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城市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1再谈“城市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梁鹤年加拿大2014年8月摘要继“城市人”一文（《城市规划》，2012年第7期）本文讨论“城市人”规划理论的价值观、贡献和实践。它的价值观是以人（人性）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和亚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共存的平衡”。它的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它的实践集中于一个上令下达、下情上达的民主规划机制。2FurtherDiscussiononHomo-urbanicus:Human-basedUrbanizationHok-LinLeung,Queen’sUniversity,August，2014Thisisacontinuationoftheearlierarticle“Homo-urbanicus”(CityPlanningReview,2012,#7).“Human-based”referstoavalue-orientationtowardshumannature,bothitsrationalandmaterialdimensions.DrawingfromAristotle’s“Statewasformedtomakelifepossible,itexiststomakelifegood”,andAquinas’“NaturalLawofbalancingself-preservationandliving-with-others”,thisplanningapproachispredisposedtodemocraticdecision-makingandcanfacilitateboththemarketandgovernmenttomovetowardanefficientandequitablecity.3《城市人》（Home-urbanicus）一文（《城市规划》2012年第7期），引起不少同行注意，对“城市人”规划理论的开发提出不少建议，可归结为三类：1、“城市人”规划理论的价值观是什么？2、对城市规划有什么贡献？3、怎样去实践？先回顾下《城市人》一文的摘要，如下。经济学的“经济人”和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科学”启发出“城市人”理念——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以下简称为空间机会）的人。规划工作是匹配“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我在《城市人》一文用“人种结构”不大切题】和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的理论砌块。在“旧概念与新环境（三）：亚里士多德的‘变’”（《城市规划》2012年第9期）我又演绎了“城市人”的典型类别以及各类“城市人”的基本属性和偶然属性；谈了城市现象变化的因果（“潜质”到“实现”过程中的因果链带）和规划的杠杆——以人为本（以人的本性和人类的共性为本）。此外，也点到了“城市人”应有的好习惯、规划者应有的美灵魂。城市规划理论的定义先让我表白对“城市规划理论”一词的解读，可分为“城市”、“规划”、“理论”三部分。41.“城市”，在城市规划的字典里，都是引用英语的“urban”(urbanplanning)或“city”(cityplanning)。“Urban”与“city”来自不同字根，带有不同意识。“Urban”出自拉丁文“urbs”，指一个有城墙的城市，以帝都罗马城为首；更常用作形容词，指一种带有城市气质（时髦、人工化、吹毛求疵）的生活方式。“City”出自拉丁文“civitas”，指人类聚居之所，规模无分大小；也指“公民”（citizen），特别是公民的权利和公民的结社（城邦）。我喜欢“city”的字根，因为它跳出以人口和空间规模去定义城市的桎梏，并突出“以人（居民、公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文“城市”一词以“城墙”和“市集”去定义城市，聚焦于建筑形式和经济活动；又以“农村”去对应“城市”，也就是以产业类型（“非农”）去定义城市。我关注的城市（city,civitas）是人类聚居之所（人居），不管是什么人口规模、建筑形式、经济模式或生活方式。这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思路：“城市，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于，什么是生活得更美好，美好生活与城市和城市规划有什么关系乃就是“城市人”规划理论的主题了。2.“规划”，作为名词，是未来行动的指导方案；作为动词，是制定和实施这方案的程序。“城市规划”，作为名词，是人居空间（土地）使用和分配的指导方案。我关心的是人居空间的使用和分配与居民（公民）的需要和权利之间的对应。人类的空间适应力虽然很强，但可以享受的空间总比须要忍受5的空间好。创造可以享受的人居空间也应是城市规划的使命。因此，“城市规划”作为动词，就是鑑认人居与居民之间的张力所在，然后制定目标，设计方案，选择方案，实施方案，监测反馈，务求舒缓张力，提升享受。3.“理论”有三类：描述性（经典是伯格斯的同心圆城市、霍伊特的扇形格局城市）、解释性（经典是林奇的《城市形象》、亚历山大的《城市不是一棵树》）、指导性（经典是弗里德曼的《公家规划：从知识到行动》、福雷斯特的《面对权势的规划》）。现今的城市规划理论大部分来自西方，特别是英语文明，而绝大部分是指导性理论——应该怎样做。但是没有正确的描述和合理的解释为基础的指导性理论是不科学的，往往只是意识形态的武断，怎可以作为规划行动的导航。我们所见所闻的是城市现象，是种“事实”（facts），从汽车数量、流量，到通勤时间，从人口数量、类别到市区面积，形形种种，可以描述，甚至量化。这些事实的本质（如通勤时间如何反映通勤者对时间资源分配的比重、市区面积如何反映城市土地资源使用的效率）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如汽车数量与通勤时间的关系、人口数量与市区面积的关系，以至汽车数量增加与市区面积扩大的关系）是事实底下的真相（reality）。