紧跟美国的新军事革命带动着的全球主要军事强国的新军事革命浪潮，也在军事技术、军事战略、军事思想、军事编制等领域沿着世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并根据我国国情进行着战略性变革，以适应新时代军事战争的需要。同时，我国军事研究领域也充分认识到军事理论的划时代的意义，提出了军事理论对我国未来军事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军事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新军事思想，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在整个军事研究中还缺乏完整地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冲突、国际社会运行机制和世界社会的大趋势等角度来建立军事社会学和军事政治学的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功能分化的社会，各个学科都建立了自己的内部复杂性和规律性，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高度耦合的社会，各个分化的学科在尊重各自内部研究规律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学科间的相互连接，同时实现了各个学科的相互配合和跨学科联系。军事技术、装备、编制和各军种之间的协调关系等当然属于军事系统内部的研究，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忘记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和军事的基础论点，那就是战争和军事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军事问题从本质而言是国家政治问题的延续，对现代社会来说，又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延续，同时，军事和战争是同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问题息息相关的，军事系统就其单独的系统角度而言，是不能凌驾于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之上的，而是实现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因此必须从更广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军事和战争，从而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带来重大助益。21世纪的战争新形态要根据21世纪新的国际政治局势和新世界大趋势建立相应的新战争观和新军事理论，就必须对当代国际局势有一个根本而又深刻的认识，“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趋势是什么？是按照什么原则和机制而运作的？当今世界和19世纪、20世纪的世界究竟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如果我们对当代国际政治运作缺乏一个带有分析框架的理论认识，就可能脱离现实，而陷入瞎子摸象的境地。笔者在《中国世纪》的第二章大国国际战略的三篇文章中提出了由笔者自己构建的认识国际关系的理论——分层分化理论，根据该理论，笔者认为，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开始按照“系统功能”分化成为政治、经济、货币金融、能源、文化和理念及意识形态等各个不同的系统，而系统分化的趋势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推进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各个系统的分化，使得国家不能再以“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眼光来看待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根据各个功能系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联盟圈、经济贸易圈、地缘政治圈、地缘经济圈、币缘圈（货币地缘圈）、文化圈、理念和意识形态圈等。在同一个圈内，任何一组两个国家的关系可能是“和合”、“竞争”和“竞合”（竞争合作）的复杂关系。两个国家在一个圈内是竞争关系，而在另外一个圈内可能就处于合作关系。比如中美两国在政治领域是“竞合”关系，在经济和币缘领域里是处于巨大的合作和利益相关的关系，在能源领域里处于既冲突而又合作的关系，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双方又处于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关系。面对如此空前复杂的关系，很难再以单纯的“好”和“坏”来形容复杂的中美关系，所以我认为整体上的合作或是整体上的冲突在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不能描述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使是美欧这样貌似盟友的关系也是随着功能领域和功能圈的不同而产生非常多元复杂的关系，比如双方在文化、理念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更多的“认同”与“合作”的关系，在“经济”、“国际政治领导权”领域内则更多处于“竞合”关系，而在“币缘”领域内则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冲突关系（美元和欧元的世界霸权之争），而在“能源”领域也存在着复杂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根据复杂的功能分化和功能圈，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两组国家的关系都不能说是完全的盟友的关系，但更不存在着像一战和二战时期那样完全敌对的关系。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国家之间利益的深深整合以及跨国企业展开的全球布局，让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深深交织结合在一起。不同国家即使在某些领域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又会由于在更多领域里的利益结合而让不同国家间的冲突始终不会上升到“总体性冲突”的局面。分层分化理论不仅认识到国际社会各个功能系统相互分化这一事实，同时还认识到各个功能系统是不平等的，而且系统的功能分化的界限是可以相互渗透、穿越和操纵的，而某些系统更加深刻体现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比如货币金融系统中的货币主导权就攸关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而理念、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大多提供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的思想武器，利用这样的思想武器，发达国家得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其权力结构、经济利益和货币霸权。所以，各个系统的关系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按照层次的不同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货币金融和经济利益常常可以凌驾到其他系统之上，实现对其他系统的操纵，从而最终达到维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货币霸权的目的。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7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走上了脱离物质化生产的道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到的资本——商品——资本（赢利）的循环逐渐被资本——资本（赢利）的循环所取代。