“真相”（特别是因果关系，causality）只可以凭理性去推断，但“事实”（包括相应关系，correlation）可以帮助检验6理性判断的可靠程度。这也是科学的正确意义（有关“事实”与“真相”的分辨，我在“旧概念与新环境（七）：笛卡尔的天赋理念【《城市规划》，待出版】一文中会有较详细的讨论）。举例，人口数量增加（事实）与市区面积扩大（事实）有相应关系，而大部分人更相信两者之间有因（人口数量）果（市区面积）关系。可是，家庭电冰箱数量增加（事实）与市区面积扩大（事实）也有相应关系，但谁会相信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事实不是真相，虽然它会刺激我们去思考真相、帮助我们去检验真相。理性（逻辑、概念）才是发现、发掘真相之途。为此，正确的描述事实和理性的推断真相应该是指导性理论的基础。“指”是目标的选择；“导”是行动的选择。指导性理论首先需要通过评价城市现象（如通勤时间太长了）去决定规划目标（如削减通勤时间）。这些决定是含有价值观的（如什么通勤时间是太长？为什么要削减通勤时间？）。然后，推断城市现象的因果关系（如通勤时间是果；汽车数量、道路设计、驾驶技术、土地功能部署等是因）去选择可用和有效的因果杠杆作为规划行动的导航。这些选择是功用取向的（如土地功能部署是最合用及最有效的规划杠杆；道路设计是有效杠杆但不全是由规划决定；汽车数量是有效杠杆但规划的支配能力有限；驾驶技术就全不是规划可用的杠杆了）。7综合以上，我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前提和使命的解读为：城市是个现象；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现象的评价和处理；规划理论是城市规划的理据支撑。一套完整的规划理论有四个部分。（i）描述城市现象。这要符合“事实”（facts）。（ii）解释城市现象（果）的成因（因）。这要符合“真相”（reality）。（iii）评价现象的好坏，也就是对果的取舍。这是道德性的决定。（iv）设计有效手段（因）去改变城市现象（果），也就是牵动可用和有效的因果链带。这是技术性的选择。“城市人”与“经济人”的“理性”“城市人”的理论参照是“经济人”。但“城市人”与“经济人”的理性有共通处也有不同处，至使以“城市人”为理论砌块的城市规划理论和以“经济人”为砌块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理性经济人”的定义是：一个身不由己的，以最小气力、最少牺牲去换取最大所需、最多方便、最大享受的人。”（出自穆勒，J·S·Mill，1806-1873，英式自由主义的祖师爷）。这个“理性”，结合来自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的光环，产生出一种以“自利”为基础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自利”是道德的，因为它会带来公益（当然，这个“公益”是指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完全不考虑财富的分配）。但是，损人的自利又怎样？于是西方经济学发明一个“开明自利”（enlightenedself-interest）的理念：一个开明的自利者知道损人是不利自己的。开明自利就是在某程度上考虑别人的权利。为此，“经济人”的理论虽然是建立在自利之8上，但也权宜的考虑别人的权利。但是，这个“开明自利”的说法给以“理性经济人”为砌块的经济理论很多烦恼。首先，“理性经济人”追求的所需、方便、享受当然是主观的，但是不是都是利己的？当他为亲人、为朋友、甚至为社会的所需、方便、享受去争取时他还是不是个“理性经济人”？经济学的妥协是把“利己”的意义扩大，把为亲人、为朋友、为社会都演绎为“为己”的延伸。也就是说，最终都是为满足自己，包括“精神”享受，因此也算是“利己”（“己”的定义由实在的物质层面走上无边际的精神层面）；或是方便自己“基因”的延续（selfishgenes），也可以说是“利己”（“己”的定义由实体的个人层面走上生物进化的层面）。这样，“追求私利可达公益”的“公益”就是“利己”与“利人”的总和。“公”与“私”的分别全无意义了；“追求私利可达公益”的道德光环也暗淡下来了。但经济学理论也改变了调子，把效率与分配分开，聚焦于“理性经济人”对经济效率的贡献。这可以解读为：“无论理性经济人追求的所需、方便、享受是为了谁，他以最小气力，最少牺牲去换取最大所需、方便、享受仍是提升经济效率的不二法门。”这可分两方面讨论。1.“经济人”是否在追求最大经济效果（所需，方便，享受）？有理论家（如西门，HerbertSimon，1916-2001，创出“有限理性”概念，BoundedRationality），指出“经济人”理性的认识到他的知识有限、记忆有限、对拿到效果的慨率的预测9能力有限，因此他只求满足（satisficing）而非“最大化”（maximizing）。也有理论家（以亚罗，KennethArrow，1921—，为代表）指出“经济人”有“躲避风险”（riskaversion）的倾向，选择的往往不是最大的效果而是风险较低的效果。2.经济学理论以“竞争”（自由经济）为提升经济效率的基础条件。西方向我们积极推销自由经济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佳办法，但又同时承认自由经济不保证财富的公平分配。我们信以为真，决定先引进他们自由经济的效率来创造财富，然后用我们社会主义的公平来分配财富。中计了。自由经济是不公平，但更要命的是它不效率。理论上，竞争能够产生“效率”是因为优胜劣败带来效率的经济分工，创造出最大的社会财富。但此中有两个逻辑死结。（i）大自然的弱肉强食中，小鱼成为大鱼的营养料，全无浪费。自由经济的优胜劣败却是大量浪费。失败者卖不掉的产品、投下去的资源全部作废。（ii）失败者（包括所有员工）的生计无着，需要社会照顾（包括对企业的照顾，叫corporatewelfare）。竞争之中，肯定是胜少败多，因此社会的负担很重。西方社会强者逐利带来的浪费，弱者求存所需的福利都是由世界其他80%的人口以他们的廉价劳动力、贱价自然资源、无偿生态环境去为他们埋单的。若是全球跟上西方，谁来埋单？况且，自由竞争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难道工业革命之前就没有丰盛时光？10此外，自由经济的另一个悖论是自由竞争的条件是政府少干预，所以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效率。“计划”与“规划”在英语是同一个词——planning。到今天，美国仍有不少人（包括学者）把城市规划视为社会主义入侵