由于省去了中间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重要环节，主要工业国家的生产领域全面转移到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结合最优的国家（比如中国），因此，发达国家生产领域出现了“空心化”、工业领域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特征。美国利用其美元世界货币的独特优势，开始走向了用美国虚拟资本交换东亚国家和其他门槛国家的实物产品的道路。美国利用其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大量吸引东亚美元和石油美元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这样，美国得以利用资本市场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下的逆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开始逐渐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对于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强国来说，其根本国家利益就在于对世界霸权货币符号的追求，在这个符号世界里，哪个新兴强国取得了符号的定义权和符号霸权，就能颠覆另外一个霸权的根本运作基础，等于是釜底抽薪，这也是笔者反复强调为什么货币金融系统领域对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经济体而言，远较其他系统更为重要。所以，该理论对国际关系作了两个向度的界定：一个向度是分化，国与国的关系出现了按照领域不同而功能分化的现象，简单线性的国家关系已经不存在了，而替代的是各个系统内不同的和合——竞争——竞合——冲突的关系；第二个向度是分层，一些系统对于强国的竞争来说具有更加本质的意义，而另外一些系统领域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实现利益操纵的工具（比如媒体）。针对国际社会关系的运行机制和规则，作者也在两本专著《中国崛起策》和《头等强国》里提出了国际社会具有不同的规则运行机制，它们包括丛林规则、大国均势规则、现代文明规则和后现代规则。前两个规则更多反映的是二战前的世界，国际社会是一个群龙无首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强权和大国特别是霸权大国还是根本决定了国际关系的走向，大国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小国往往是国际政治权力的被支配者和弱者；而后两种规则体现了二战以后的世界，国际文明规则、国际组织机构、国际法、现代文明理念特别是人权和民主等价值观在发挥作用，大国的权力也部分受到国际机构和普遍人权观念的约束，大国发动战争也必须寻求世界社会舆论的支持或者说是联合国机构的支持。因此，国际关系的确出现了文明化、理念化、法治化和规则化的基础特征。然而笔者多次指出，现代世界是个超级复杂的世界，也是多种运行机制在共同发挥作用的世界，以上提到的四种机制在现代国际社会都普遍存在，在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似规则化的文明世界其实还是被强国的利益形塑着，比方说，联合国既可以看成是一个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构成的文明机制，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却始终摆脱不了强权的因素（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另外一些看似中立的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直接体现了美国的利益。建立了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析，我们就能够对二战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世界军事领域的重大发展和战争形态的剧烈变化做出更加深刻和准确的把握和分析了，而这样的分析为未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以及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军事革命，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国防观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以上的国际关系的分层分化理论和四种不同规则的分析，笔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在二战以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根据国际关系的分层分化理论，现代世界凡是融入了世界各个功能领域的任何两组国家的关系将不再构成整体意义上的“联盟”或整体意义上的“敌对”关系。因此古典意义上的，一个国家动员所有资源和力量去消灭、削弱或是吞并另外一个国家的状况在逐渐递减，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更是大幅度减少。注意这里强调的是融入了世界各个功能领域（如政治、经济、贸易、货币金融、能源）的国家，我们不妨笼统地称那些加入了世界市场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国家为中心国家，排除在世界市场体系和贸易体系之外的国家为边缘国家。由于中心国家之间关系的超复杂性、过度联结型、过度整合性和过度依赖性导致了中心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势必将威胁到整个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安全，因此这样的战争在全球化的世界、在高度分层分化的世界几率非常微小。“蝴蝶理论”假设的是：如果东京一只蝴蝶扇一下翅膀，那么就可能在北京引起一场风暴。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微小的因素引起气流的改变，最终导致了环环相扣的气流变化，终于在气流变化累积的情况下在异地引起大风暴。这是分层分化理论下的全球化的世界非常生动的写照，一个融入世界市场的中等国家的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崩盘都可能跨越国界引起世界各地的金融风暴，又何况一场总体化的战争呢？这里所提到的两个国家的不再会发生总体性战争，重点指的是融入了世界市场体系、融入了分层分化世界的中心国家，而不是指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或是边缘和边缘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总体性战争。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美国两次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心国家和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的边缘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在基本排除在世界贸易体系的非洲大陆（除了较为发达的北非马格里布国家和南非以外），在许多国家之间还存在国家间的战争，比如厄立特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乌干达和卢旺达之间的边界战争，以及其他非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属于边缘与边缘国家之间的战争。由于排除在世界经济的利益圈之外，边缘国家和中心国家没有形成各个功能系统领域内部的高度利益整合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在整个国际格局之外，并没有给世界带来重大震荡。必须认识到的是，即使边缘国家之间的战争演变成为两个国家全面开战的几率都越来越小，一般当战争延续到一定时刻国际机制就会出来介入、调解和斡旋，国际现代文明规则就会在形成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之前进行广泛地干涉。因此，以暴力逻辑达到完全消灭对方的传统战争形态，或者说是吞并国土、吞并敌国的财富和奴役敌国人口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